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陶渊明在宋代被空前接受并非凭空而起，而是由作为享乐性文化气候之“反动”的淡泊精神、复古革新运动中产生的平民心态及高风绝尘之诗风追求、思想感情上的禅定和老大心态、诗歌审美上推尊萧散简远之趣四个主导因素促成的。
【关键词】 陶渊明；淡泊；平民心态；高风绝尘；禅定；“老大”；潇散简远
宋代前的几百年中，陶渊明是寂寞的。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和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皆论及以前及当代的重要作家，但都没有提到陶渊明。钟嵘在《诗品》中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但只把他的诗列为中品。北齐阳休之汇录陶诗，并在《陶集序录》中称“颇赏陶文”，但却认为陶文辞采未优。尽管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以“余素爱其文，恨不同时”、“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跋宕昭彰，独超众类”等高评陶渊明，但他却在《文选》中只录陶诗八首，而陆机的录了四十九首，谢灵运的录了三十九首，张协、左思的也比陶渊明的多录三首，可见萧统对陶渊明的“素爱”是打折扣的。到了唐代，王绩、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白居易、韦应物、柳宗元等都追慕陶之为人及其诗作，但对陶并非全无芥蒂地接受。王维早年时责难陶渊明守小而忘大，杜甫认为“陶潜避俗翁，未必能大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１］（Ｐ３５）白居易认为陶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２］（Ｐ１０７）陶在唐的情况正如《蔡宽夫诗话》中所言：“渊明诗，绝无知其奥者。”南北朝、唐朝言及陶者虽有几十位之多，但这几十位中可以说无陶之知音可言，可真真寂寞了这一大家。
宋代与南北朝、唐朝对陶的冷淡相反，而空前地喜爱起来，并贯穿宋朝始末。文字上论及陶者仅《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所录就有八十五家，他们尊陶、赞陶、学陶诗、和陶诗，并多以陶为知音，陶的接受史因此而热闹起来。历史对一过客有时旁置冷落，有时亲近非常，乍看是历史的闹剧，其实里面有不可更替的历史原因在左右。
一、文化气候
一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和生活原则往往形成一个独异的文化气候，而这一文化气候又会影响置身其中的文人士子的心态。
宋王朝建立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对军事重臣说道：“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身。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３］（Ｐ５０）这是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所玩的“杯酒释兵权”把戏，殊不知这一“金口玉言”为赵氏王朝在文化上定下了享乐性品位，宋代因此对享乐性生活的认可和推崇尤为显著，从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宋太宗说的“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时”可窥一斑。在权本位的政治体系下，中国人的享乐实用心态是随历史发展的。即使没有特别的环境、特别的氛围，有着上千年发展史的世俗享乐本身就已经是积重难返了，何况宋太祖、宋太宗等又威逼利诱别有用心地倡导之，这自然使大宋王朝的享乐之风变本加厉。赵匡胤及宋代的其他帝王又都缺少唐代明君所具有的豪迈与放达，大唐帝国的崩溃，五代十国的风起烟灭，使他们忧心忡忡于国内之祸患。内患意识使得宋代帝王在帷幄运筹中采取了“守内虚外”的政治军事策略，加强了中央集权。“陈桥兵变”式的历史闹剧虽然因此避免了，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再加上朝内剧烈的党派之争，使为官者莫不人人自危。大批的为官为政之人，深感报国无门，只好入朝则得过且过，出朝则自寻逍遥，享乐人生。奢侈浮靡的享乐自上而下，就连三任宰相的吕蒙正、主张节用爱民的欧阳修也是乐此不疲。
