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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三位女性词人文化心态新论 —宋词所表现的女性观念之历史文化审视之二

时间:2009-8-8 16:42:31  来源:不详
bsp;                     一一《江城子》

尾句让人领悟:朱淑真日思夜梦的,只可能是她曾经“欢爱”过,但终未能成眷属的情人。从朱淑真词中我们可以读出她是一位为了爱情而敢于舍弃一切,甚至生命的“性情中”人。“不忍见春光”的行为及表白,‘凸现了她的这一个性气质。春光是那么美好、温暖、春光给人类带来生机、带来色彩、带来欢笑、带来希望。朱淑真本人也曾唱道:“春巷夭桃吐绛英。春花初试薄罗轻。”(《浣溪沙》)对春天的到来充满欢欣,但他之所以“不忍见”,是欲通过这反常的举动来抗议社会旧势力对美好如春光的人类天性的压抑和摧残。她这种将春色拒之于帘外的举动是很顽强的:“不忍卷帘看,寂寞梨花落。”(《生查子》)“好是风和日暖。输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谒金门》)她的心地是善良的,由于同情牵牛织女的“离肠恨泪”,于是幻想着如何能将他们一年一度的相见,改为“暮暮与朝朝”相处(《鹊桥仙)。

朱淑真是有反叛个性的知识女性,她鄙弃惯常思维定势而好作反常思维。如《忆秦娥·正月初六日夜月》:

弯弯曲。新年新月钩寒玉。钩寒玉。凤鞋儿小,翠眉儿蹙。    闹蛾雪柳添妆束。烛龙火树争驰逐。争驰逐。元宵三五,不如初六。

宋词咏元宵之作在节序词中占了很大数量比,却未见过咏初六的月亮者,而且词人宣称“元宵三五,不如初六”,一般人是无法接受的。正由于社会既造就了她,又不能接受她,于是她悄悄地走了,正如她悄悄地来,她悄悄告别了这个曾使她激动过、幸福过、沉醉过,又使她伤心过、痛苦过,最后令她绝望的世界。朱淑真悲惨地死去,她的死,也是一个谜。有一点可以肯定:她是死于非命的,且无葬身之地。魏仲恭的《断肠诗集序》所谓“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聊以慰其芳魂于九泉寂寞之滨,未为不遇也。”9朱淑真如何而死,难以推测,但其死后尸体连同诗词一并被焚,应是事实。其死因则大概与婚外恋情事发有关,究竟属自杀抑或由宗族家法制裁,只有待考了。朱淑真的死,令人联想到元好问写于泰和年间的《迈陂塘》“雁邱词’’和“双头莲”。“雁邱词”序谓词人“道逢捕雁者”说获一雁杀之,另一脱网者悲鸣,不忍去,“竞自投地而死”,词人于是买下那只自杀的雁,为它安葬。词开首写道:“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作者借雁之“为情而死”展开联想,生发议论,以“就中更有痴儿女”,点明其对人世间真情的关怀和重视。这首词给人的最大启示在于:禽鸟尚有为伴侣而死的真情,何况人乎!言此意彼,将人之情爱的人道关怀提升到一个普遍真理的价值境界,时代性地表现了社会人心对“情”的崇高价值之肯定。“双头莲’’则记录了泰和年间一对“民家小儿女”,“以私情不遂赴水者”,亦是站在人道的立场,对这对殉情的青年倾注深切沉痛的哀悼与同情。词序特别强调在这对青年赴水自杀的荷塘,这一年开出的荷花“无不并蒂者”,于是词人问道:“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是呵,连上天都已经同意了他们并蒂同心,为什么不让他们白头偕老呢!这两首词,呼唤出人间的情爱需要承认、人性需要关怀的民众心声。元好问的这个思想观念,是中唐以来文化转型所带来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交流互动,引起士大夫关于人性、人生价值、个体独立人格价值及爱情价值观念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必然反映。朱淑真生活的年代比元好问稍早,朱淑真对初始恋人一往情深,最后也为此献出生命——她的作品和她的举动,亦是其作为一位新文化人的这种新情爱观的表现。

