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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世纪宋诗研究的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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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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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断代。传统的做法是把五代诗归于唐诗，宋诗则从陈桥兵变以后算起。然而正像前人所指出的，唐诗与宋诗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唐代的杜甫、韩愈创了宋诗的某些渊源，而宋代的西昆体、陆游、杨万里、“四灵”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复归唐风的倾向。这样，究竟以哪些诗人作为唐诗的代表，又以哪些诗人作为宋诗的代表来比较呢？也许较多的人同意以苏、黄作为宋诗特征的代表。那么唐诗呢？就成就大小而言，当然应以李、杜为代表，可是宋人不一定这样看。南宋的叶适就说过，“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他认为宋人学杜，所以与唐诗异趣了。闻一多先生论诗史，是把唐代天宝末年作为界限的，他认为初唐都属于前期，而中、晚唐则与宋诗一样属于后期。如果我们采取这种观点，那就不能把杜甫和中、晚唐诗与宋诗相比来揭示宋诗的特征，因为这两者间的关系应是大同小异。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采取这种观点，但至少应该考虑到具体的、复杂的情况，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几个例子就轻易作出结论。
程杰 有比较才有鉴别。宋诗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说存在于与汉唐诗歌的比较之中。典型的宋诗，或者借用西方学者韦伯的说法，宋诗的“理想类型”，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抽象存在于具体，而不等于具体。认识上不能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但理论上的概括和抽象又不能脱离实际。宋诗的本质特征应放到唐宋诗演进嬗变的整个过程中去把握，要充分考虑到宋诗创作各个阶段和层面的情况，甚至还要联系宋以后“唐宋诗之争”的情况。比较，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上广泛进行。只有在唐宋诗演进嬗变过程比较清楚，各个层面得到深入研究，比较得到充分展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宋诗的所谓本质特征有一个较为切实、全面、深刻的认识。当然，我这里是就认识逻辑而言，实际的研究中具体环节和层面的考察与宏观的思考、理论的概括之间是双向渗透，互相促进，不断深化的关系。而且从文学史的结构看，某一时代诗歌风格特征的问题，本身也只是文学史认识的一种角度，不构成一个孤立的目的，认识过程就更不会是孤立封闭的。
陶文鹏 近二十年来关于宋诗总体特征的讨论是从毛泽东关于“宋人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味同嚼蜡”的著名论断开始的。当时颇有些人写文章来论证这一点。
莫砺锋 这当然是可以的，人各有见么。但是那些文章往往从宋诗中引几首诗为例，多半是邵雍《击壤集》或黄庭坚等人写哲理禅理的诗，也就是特别缺乏形象性的，从而证明宋诗确实“味同嚼蜡”。这种论证方法显然不能导出公允的结论来。难道那几个例子就能代表几十万首宋诗？要那样论证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从唐诗中找出足够的例子，证明唐人不懂“形象思维”，唐诗“味同嚼蜡”。
程杰 毛主席自己也有趣，如果我们不避牵强附会之嫌的话，他老人家的诗词，早年的《沁园春·长沙》如初唐诗，中年的《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是盛唐诗，晚年的《题庐山仙人洞照》、《贺新郎·读史》、《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则是宋调。
陶文鹏 这正印证了钱钟书先生“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的著名论断。
莫砺锋 当时还不容这样讨论。当时比较有力的论文是王水照先生的《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教训》一文，它的最终目的仍是证实“味同嚼蜡”说，但具体的论证则不是任意取例法，而是从严羽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三点入手，对宋诗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严羽所批评的宋人的“奇特解会”，也就是“不懂形象思维”之意。我觉得这篇文章对宋诗缺点的批评是深刻的，但结论仍不免是片面的。这可能与其写作年代较早有关。
陶文鹏 程千帆先生《韩愈“以文为诗”说》也是当时较为重要的文章。
莫砺锋 正是。程先生的文章虽系论韩诗，但由于“以文为诗”后来成为宋诗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文中不免涉及宋诗，附带着提出了宋人“并没有放弃形象思维，其作品并不缺少形象性”的结论，这大概是对于“味同嚼蜡”说的最早反拨。
程杰 “形象思维”是西方19世纪流行起来的文学观念。时至今日，受心理科学水平的限制，文学理论界对艺术创作思维特征尚难提供明确的描述，也就是说“形象思维”这一概念本身仍是有问题的。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时，实际上也多是指意象、比喻、想象、夸张等几种基本表现技巧。而这些技巧并不是任何一首诗都必须有的，不是一首诗的必要条件，更不是一首“好诗”的充分条件。所谓“比兴寄托”，也不乏生硬拙劣、陈腐僵化、索然无味之作。诗歌除了“形象”的方法，还有其他方法。古人讲“赋、比、兴”，“赋”即是一法，赋法也有丰富的技巧性。“比、兴”能出“味”，“赋”也能出“味”。
陶文鹏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味同嚼蜡”说不大有人提起了，对宋诗持肯定看法或部分肯定的人渐渐多了。
莫砺锋 但从总体上否定宋诗的议论仍是有的。1989年，我曾读到《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宋诗简论》一文，出自一位著名学者之手，论点是针对整个宋代文学的。他认为“比起唐和六朝的文学来，宋代文学在自由地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是明显地后退了”。也许是由于这位先生觉得宋诗的情形更糟，所以把它作为抨击的突破口。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觉得如果兼顾词、文和小说、戏曲的话，宋代文学比起唐和六朝文学来，在自由地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是明显地前进了。即使只谈宋诗，也很难说它在表达思想情感方面有什么后退。诗歌当然应该以感情为基础，甚至可以说应以情感为生命。宋诗中蕴含的感情似乎不如唐诗那么强烈，但是不是感情越强烈的诗就越好呢？就越能动人呢？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的。
