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文人。北宋文化吸纳了前此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的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起来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其二千七百余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了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历时性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了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又更为突出、更为集中、更为典型地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因而，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无论对苏诗还是对北宋文化都不无裨益。
 
一，苏诗与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

    欧阳修《镇阳读书》诗云：“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1] 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2] 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规避。”[3]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谓“近代诸公”“以议论为诗”。[4] 《宋史》卷173《食货志》序论称：“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56载：“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渡河。”“议论”二字，道出了北宋文化精神至为突出的一大特色。

    形成北宋文化这种议论精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层次：一，与北宋政府宽宏的文化政策有关；二，与北宋诸帝文化修养高、尊重优容文士有关；三，与文官政治制度在北宋能得以全面确立有关；四，与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并牵制相权而制定的台谏制度有关；五，与北宋为巩固政权而提倡直谏、鼓励议论和大开言路有关；六，与北宋科举制度废诗赋、试策论的改革有关；七，与北宋时期科举考试提供的更加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有关。

    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由北宋文化的核心——宋学发轫，正如陆游所言：“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以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疑经，况传、注乎？”[5] 由此扩展，宋人不仅议学问、论经术，而且议时事、论政治；不仅与今人议论，而且找古人争辩。学术、政事、文学，甚至在绘画领域，也折射出这种议论精神。苏轼称论画求“常理”[6]；沈括言书画之妙在乎“造理入神”[7]；米友仁云：“子云以字为心画，非穷理者其语不能至是，是画之为说，亦心画也。”[8] 等等，曰“常理”，曰“造理”，曰“穷理”，“理”正是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核心命题。这里的绘画之“理”，同苏轼所谓“物一理也”[9] ，同苏辙所谓 “万物同一理”[10]、“万物一理”[11] 一样，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叙》盛称颜太初诗文“言必中当世之过”[12]、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谓苏轼“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与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脉搏，正是同起同落的。苏轼《春秋论》云：“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13] 这一议论，对那些奉先秦经典若神明的汉唐经学，不啻振聋发聩之当头棒喝。

    议论化，是苏诗的突出特色。较早指出苏诗这一特色的是宋人张戒，张戒论诗主张词婉意微、不迫不露。从这种贵含蓄的主张出发，他在《岁寒堂诗话》里批评道：“子瞻以议论作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14] 更系统而有影响的批评是严羽提出的，其《沧浪诗话·诗辨》主张：“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角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接着，他针对苏、黄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5] 以后，很多论者都将议论化作为苏诗缺憾加以诟病。究其原因，不外有二：

    其一，预设立场，以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为正法眼藏、乡音乡味。在他们心中，以唐诗为代表的主情性、不主议论的审美趣味，已成为积淀颇久的标准和习惯。以这种思维定势去读苏诗，即使其议论超妙英发，至矣、工矣，终觉是旁门左道、殊方蛮语，不是吾乡之唐音正声、诗人之抒情本色。

    其二，虽然在苏诗中，议论化并非意味专用议论，纯务理语，如玄言诗和理学诗一样，但在苏诗之后的江西诗派末流、道学家和偈子诗那里，议论与形象、情感割离脱节，被推到“理障”的极致，苏诗便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而备受不明不白的指责。