古今中外所谓天才,以及杰出艺术家、科学家、诗人、哲人,他们的天赋,很大程度上表现于其文化观念的先驱性或先锋性。他们资质敏锐的文化嗅觉,令他们率先发现和领引最先进的时代潮流、最新颖的思想、最少成见的经验、最无拘系的人生态度……朱淑真是位有独立人格意识和反常思维习惯的、很有艺术天赋的女性,正如魏仲恭所谓的是“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10者。诚然,在北宋历时近百年的思想解放和人性觉悟的文学新潮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她,敢于用许多士大夫都不敢用的词来表现个人的“私情”,仅这件事,足已证明其新文化人身份和反礼教的叛逆女性的形象。所以说她的死是殉情一一象“双头莲”词所咏“民家小儿女”一样;或者是因“情”而被迫害致死,都是可能的。

李清照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奇迹般的女性。她的文学成就,第一次让封建时代的妇女在中国古代文坛发出最璀璨的异彩。她独立的人格意识和主体价值意识,又使她以中国古代杰出女性的形象,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李清照生于元丰七年(1084),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左右。她在北宋生活四十三年,在南宋生活约二十八年。这个时代,正是宋代文化由鼎盛转而因外族入侵遂发生裂变的时代.不过对于四十三岁的李清照来说,其文化观念和气质,主要应属北宋型态。所以说,李清照是宋型文化的标准产儿;是中唐到北宋文化转型的新文化观念、新价值思维所孕育的一位新型女性的代表。这一点,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其敢于用当时的新文学体裁一一词来表现自己女性的感情、女性的生活及女性的人生感慨。

宋代就有人注意到李清照词的特异之处。王灼说:“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进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 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11 “接下王灼举陈后主“艳丽”之诗,元、白为李戡所指斥的“淫言亵语”,温飞卿的侧词艳词等为例,说明“今之士大夫”“皆不敢也”,而李清照作为“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见也。”王灼这段话表述了三层涵意:一、肯定李清照文采在宋代女作家中当推第一。尤其她的词很有个性特色,艺术成就很高。二、李清照词言情大胆,好用民间俗言俚语。三、拿宋士大夫与李清照比较,认为其词对闺房妇女之情事表现的夸张程度超过陈后主、元稹、白居易和温庭筠;宋代士大夫不敢写的,她的词中都敢于表现。第一点是赞赏的评价;二、三点则明显地表示谴责和不满。可惜今天我们看不到《漱玉词》的全豹了,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李易安集》十二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漱玉词》一卷……别本分五卷”,《宋史·艺文志》谓“《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易安词》六卷”。今天能看到的较可靠的版本有唐圭璋先生《全宋词》辑录的易安词四十四首,附录二十一首;黄墨谷《重辑漱玉词》四十五首。这个数目可能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很难从现存易安词来审视王灼的评价。但我想王灼应该读过《漱玉词》最初版本。所以王灼的评价当属客观和可信。王灼对李清照斥责的两点,正是易安词的新颖之处和特殊之处。首先她好用“闾巷荒淫之语”,是对下层里巷市井文化认同的反映,符合宋代上层士绅精英文化与下层世俗民间文化融合之时代文化潮流。

