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采用平实而警策的语言。如《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赠刘景文》：“荷今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38]  一谐一庄，都是比较著名的哲理短诗。

    上述区分，没有非此即彼的绝对界限，只具有相对意义。实际上，苏诗中的议论与抒情叙事，写景咏物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截然划开的，这也正是其成功所在。

    总之，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直接影响下，苏诗以其卓越成就，适时的深刻的反映出宋代文化尚理的时代精神大趋向，这是其一。其二，议论入诗或诗含理趣本就有着“内在合理性”，并且从《诗经》始，就有着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其三，苏诗直接继承了议论入诗的创作传统，学习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其四、苏轼才思敏捷，学力宏赡，胸中书卷繁富，头脑道理极多，“其绝人处，在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39]  乃涉笔成趣，触处生春，左右逢源，无入不得，这正是议论化的时代所呼唤的。这四种条件造就了苏诗议论化在从唐诗到宋诗转变历程中枢纽一样的关键地位。苏诗大大丰富了古典诗歌中议论入诗手法的运用，使议论化或尚理成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在苏诗以后，议论才成为有宋一代诗歌新的审美风尚。而北宋文化的议论精神无疑是成就苏诗地位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二，苏诗与北宋文化的淡雅精神

    雅俗之争，浓淡之辨是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在文化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祟雅还是趋俗，喜浓还是尚淡，集中体现着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和文化趣味。宋人在不绝然放弃对事功理想追求的同时，将人生意义的重心更多地偏转到个体生命和内在心灵的自适自足上。他们在感时伤怀、忧国忧民之际，将人生的空漠之感、个体的身世之忧、家国的兴亡之思消解为一种知性的体悟；尝试超越执著，抑止悲欢，进退由时，出处从容。

    这是一种内求的、理性的精神，这种理性和内求的精神使宋人的生活态度和审美趣味趋向高雅之志，淡泊之风。他们在诗、书、画等各种文化领域里平和谈泊地寄托自己的高情雅志，丰富着、扩展着内在心灵世界，平衡着、冲淡着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社会矛盾造成的身心分裂。

    这种高雅，这种淡泊，我们认为是北宋文化在议论精神之外的另一种精神——淡雅精神，这种北宋文化的淡雅精神需要以博学广识作为其基础和内涵，幸运的是：首先，北宋诸帝都尊儒尚学，鼓励读书；其次，北宋的治国政策重文右文，注重文化教育；最后，北宋印刷出版业较前代更为发达，更为兴盛。这些都为博学广识创造了条件，使一批又一批博学广识的学者型知识分子得以有博而雅，有雅而淡，不仅能够在知识的海洋、艺术的氛围里，体味淡雅的意境，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自觉地追求淡雅的趣味。在这样一批人的引导下，崇雅趋淡便由一种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审美趣味、社会心态，进而成为北宋文化的一种时代精神。

    总之，理性内求使崇雅复淡成为北宋文化时代精神的需要，而博学广识则使这一时代精神的需要恰切地得以满足。当然，除了理性内求、博学广识分别构成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之外，各种通俗文化形态的成长兴盛，对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通俗文化形态的成长兴盛给原有的文化机制提供了一个对立面，它对北宋文化选择以俗为雅、化俗为雅的道路起到了刺激作用，北宋文化的淡雅精神就是在与通俗文化的交锋融汇、矛盾互补中逐渐鲜明起来的。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尽管观念意识各异、风格体派有别，但北宋文化的主流在趋雅避俗，崇淡轻艳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异口同声。在各种文化形式、文化领域都渗透着崇雅趋淡的时代精神，这种崇雅趋淡的时代精神，构成了北宋文化五颜六色、缤纷多彩面貌不可或缺的底调。

    在北宋前期，追求淡雅是与柳开等人的复古主义思潮和后来同样打着复古旗号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密切相关的，更多的带有以再振儒学传统为目的的功利性色彩。而在北宋后期，推崇淡雅则逐渐趋向于非功利性或超功利性的纯粹美学目的，更多的向与之底蕴相通的庄禅离尘绝俗、返朴归真精神靠拢。以苏轼为例，黄庭坚《题东坡字后》称：“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40]《论子瞻书体》又说：“观其少年时字画已无尘埃气，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41] 苏轼《於潜僧绿筠轩》可谓淡雅精神有名的宣言诗：“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竹以挺拔有节，有高洁之风，为树中君子；鹤以瘦劲孤高，有凌云之意，称禽中雅士，它们都是超凡脱俗文化精神的最佳写照。淡雅精神贯穿在苏轼对各种文化形式的认识上，是其艺术鉴赏品评的重要标准。如品诗：“示及数诗，皆超然奇逸，笔迹称是，置之怀袖，不能释手。”[42] 如论文：“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轶世俗而追配古人矣。”[43] 如鉴赏书法：“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44]