    就第一点而言，唐音、宋调各有其胜，前人之论备矣。就第二点而言，其实，苏诗的议论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叶燮《原诗》中指出：“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 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 而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分时代邪! 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 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史》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 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16] 沈德潜《说诗晬语》袭之，而略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老杜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将》诸作，纯乎议论。”[17]  细思起来，《诗经》中议论之端倪岂止《二雅》，它如《伐檀》《相鼠》《七月》《硕鼠》，都可称典型的以议论入诗。汉魏以降，赵壹《疾邪诗》、班固和左思《咏史》、曹操《步出夏门行》、鲍照《拟行路难》及陶潜的诸多诗篇，也充满议论之辞。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绝唱千古，乃纯乎议论。李白《蜀道难》开篇便：“噫，吁嘘!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中间亦不乏议论。杜诗除沈德潜提及外，还有《戏为六绝句》《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等，更将以议论入诗在论诗题画领域中加以弘扬。其后，韩愈以文为诗、将文之议论入诗之作，白居易议论痛快、以理为胜之作，实已开宋诗议论化之门户。至北宋，“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8] 到了“欧梅苏王”， 杜、韩受推重，此时宋诗中议论化倾向已颇成气侯。《宋诗钞·临川集》小序直言：“(王安石诗)独是议论过多。”从上述不绝如缕的诗歌发展线索中，不难看出以议论入诗从孕育、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演变进程。有了这样的历史，苏诗的议论化上祧《诗经》、中承陶潜等汉魏诗人之作，近继李、杜、韩、白之诗的渊源也就一目了然了，可以说，苏诗议论化正是上述固有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着上述诗歌传统的历史渊源，但它能成为代表有宋一代诗歌的最突出的特色，则更有着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直接而深刻的时代影响。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当然与前述文化政策等七项外在因素有关，但说到这种议论精神之于苏诗的影响，其关系尚未直接触及。譬如，唐代也可谓思想解放、政治宽弘了，为何唐诗却不以议论见长呢？究其实质，议论精神在有宋一代的特定涵义是通过尚思辨、主理意的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来集中体现的，而这才是唐型文化中真正缺少的精神元素，这也正是两种文化的重要区别所在。有唐一代虽于儒、释、道兼收并蓄，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唐代唯有佛教思想相对繁荣，而儒、道思想相对冷寂，尤其是对于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儒学，唐人多重注疏而轻义理，从总体水平看，其哲学思辨的发达程度，其学术思想的批判意识和理性主义精神都远逊于赵宋。

    可以说，宋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理性因素的高扬，唐型文化代表了传统文化中感性因素的高扬。宋型文化锻铸而成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思省，是对直觉感性的体悟，因而即使有粲若春花的生命情调，最终也常常归于淡泊澄观、宝光内蕴的人文境界。而唐型文化喷薄而出的，是对生命宇宙的歌咏，是对直觉感性的触动，因而即使有经验的理性思考，在表现形式上也往往还原为感性的意象。这种差别既有特定的政治、经济等时代背景的不可抗拒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唐以来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结果，而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主导文化发展的制动权已由世族手中转移到庶族那里。盛唐帝国由世族阶层主导的文化精神，与其天宇开张的气魄和武功相一致，是那种发散与昂扬的风貌，大力搏控，在醇酒美人、狂呼高歌中迸发出生命旺盛向上的火焰；北宋王朝由庶族知识分子展示的文化精神，与其积贫积弱的国势相适应，是那种凝炼与沉潜的风貌，诚笃内省，在茶茗与书卷中慢啜深品，体味宇宙人生的至奥。

    苏轼诗如晴雨表一样，敏感地反映出这种时代文化精神的迁移与嬗变，并主动适应理性化时代主题的需要与召唤，发扬汉儒以来美刺观的诗学传统，同时注意舍去其纯教化的苍白观念，将魏晋六朝以来穷情写物的审美主义融入其创作思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19]；发扬言志写意精神之际，不废咏物壮景之工。一方面，接受情景相生与思理议论之间固有的差别；同时，开始摸索将意兴思理同性情兴象有机融合、相互渗透，力图繫隐喻和意会于议论言传，含不尽之意于抒情写景。因此我们说，苏诗的主要贡献不在于舍弃宋以前的“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传统，代之以抽象无味的议论，而在于合理继承形象思维的传统，同时反映并发扬本时代文化的议论精神。反映时代精神，才能代表时代；发扬时代精神，才能领导时代。在这一点上，正由于苏诗的议论化适时反映并发扬了北宋文化的时代精神，因而才代表并领导了中国古典诗歌由唐音转为宋调这一历程在艺术风格和气象上的新的探索。也正由于此，苏诗扩展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范围，增强了古典诗歌原有的表现能力，从而开拓出古典诗歌另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使人感受和体会到：诗的魅力不仅可以在于情景交融，也可以在于意兴生发。

    我们说，性情的抒发固然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但从精神分析学看，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整体系统，知、情、意、直觉、理智、潜意识之间没有判然相隔的楚河汉界。在审美活动中，它们尤其是相互渗透和沟通着的。在诗歌的基本构成因素中，形象因素、情感因素、知性因素、理智因素的任何一种发生倾斜变化，都会导致诗歌风格、气象的不同。苏轼曾说：“始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20] 苏诗正是苏轼这种美学理想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感性因素和知性因素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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