她作为一个女性,本来对传统政教纲常就比较疏远;良好的家庭文化教养,又使她明确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这从她的咏物词中对真善美的赞赏,对自然生命的歌颂和热爱都可以读解得到——所以很容易使词人在下层民间的平民生活中发现生活的乐趣及真率的人生。一旦扑捉到“闾巷”新的语汇、新的情境,她当然乐意将之编织进作品的五彩的丝络中去。其次,关于宋代士大夫不敢用词来反映的闺阁妇女的生活或男女恋情,她都毫不顾忌地、夸张地进行反映和表现,则既展示了李清照胆识的超凡脱俗,又证明其独立的妇女意识及自信自立的人格力量,委实是士大夫的男子所远远不及的。站在李清照的立场上,她觉得,既然士大夫可以“肆情妮爱”,妻妾成群,狎妓宴游,女性为什么不可以表现对丈夫的爱呢?夫妻既然能共同生儿育女,为什么在妻子独宿时不能表现“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醉花阴》)的孤独寂寞及对丈夫的思念关切呢?李清照之所以在词中大量地、不疲倦地表示对丈夫赵明诚的牵挂、思念,是因为她已经将身心托付给对方,她需要对方的同样的牵挂与关怀。而且,她的这类作品,无论是否寄给了对方,都是在与丈夫对话、交流。她懂得心灵构通的意义,她理解人性需要关怀的道理。她将自己对丈夫的真情深爱写进词里,不仅是想得到丈夫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心灵世界的展示,是主体意识的激情性地外化——她在这种激情的生活体验中,升华了自己对丈夫的爱,也升华了内心世界的审美的人生。这与宋代男性作家在娱宾遣兴的游戏生活中升华审美的人生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说李情照是一个自己的的确确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一个自觉的人——她的词的创作就是这种自觉的表现;李清照也是一个确确实实认识到自己在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她词中表现的真实的情感,大胆夸张“闺房妇女”不知“羞畏”的生活,就是这种自觉的写照。所以宋代朱彧也说:“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12所谓“出人意表”,就是看到了李清照词这一特别的以女性直觉所发现的情感的人生及以感性冲动所体悟的审美的人生。 

作为一位女性,李清照并不希冀对男性进行摹仿。所以她的词是纯女性的;所以清人沈谦说:“予少时和唐宋词三百阕,独不敢次‘寻寻觅觅’一篇,恐为妇人所笑。”13说明易安词的女性本色,使士大夫不敢摹仿,遂获得独立价值。如被彭孙遹夸为“闺情绝调”14的“被冷香销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被沈际飞夸为“创获自妇人,大奇”15的“绿肥红瘦”(《如梦令》);被明代杨慎赞为“以寻常言语,度人音律”,“平淡入妙”的“于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永遇乐》)等等,均是“以故为新,以俗为雅”16的本色女性话语,形成易安词独到的风格。王闿运评《醉花阴》所谓“此语若非出女子自写照,则无意致。”评《声声慢》所谓“亦是女郎语”,17也是由女性特征发现易安词的价值。所以说李清照词对女性自我的体认,是宋代妇女群体的文化自觉和人性自觉的集中反映。其价值,不仅是以自己心灵历程的文本纪录,向时代展示出宋代妇女的精神状况、价值思维和人性的需要关怀,还在于她以自己令男子为之倾倒的精神创造,丰富了中国文坛历来缺乏的女性世界的人文景现。历来人们将李清照与男性比照,谓其“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18“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19“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鍊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国,直欲压倒须眉”,20“匪特闺阁无此清才,即求之词家能手亦罕。”21亦是震惊于易安词出类拔萃的才华和艺术品位、风格气质、独创境界而用士大夫标准作出的价值评判——易安不求与男性文学的价值标准和风范格调似而超出了男性词人作手,以自己的实力显示出女人也是人,她不但能做男子能做的事,而且敢言男子所不敢言的情,且言得比士大夫更美、更真、更动人魂魄,令男性世界佩服和自叹勿如。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历来“男尊女卑”的观念。

李清照找到了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的准确社会位置,因而是以一种人性的自觉状态将自己投入社会,她以自己女性独有的眼光看待靖康之变的国家劫难,发出“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22的激愤和悲凉感叹。她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唱出了宋室南渡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另如《浯溪中兴颂碑和张文潜韵》二首、《咏史》诗等悲壮淋漓,梗概多气,指陈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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