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精炼的语言所揭示的贫富悬殊的鲜明对比的手法也很有感染力。王禹偁的《感流亡》、苏舜钦的《城南感怀呈永叔》、欧阳修的《答朱□(捕蝗)》、王安石的《桃源行》、柳永的《煮海歌》，等等，没有一篇不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然而都写得深刻生动，读来也感到淋漓酣畅。问题在于写的诗有没有激情、诗味、诗趣和诗意。否则就像邵雍那样的诗只成了“文之押韵者尔”了。人们把宋人这一革新看作是一种弊病，是不够客观的。还为人们所诟病者，是宋人写诗爱抄书，动辄用事。照钟嵘的说法：“殆同书抄”，17又是“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18这都是事实。可是援引典故，从前的诗人哪个不是这样?如果独责宋人则未免太过苛刻了。何况宋代诗人也并非个个如此，有的抄书多些，如江西诗派的诗人，但从江西诗派出来的杨万里就不大喜欢抄书。情况仍然是复杂的，看问题应该客观、全面。
我们把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看作是唐诗的一种继续和发展，看作是宋诗的一种革新。这一点严羽、刘克庄诸人在当时自然不可能认识到它的积极意义。
三
关于宋诗的革新运动，一般中国文学史都有因袭传统的说法：领导并完成这场革新运动的是几位诗人。这说法我们认为也不够全面。宋诗的革新运动是经过前后六七十年的争论、斗争才取得胜利的。其间又因《西崑酬唱集》中《宣曲》一诗，有“取酒临邛”之句，那位真宗皇帝就下令禁止浮艳文风。这当然也加快胜利的步伐。人们知道，宋初的诗坛是被“江东三虎”的西岜体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所把持的。他们写的净是华灯绮宴之作。这些歌诗曾被人称为“太平盛世”的“太平诗”。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宋初是不是算得上“太平盛世”?回答：不是。虽然宋初在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的统治时期，着实收拾了一下乱糟糟的局面，不能否认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可是阶级矛盾与斗争仍然十分尖锐。从965年宋太祖乾德三年起，巴蜀就有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1005年王长来起义，1007年陈进起义，1043年王伦起义，1047年王则起义。起义的人数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给当时的封建统治集团以很大的威胁。官修《宋史·吕蒙正传》便说赵光义在元宵节宴赏群臣时，自我吹嘘道：“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吕蒙正毫不掩饰地指出：“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19官书尚且这样说，哪还谈得上“太平盛世”?西岜体诗人不仅无视这残酷的社会现实，相反地加以百般粉饰和美化。我们不是说西昆体一无可取。他们写诗比较讲究辞藻声律的美，比较追求艺术形式的美，这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后来反西昆体的欧阳修也不得不承认：“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思”(《答蔡君谟》)。我们所不满意者只因为西岜诗对社会现实，不做真实的反映。但我们不能由此便给西岜体扣上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帽子，从而否定了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这是不恰当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们一提到反西崑体，就过分强调个人的历史作用。好像宋诗的革新运动只靠几个诗人振臂一呼就成功，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吴之振在《宋诗钞》小序中有一段话：“元之(王禹偁)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后人便误信吴之振的话，把王禹偁看作是反西崑体的一位英雄。其实，事情远不是这样。王禹偁倡导写诗要继承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宋初确已形成一种风气，但他却不是有意识地针对西崑体。他没有直接参加这一革新运动。20他的诗自具有平易自然的风格，它与西崑体的浮艳诗风确实是迥然不同。我们读他的《答张扶书》，知道他只是反对艰深苦涩的文风，较早反西岜的人物倒是石介等人。石介在《怪说》中曾力斥：“今杨、刘穷妍故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21后来欧阳修又“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22反西崑体的诗人应该是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这些代表人物。特别是欧阳修、王安石是驰骋当世的海内文宗。由于地位高，名气大，力矫西崑之弊，影响当然很大。但是我们却不能过分强调这几位诗人的历史作用。这场诗歌革新运动应该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反映。就是说，当时人们处在内忧外患，国事艰难之中，要求诗歌创作必须真实地反映这严峻的社会现实；要求必须用平易朴质，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诗风来纠正、替代艳冶浮靡的诗风。人们希望诗歌起时代的镜子作用。那几位诗人只不过是顺应这一客观要求，才在宋诗革新运动中创建了不能抹煞的功绩。
