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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宋诗研究的对话

时间:2009-8-8 16:55:50  来源:不详
、“形象”的生动、意境的空灵,我们也要跟着宋人去做“奇特解会”。有几位同志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葛兆光、周裕锴吸收了一些“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的观念方法,与我们的诗话材料结合起来,讨论宋诗的艺术特征与成就。记得周裕锴先生有篇《语言的能力——论宋诗话语言结构的批评》,就是用“新批评”、“结构主义”的理论来阐释宋代诗法。葛兆光先生有关唐诗、宋诗、白话诗异同关系的文章也成功地活用了语言批评的思路。有些论著并不明确地采用什么西方理论,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如砺锋先生讨论黄庭坚诗句法生新、对仗求远、章法跳掷等,说法是传统的,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台湾的张高评先生也主要是从诗话中引证材料进行阐说,也很得力。
  莫砺锋   我们说“生新”,西方说“陌生”;我们说“含蓄”,他们说“含混”;我们说“对偶”,他们说“并置”,如果只是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没有必要弃中求外、刻意标新立异。当然,有新的含义,就另当别论了。
  程  杰   宋诗的艺术成就有待深入研究。不能被某种流行的观念束缚视野。其实,任何诗歌观念都是在一定创作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有各自的道理,但都是相对的,只适用一定的范围,有各自认识上的“盲区”。文学是不断发展的,对文学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新的观念还会不断出现,但也都只是盲人伸向大象的手。宋诗的特征,宋诗的成就,到底如何去认识,去把握?观念和标准既然是相对的,是否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比较开放的观念,灵活的标准,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得到肯定。我们要的是具体研究,深入研究,不是浅尝辄止,更不是简单否定。在此基础上是否“出乎其外”,有一个综合的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指向,是否这种综合和超越就趋近于所谓宋诗的本质?是否这些要作“奇特解会”的表现方式与唐诗之“情感”、“形象”貌离而神合,有着艺术本质上的统一性?它们又是如何统一的?这些问题是宋诗研究中应予考虑的。结论是肯定的,关键是如何认识。不管是作品分析、作家研究、流派研究,都要留意这些问题,不能孤立起来,各自为政。细致而不是琐屑,深入而不是封闭。宋诗研究的意义不只在宋诗本身,“情感”、“形象”、“比兴”这些以往建立起来的标准不适用的地方,正好可以发现问题,引起思考,解决问题,总结提高,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诗歌、对文学的理论认识。
  陶文鹏   研究宋诗的意义,不只是文学史的内容,对文学理论将有很多启发,如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理性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我觉得,要建构完整的中国诗学,宋诗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和范本。离开宋诗的实践,中国诗学就是不完整的。
  莫砺锋   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很突出,正反两方面都值得总结。
  三、展望未来:方向方法
  陶文鹏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研究宋诗远不止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而是应该大张旗鼓,自觉大有作为,也深感任重道远了。下面我们是否反观自身,看看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有哪些明显的不足,亟待改进,或者说站在世纪之交,感应时代趋势,把握学科脉搏,对宋诗研究的前景或走向是否可以做些预测?
  莫砺锋   宋诗研究有哪些不足?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了。由于基础差,起点低,整个宋诗研究的学术水平仍较低,我想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跃进,因为这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唐诗研究达到今天的水平,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全唐诗》编成至今已有三百多年了,学者对它的考订工作至今尚未结束。《全宋诗》还刚刚草创,数量巨大远远超过《全唐诗》,宋人诗集中张冠李戴的错误又特别严重,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恐怕是不可能达到正在重编的《全唐五代诗》那样的学术水平的。幸好学界对《全宋诗》很关心,增补订伪工作已有人在做,青年学者胡可先就很注意这件工作,已发表了一些订正错误的文章。
  陶文鹏   我们《文学遗产》还发表了房日晰、张如安等人的辨误文章。
  莫砺锋   我认为宋诗研究的不足不是体现在某个局部,而是全局性的。它虽然不是一块处女地,但仍是一片开垦未久的沃土,值得我们投入较大的力量。
  程杰   我很赞成莫先生这个判断,宋诗研究的不足,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需要投入,要有人去搞,要有项目经费、出版力量的支持。唐诗研究大家多,声势旺,能吸引更多的参与、支持,似乎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而宋诗研究远不是。
  陶文鹏   与研究宋词的人相比,研究宋诗的人也显得太少。从我们编辑部这几年的来稿看,宋词的稿子太多,而诗文的稿子相对就少得多。
  程杰   这种情况一时也难以改变。传统学科吸引人才越来越难。我们这一代,四五十岁的人,虽不能断为是最后的“守望者”,但如今二三十岁的多另有高就,这不能不影响研究队伍的建设。这是整个古代文学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宋诗研究“平反”有年,而收获欠丰,声气难旺,与整个学科后续力量不足有很大关系。