    就诗歌而言，在北宋初期，淡雅精神的追求和实现经历了一个“之”字形的发展历程。它先则是受胎于对晚唐五代非雅非淡颓靡诗风的反拨；继则是为了矫正白体诗人中只淡不雅、浅俗庸陋的偏颇；再则是意在纠正西崑派刻辞镂意、专事藻饰等只雅不淡的倒行逆施。

    反拨力将王禹偁对“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无人收”(《还扬州许书记家集》) 这种晚唐五代浮靡诗风的流弊深致慨叹，提出从改变“秉笔多艳俗”(《五哀诗》)入手，打起复古以革新的旗帜，以杜甫、白居易为榜样。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赋村居杂兴诗二首……聊以自贺》) 积极倡导易道易晓的文风。

    然而，大多数白体诗人并未像王禹偁那样学到白诗浅切平淡风格的真谛，而只是袭习了经过晚唐人改造过的枯瘠卑陋、流易鄙俚之气。崑体之兴，欲惩其失，意在以雄文博学、庄正典雅去五代芜鄙浮靡和晚唐体破碎窘促、“体轻意浅”[45] 之弊的同时，校正白体的平庸芜鄙。所以，他们刻意学习李商隐诗的富艳精工、深细婉曲，兴起一次雅化运动，“风采耸动天下”[46]，诗体为之一变。

    但是，西崑派未正确处理好雅与淡之间的关系，“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篡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意，离析圣人之言，蠹伤圣人之道”[47]，最终也未能逃脱晚唐五代浮靡诗风的藩篱。因而，反崑体姚铉、穆修、范仲淹、尹洙、石介等再度扛起趋淡以复雅的旗帜，强调洗净铅华，不落俗套，复兴“古雅”以与“今俗”对抗 [48]。在一定程度上，反崑体代表了以朴实流畅的诗学观来开启宋调的发展趋势。

    经过这样一个“之”字形的发展历程，到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发起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时候，晚唐五代诗风的流弊和西崑派的颓风已大有改观。欧阳修充分利用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演奏了一曲向平淡诗风前进的交响乐。这位革新运动的主帅，着重从文道相兼的角度提倡古硬、平淡、自然的诗风，他主张：“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而与道俱之“文”，正是与古淡相一致的“文”。他说：“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再和圣俞见答》）“譬如娇韵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 梅尧臣，人称“去浮靡之习，超然于崑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龚啸《宛陵先生集·附录》）他认为：“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他总结自己的诗：“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韵和晏相公》）他评价林逋之诗：“平淡邃远，读之令人忘百事也。”（《林和靖诗集序》） 在这一时期，诗歌内容上的淡雅与否往往与体式上的今古有密切联系，因而，欧阳修、梅尧臣之诗与内容上趋雅复淡相一致，在体式上偏古体而轻近体。

    在儒学复兴之初，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倡古淡之风，有效制止了崑体浮靡诗风的蔓延，对宋学的开创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因为过于偏重功利性目的，“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朱熹《清邃阁论诗》） 钱钟书评梅尧臣诗曰：“‘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宋诗选注·梅尧臣简评》）太拙太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矫正这一矫枉过正之失，淡而不涩，平而不拙，使之有味有劲的任务，就摆在了北宋中期诗人王安石、苏轼等人面前。

    王安石是一个过渡，他一方面将功利性的诗学观推至极端，另一方面又对平易提出很深刻的见解：“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 其诗风早年直率刻露，晚年寓悲壮于闲淡，是宋诗淡雅之风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到了苏轼，北宋诗歌这支趋雅崇淡思潮的交响曲，才得以由其天才之作奏出最高潮的乐章。苏诗真正将淡雅的追求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的层次，妥善处理了雅俗之间、绚烂与平淡之间、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朴素但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其有关言论如下：

    1.诗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49]

    2.凡文字，少小时须今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50]

    3.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51]

    4.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一作趣)。……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52]

    5.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槁，亦何足道。[53]

    6.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奇趣。……褚河南（遂良）书，清远萧散。……（张旭）《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54]

    7.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纬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普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55]

    由这些议论可以看出，淡雅精神的追求，贯穿在苏轼对诗、文、书、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的认识上。他的这种代表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审美趣味，可以上溯到《周易·贲卦》上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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