程杰 鲁迅先生就说过“情绪正烈时不宜做诗”，“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莫砺锋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几首的感情是十分强烈的，像“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等句子，显然超过杜甫的“三吏”“三别”。但是究竟何者更为动人呢？我是更喜欢“三吏”“三别”的。但“三吏”“三别”的感情其实是比较含蓄的，或者说是比较温柔敦厚的，也可以说是比白居易诗更接近宋诗的。至于说宋诗中没有李白诗的激情喷薄，也没有孟郊“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那样的牢骚，那不是因为宋人作诗不敢、或不愿那样写，而是因为宋人本没有那种情感状态，他们不能为文造情。
陶文鹏 宋人情感上是讲节制的。韩、孟等人的牢骚不平，在宋人看来是“不知‘道’”，宋人是自觉地抵制悲观主义的。在解释其思想根源时，一般都归咎于理学的制约，其实这在宋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思潮。
莫砺锋 宋人的情感确实受到理学思想的制约，但这种制约是自觉的、内省的，不像明清时代出于官方的强制性要求。宋代的理学并非仅仅是封建统治的理论形态，它对君权也是有所限制的。宋代虽然发生过几次文字狱，但对诗歌并无太严重的影响。苏东坡身遭“乌台诗案”，但他一出狱即作诗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何曾噤若寒蝉？至于东坡“短于情”的批评，那仅指男女之情，而且仅指词体。东坡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种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写作冲动，其结果便是嬉笑怒骂，皆成诗章，这不是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又是什么？再如陆游，以《书愤》、《示儿》为例，就认其感情不强烈，但陆诗中明明有许多感情强烈的诗，尤其是七古，像《金错刀行》、《胡无人》，唐诗中爱国感情如此强烈的作品也是不多的。
程杰 把情感之作为诗歌的本质，这种几乎已成常识的观念，其实面临许多问题。首先，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看，诗歌不只是抒情诗一类；第二，情感本身又有对象、性质、强弱等种种不同状态，我们是不是要划出一个以什么样的情感入诗，多大强度的情感才算诗的标准呢？其实情感的曲直强弱，很多时候只是个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情感是一种心理活动，诗歌表现的情感与实际的心理活动不能划等号。有时创作冲动、艺术情感主要体现在写作过程之中，苏轼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这种状态下，“怎样说”成了关键，“说什么”倒是其次的。诗歌的抒情本质不能作简单的、表面的理解。人们经常只是在内容的层面上指认作品有没有情感，而批评宋诗“少言情”，所谓的“情”，其实又只是指“风怀”“艳情”，这是一个很狭隘的内容标准。
陶文鹏 宋诗中缺少爱情题材的作品，这是事实。但正像许多人早已指出的，这实在是由于诗词分工的结果。既然宋人找到了更合适的诗体来写爱情，那么五七言诗中少写爱情便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考察一位宋代作家时，应把它的诗、词、文各体作品作通盘考虑，才能较公允地说出他的思想感情如何。同样，当我们谈论宋诗的这个情况时，也应与宋词对照着看，否则真是对宋诗苛求了。
程杰 宋诗与宋词的高低评价，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认识的问题。王水照先生《宋代文学通论》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的意见是，词至宋成一代之盛，但不能就认其为一代“最佳”，我比较赞成这一观点。治宋词者，经常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宋词是有宋时代精神的代表，是最深刻的部分。但古人中早就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宋文是代表的，也有说理学是代表的。我想，把宋词、宋诗或宋文任一方面作为有宋时代精神的代表都失之片面，可能正是“诗庄词媚”，文与诗与词多层面、多元化的结构才对应士大夫人格的多重性，反映出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复杂性。
莫砺锋 诗、词、文三种文体都是以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它们之间既有功能性的分工，又有技巧层面的互相影响，后来在功能上也有渗透。宋诗的有些特征，好像应与宋词、宋文相联系才能说清楚。
程 杰 几年前我曾提出，要注意诗、词、文之间的“生态”关系，就是有感于此。
陶文鹏 批评观念的解放与研究视野的拓展是同步的。我们今天研究宋诗完全是理直气壮了，眼界也开阔多了。宋诗中有“情感”之作，有“形象”之作，更多理趣之作。与唐人相比，宋人的智性思维明显增多、加深，在运用许多技巧方面是更自觉、更精致、更成熟了。我觉得宋诗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艺术方面，当然也有思想内容、精神品格上的。
程杰 宋诗艺术方面的成就被“形式主义”这顶帽子扣住了。在“情感”说、“形象思维”说的束缚之外，宋诗受到的另一压制就是“形式主义”这顶帽子。近二十年，我们对宋诗最深刻的“翻案”实际上就在于打破“政治标准”至上、“思想标准”至上等“左”的观念。过去被“形式主义”封杀的，现在被挖掘出来，我们发现，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正是宋诗的生命所在，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字法、句法、章法，宋人自己有许多做法，也有许多说法。
陶文鹏 宋代，诗歌艺术进入成熟阶段。宋人在艺术表现的各个层面，都有更清醒的意识和细实的功夫。从纵向看，宋诗艺术的一部分是唐诗成就的深化或变化发展，而另一部分是横向的借鉴、引进，这就是禅法为诗、画法入诗、以文为诗，甚至借鉴戏剧“打诨出场”的章法结构等艺术上的“出位之思”。宋人创作的两个最响亮的口号——“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放开来看，就代表了这两个创新的方向。
程杰 这些东西积累起来，从整体上看，与唐诗相比就显出了质的差异，宋诗是那样一种想得更深刻，说得更机智、更学问、更技巧、更聪明的诗。艺术的本质在于对现实的超越。宋诗的高明之处、精彩之处、超越之处主要地不在“情感”的强烈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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