“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经过反西崑体之后竟成为宋诗的主流，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这进步的步子迈得不大。所谓革新由于很难摆脱当时的封建经济基础的制约，由于很难突破当时封建统治权力的控制，即使有那么几位诗人的努力，但“也如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谈到这里，我们也不能同样地过分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制约作用。应注意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诗歌创作(包括全部文艺创作)有时也并不直接决定于物质生产。这是因为它还带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它总是有别于宗教、哲学、法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
宋诗经过革新，首先表现在它不仅发展了唐和唐以前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还表现在宋人写诗确比唐人来得大胆、自由。爱发议论便发议论，爱揭露什么便揭露什么(当然也有限度)。宋诗这一发展与当时社会上掀起的从骈文解放出来的古文运动是前后呼应的。
四
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宋代的爱国歌诗特别的多。这当然是社会现实、社会观念形态的反映。赵宋王朝正如鲁迅所说，是个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这王朝一建立起来就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一方面对西夏、辽、金、元统治者的骚扰、入侵，忍辱求和；一方面则对内进行高压政策。到北宋中叶，积贫积弱的形势愈来愈严重。土地兼并到“有力者无田可耕，有田者无力可耕”的地步。上文提到农民武装起义仍是“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这都是《宋史》上说的。赵宋王朝为巩固统治权，情愿把大半个江山拱手奉送别人，以求偏安一隅，苟延残喘。在统治集团内部，自甘当奴隶与不甘当奴隶者之间，展开长期的激烈斗争。这斗争一直斗到亡国。最后有的成为殉国的忠臣；有的做了遗民；有的当奴隶去了。这是后来的事情。这里且说未亡国之前，不甘当奴隶的一伙人，一再想改弦易张，变法图强。如仁宗庆历年间便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试图改革，不到一年便夭折。二十年后王安石又实行变法，都没有挽回颓势。到了南宋，局势日见阽危，外侮更加孔棘。封建统治者欲求偏安于一隅都不可能了。这部分历史是人们所熟知的，这里不再唠叨了。
那么，作为那个时代的诗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他们倾注了全部热情抨击封建统治集团的投降派；描写沦陷人民的悲惨生活；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歌颂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借此以激励人民的爱国情绪。这些悲愤激昂的诗篇所表现的不受凌辱、维护祖国的尊严的民族精神，不仅在宋代而且还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广大人民中间起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作用。宋诗中较早描写西夏李元吴侵入庆州、宋军败绩是苏舜钦的《庆州败》，后来写这样题材的歌行，多至不胜枚举。如欧阳修《边户》、王安石《河北民》、黄庭坚《送范德孺知庆州》，等等。欧阳修的《边户》是这样写的：“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童习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邂逅辄相杀，杀伤两常俱。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又如被人看作田园诗人的南宋杨万里，他于绍熙元年(1190)奉命北上接迎金使，他将沿途所见所闻，写成《初人淮河》四首。诗不用事容易读懂。现转录三首如下：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
又如陆游、辛弃疾的爱国歌诗则更是光耀千古的绝唱。陆游的《金错刀行》、《胡无人》、《晓叹》、《关山月》、《感兴》、《书愤》等篇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不必多说。陆游年老被迫退居山阴，于1192年夜闻风雨声，便联想到出师北伐，以《风雨大作》为题写了动人的梦境：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范成大以写《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闻名于世，但他也是一位爱国诗人。我们读了他写的《宜春苑》、《州桥》、《市街》、《翠楼》、《清远店》和《会同馆》等篇，简直可以听到诗人的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在跳动。最后赵宋王朝这座大厦已经哗啦啦地倒塌下来了。刘克庄写了《戊辰即事》，戴复古写了《淮村兵后》，他们所咏叹的已是残山剩水。诗里充满黍离之悲。至元兵攻陷临安，宋朝便亡国。以文天祥为首的一批爱国志士和诗人如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谢枋得诸人写了大量爱国歌诗。歌诗大多凄怆婉侧，读之令人落泪。其中以文天祥的诗的成就较大，他可算是宋诗的殿军。他的诗的调子较为激越悲愤。收在《指南录》、《吟啸集》的诗篇，以它的劲节在广大读者中起了振聋发聩的教育作用。汪元量《水云集》、《湖山类稿》也有一定的影响。李鹤田为《湖山类稿》写的书跋说：“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闲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微而显，隐而彰，哀而不愁，欷欺而悲，甚于痛哭。”说的是汪元量，实则别的诗人写的诗何尝不是这样。这些用血与泪写成的爱国诗或以它的激越悲愤或以它的低回凄苦的调子，不论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和声里，人们都能听出伟大中华民族的声音来。诗人的热情、感觉和要求以及直触民族脉搏的艺术表现力，为宋以后的爱国诗开辟了新的领域。
&n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