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有时心肠软了，有时眼睛花了，以至违背这些标准，一定犯了或缺或滥的错误。尤其对于大作家，我们准有不够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大作家就不然了。在一部总集性质的选本里，我们希望对大诗人能够选到“尝一滴水知大海味”的程度，只担心选择不当，弄得仿佛要求读者从一块砖上看出万里长城的形势!

    《全唐诗》虽然有错误和缺漏（也许可以举两个跟宋人著作有关的例：《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五《哥舒翰》条引“亁□子”、又钱易《南部新书》卷庚所载《北斗七星高》那首绝句跟洪迈《唐人万首绝句》五言卷二十所载《西鄙哥舒歌》有一半完全不同，《全唐诗》只收了洪迈搜采的那一首；程俱《北山小集》卷九《九日写怀》明明只借用了高适一句，《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重阳》门引了半首也注出是程俱的作品，《后村千家诗》卷四错把它当高适的诗，自明以来直到《全唐诗》沿袭了这个错误。），不失为一代诗歌的总汇，给选唐诗者以极大的便利。选宋诗的人就没有这个便利，得去尽量翻看宋诗的总集、别集以至于类书、笔记、方志等等。而且宋人别集里的情形比唐人别集里的来得混乱，张冠李戴、挂此漏彼的事几乎是家常便饭，下面接触到若干例子，随时指出。不妨在这里从大作家的诗集里举一个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一有一首《竹里》绝句：“竹里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春风为扫门”。李壁在注解里引了贺铸《题定林寺》诗：“破冰泉脉漱篱根，坏衲犹疑挂树猿；蜡屐旧痕寻不见，东风先为我开门”，还说王安石“见之大称赏”，因此贺铸“知名”，《竹里》这首诗“颇亦似之”。评点这部注本的刘辰翁和补正这部注本的姚范、沈钦韩等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知道李壁上了人家的当（李壁的话完全出于《王直方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有王直方的那一节。）。这首《竹里》其实不是王安石所作，而是僧显忠的诗，经王安石写在墙上的（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又何豀汶《竹庄诗话》卷二十一引《洪驹父诗话》，《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二十五《隐逸》门。王安石只把这个意思写入《渔家傲》词里：“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临川文集》卷三十七)。附带可以提起，《全唐诗》把《竹里》误收入李涉的诗里。）；其次，贺铸作《定林寺》诗的时候，王安石已死，贺铸也早在三年前哀悼过他了（《庆湖遗老集》卷六《寓泊金陵寻王荆公陈迹》(自注《戊辰三月赋》)：“可须樽酒平生约，长望西州泪满巾”；《(庆湖遗老集)拾遗》《重游钟山定林寺》(自注：《辛未正月金陵赋》）。王安石的诗集是有好些人在上面花过功夫的，还不免这样，其他就可以推想。清代那位细心而短命的学者劳格曾经把少数宋人别集刊误补遗（《读书杂识》卷十二），尽管他偏重在散文方面，也总是为这桩艰辛密致的校订工作很审慎的开了个头，现在只要有人去接他的手。

    有两部比较流行的书似乎这里非讲一下不可：吴之振等的《宋诗钞》和厉鹗等的《宋诗纪事》。这两部书规模很大，用处也不小，只是我们用它们的时候，心里得作几分保留。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据说是吃了钞手偷懒的亏，他“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钞之；吏钞书字多，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参看周煇《清波杂志》卷八。）；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据说是吃了钞手太卖力气的亏，是向人家借了书来选的，因为这些不是自己的书，他“不着笔，又不用签帖其上，但以指甲掐其欲选者，令小胥钞，胥于掐痕侵他幅，亦并钞，牧翁不复省视。” （阎若璩：《潜邱劄记》卷四上。在书本上掐指甲痕，以为这样可以有痕无迹，看来是明代流行的习惯，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三就讲起过。）在《宋诗钞》的誊写过程里是否发生这类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注意到一点：对于卷帙繁多的别集，它一般都从前面的部分抄得多，从后面的部分抄得很草率。例如只钞了刘克庄《后村居士诗集》卷一至卷十六里的作品，卷十七至卷四十八里一字未钞。老去才退诚然是文学史上的普通现象，最初是作者出名全靠作品的力量，到后来往往是作品有名全亏作者的招牌；但是《宋诗钞》在“凡例”里就声明“宽以存之”，对一个人的早期作品也收得很滥，所以那种前详后略的钞选不会包含什么批判。其次，它的许多“小序”也引人误会，例如开卷第一篇把王禹偁说得仿佛他不是在西崑体流行以前早已成家的；在钞选的诗里还偶然制造了混淆，例如把张耒《柯山集》卷十《有感》第三首钞在苏舜钦名下，题目改为《田家词》。管庭芬的《〈宋诗钞〉补》直接从有些别集里采取了作品，但是时常暗暗把《宋诗纪事》和曹庭栋《宋百家诗存》来凑数。例如《〈南阳集〉补钞》出于《宋诗纪事》卷十七，《<玉楮集)钞》完全根据《宋百家诗存》卷十二。至于《宋诗纪事》呢，不用说是部渊博伟大的著作。有些书籍它没有采用到，有些书籍它采用得没有彻底，有些书籍它说采用了而其实只是不可靠的转引，这许多都不必说。有两点是该讲的：第一，开错了书名，例如卷四十七把称引尤袤诗句的《诚斋诗话》误作《后村诗话》，害得《常州先哲遗书》里的《〈梁溪集〉补遗》以讹传讹；第二，删改原诗，例如卷七和卷三十三分别从《宋文鉴》里引了孙僅《勘书》诗和潘大临《春日书怀》诗，但是我们寻出《宋文鉴》卷二十二和卷二十三里这两首诗来一对，发现《宋诗纪事》所载各个短了两联。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是部错误百出的书，把唐代王绩(改名王阗)和张碧的诗补在卷四十三和卷八十八里，把金国麻革的诗补在卷三十九里，卷二王嗣宗《思归》就是《宋诗纪事》卷二的王嗣宗“题关右寺壁”，卷三十一张袁臣的诗就是“宋诗纪事”卷四十六张表臣的诗，卷五十六危正的诗就是《宋诗纪事》卷五十六危稹的诗，诸如此类大约都属于作者自夸的补漏百余家里面的（《仪顾堂题跋》卷十三《(宋诗纪事)跋》。）。虽然这样，它毕竟也供给些难得的材料。在一篇古代诗人的事迹考里，有位大批评家说自己读了许多无用之书，倒也干了一件有用之事，值得人家感谢，因为他读过了这些东西就免得别人再费力去读（莱辛(Lessing)“索福克勒斯”(Sophokles)，见彼得森(J．Petersen)与欧尔斯好森(w．v．O lshausen)合编《莱辛集》第13册，第396页，参看泼朗脱尔(Call Prantl)的经典著作《逻辑学史》(Geschichte der Logik)第四册序文，第3页。）。我们未必可以轻心大意，完全信任吴之振、厉鹗等人的正确和周密，一概不再去看他们看过的书。不过，没有他们的著作，我们的研究就要困难得多。不说别的，他们至少开出了一张宋代诗人的详细名单，指示了无数探讨的线索，这就省掉我们不少心力，值得我们深深感谢。

    我也愉快地向几位师友致谢。假如没有郑振铎同志的指示，我不会担任这样一项工作；假如没有何其芳同志、余冠英同志的提示和王伯祥同志的审订，我在作品的选择和注释里还要多些错误；假如没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诸位同志的不厌麻烦的帮助，我在书籍的参考里就会更加疏漏。希望他们接受我的言轻意重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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