  莫砺锋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所共有的,但它对宋诗研究的害处更大,值得说一说,这就是陈陈相因的问题。有些人写文章,根本不顾学术界的已有成果,只管闭门造车。有的问题学术界早有新论,早已超越了或是推翻了旧说,但还是不断有人针对已被否定的旧说大写翻案文章,尤其是针对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论著大声疾呼。你如果光看他的论文,还真觉得挺新颖的,但是一查资料,就发现他的论点早在十年前就有别人论证过了,甚至所用的材料、论证的方法也大同小异。这实在是对有限的研究力量和发表阵地的极大浪费。家底本来就不大的宋诗研究,经不起这样的浪费。所以大家都应该多注意学术动态,避免重复劳动。当然,也许是有人故意不理睬已有成果,或明明有所借鉴也假装未曾寓目,那就更不可取了。
  程  杰   是否考虑一些具体对策,形成一些规范。比如投稿要附一个关于前人成果回顾、本文目的意义的说明,便于审查,或者要求论文开头就要有这样的说明,最后有一个明确的结语。当然这有八股之嫌,又是个治标不治本的馊主意。
  陶文鹏   这是个学风问题、文品问题。近年这方面的呼吁是较多的,也可谓是怨声沸腾。世风讲整顿,学风更多地需要的是自觉。讲自觉,讲自律,讲品格,讲良知吧。下面我们是不是展望一下,今后的路怎么走。
  程杰   关于宋诗研究的展望,1991年在与秦寰明合作的《述评》最后,我们呼吁开展作家、作品、流派研究;呼吁拓宽视野,争取深度;呼吁文化学、价值学的研究;呼吁诗词文之间的生态关系研究。从那以来的七八年间,虽然各方面都有一些新收获,但整体薄弱的情况没有得到多大改善。我自己也没做出什么有力度的东西,还是说共勉吧。
  莫砺锋   宋诗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恐怕很难预测,也不宜事先规划。不过也不妨谈谈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研究者各有各的特长和兴趣,当然可以自选研究课题。在宋诗范围内,好像也没有哪方面已研究得很全面、很透彻了,所以从宏观到微观,从考证到理论,什么文章都可以做。但从全局来看,似乎当务之急尚不是对宋诗作全面的、整体的理论探讨,而应该先把力量集中于文献研究。除了编好《全宋诗》以外,一些重要诗人的别集需要整理。编年、校注的工作量很大。在这方面,朱东润、白敦仁、钱钟联三位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应该有更多的人来继承他们的工作。关于宋诗的研究资料也需整理,宋代诗话的整理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最近又出版了程毅中先生主编的《宋人诗话外编》,还有好几种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已经问世,但还有进一步发掘整理的必要。所谓个案研究,不一定是题目很小的微观研究,也可以做一些宏观性质的专题研究,例如宋诗分期的研究,如何分期,各个时期的特点是什么。
  陶文鹏   唐诗“分期”,已有深入的分析把握,宋诗这方面的情况还很模糊。
  程  杰   有些还是简单地套用唐诗学传统的“四分法”。
  莫砺锋   还有宋诗流派的研究,无论是流派自身的情形,还是不同流派间的关系,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程  杰   宋诗是很有时代特色的,课题有一些独具的优势,比如思想内容就可以大做文章。
  陶文鹏   宋诗有丰富的人生哲理内涵,反映了士大夫复杂、深邃的心灵世界,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其中都有深刻的投射、渗透,有丰富的思想资料。饶宗颐先生说二十一世纪的诗词要走形而上的路,宋诗就充满了形而上的意味,有待专题研究,深入挖掘。
  莫砺锋   宋诗研究也应特别重视“外向型”比较研究,比如宋诗与唐诗的异同,虽然是个老课题了,但仍然是不够深入的,好多论述还停留在印象性描述上。宋诗与宋词、宋文的关系更是值得深入探讨。
  程杰   外部关系也是宋诗弥足称道的优势,宋代文化高度繁荣,诗歌与其他文化层面关系紧密、内容丰富、材料直接,有很好的研究前景。陶先生您就很注意诗与画关系的研究,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诗画一律论”,这一中国特色的诗画关系论,就是在宋代诗歌与宋代绘画共同发展、互相影响的基础上逐步明确起来的。
  陶文鹏   诗歌与理学、禅宗、道教、书法、绘画、音乐、戏剧、小说、园林种种关系都需要展开研究。台湾张高评先生对宋诗与戏剧之间的关系曾有精彩的论述,我本人也计划就诗歌与绘画、诗论与画论之间关系进一步做些思考。
  莫砺锋   我在这里还想强调一下作家作品研究,文学的研究要落实到文学本身。不论是苏、王、黄、陆等“大家”,还是梅、欧、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范成大等“名家”,目前对他们的研究都是不够深入的,更不用说其他诗人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努力做好各种个案研究、各方面的专题研究,积以时日,有了一定数量的成果积累之后,对宋诗总体特征的认识将会提高一个层次。
  陶文鹏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西方很多理论被引进人文和社会学科,古代文学研究也受影响,不少中青年学者试图运用这些进口的理论来解决问题,拓宽了学术视野,提高了理论思维能力,学科的某些方面也确实得到了深化,当然其中也走了不少弯路,有一些教训。刚才也提到宋诗研究中有同志引进了一些新观念、新思路,是否就这个问题再展开来谈谈呢。在这个问题上,从大的方面说,我个人比较赞成袁行霈先生说的三个落实,就是不管用什么学科、什么方法,最终要落实到文学本位;不管它来自何处,最终要落实到民族本位。
  莫砺锋   说到方法,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方面作太多的争论,方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是无所谓的。如果运用新的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问题,说明问题,哪怕这种方法是大家很陌生的,又何乐而不为呢?相反,如果传统的方法仍很管用,仍能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又何必要弃之如敝屣呢?有些人总喜欢把自己的方法看成是最好的,动不动就声称“超越”了别人的方法或模式。其实成果的学术水平有高下之分,可以超越,而方法是谈不上什么超越的。对于宋诗研究这块还没有充分开垦的学术园地,各种方法都可以有施展身手的空间,是可以并存共荣的。
  程  杰   莫先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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