宋代迅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也为有宋一朝的享乐性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城市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大的突破。北宋以前，住宅区（坊）与商业区（市）是严格分开的，而且大多实行宵禁。进入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增加，市坊界限打破，宵禁取消，金银铜铁货币及“交子”开始通行，于是，商业、手工业、娱乐业、服务业等大量兴起，瓦舍、勾栏等娱乐场所遍及各地。《东京梦华录》载：“夜市直至三更，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处去，通宵不绝。”城市生活热闹到这种程度，难有耐得住寂寞者，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无不倾心相乐。由于以上主、客观原因，宋代柔软性、享乐性的文化大气候便形成了。
宋代平民气、世俗气的享乐不同于晚明思潮下的纵欲享乐。晚明的文人士子已乱了“方寸”，宋代的文人士子不但没有乱“方寸”，而且保持并深化着传统儒家的人格精神与品德操守（宋代的理学精神可以为证）。宋代文人士子在这享乐性的文化大气候下，该何去何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随波逐流者自甘沉溺，昂首矫俗者有自己的思考。宋代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历朝历代的官场腐败主要是入仕之人不恪守德性、惟利惟欲是图所致，陆九渊曾论道：“今人只读书便是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４］（Ｐ４９３）“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又唯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４］（Ｐ２７６）为了社会之治，宋代从赵匡胤就开始自上而下地注重德性上的教化，以至于后来出现了理学，所以，宋代不乏以“孔颜乐处”为高标和趋向淡泊者。梅尧臣以淡泊为人生正味，奉行“淡泊全精神，老氏吾将师”的准则，范仲俺、韩维等也都有推崇淡泊自守的言论。王昭素讲《易》在宋初也甚有影响，赵匡胤把王昭素对其言的“治世莫若爱民，养生莫若寡欲”朝思夕诵，作为治世养生之术，这对他所诱导的享乐性生活也起了扶正纠偏的作用。
佛教在宋代有很大的影响，不少君臣喜佛好佛而身体力行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驳了享乐之风。赵匡胤曾诏西川转运使沈义伦于成都写金银字《金刚经》，可见他事佛的虔诚。赵匡胤为了江山社稷的安稳，别有用心地诱导大臣们享乐，而对自己的孩子却是本于佛家思想，告诫他们要惜福，不要为伤生的恶业之端。永庆公主有次衣着华丽地入宫，赵匡胤不悦，批评道：“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效仿。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３］（Ｐ２８６）“利欲如摽锋”、“积善来百祥”等佛家说教在宋代的一些官吏身上也有所体现。护国节度使陈思让在任期间“无败政，然酷信释氏，所至禁屠宰，俸禄悉以饭僧，众号为陈佛子。身没之后，家无余财”。［３］（Ｐ３２９）
宋代在儒道佛相应思想的作用下，追求恬静寡欲的淡泊人生也成一潮流，与享乐人生相反相成，享乐气愈浓，淡泊之追求也就愈强。在如此的世风下，陶渊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斯滥岂攸志，困穷夙所归”的人品就成了一面旗帜，因此而得到同道相契者异口同声的推尊。朱熹赞论道：“晋宋人物，虽曰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所以高于晋宋人物。”［５］（Ｐ１８７）宋代还注意到了陶渊明“耻事二姓”重名节的人格，这一人格在南北宋党派之争民族之争不断的政治环境中，颇受从一而终的仁人志士的推崇。林甫在《省心录》中言：“陶渊明无功德及人，而名节与功臣、义士等。”文天祥《海上》诗云：“王济非痴汉，陶潜岂醉人。得官需报国，可隐即逃秦。”以上是在大文化环境下宋代对陶渊明人格人品的接受。
二、复古革新
宋初，佛老思想显得空前活跃，儒家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挑战，致使石介惊呼，举中国而皆从佛、老。以孙复、胡瑗、石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打着复古旗号，标榜王权，鼓吹道统，反对佛道，复兴儒学，同时也从理论上批评当时的浮靡文风。这些举措打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沉闷，中唐的复古中求变革的学术运行机制在宋代又开始运转起来。
宋代的经学复古与唐代的依古注治经的复古做法不同，而是对以“五经”为代表的汉代经学体系大胆怀疑，欲求在考证和重新阐释中恢复“五经”在先秦的“样子”。据《能改斋漫录》记载：“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甫。”刘原甫撰《七经小传》，多出己意，与汉儒旧说不同；王安石“视汉儒之学若土梗”，二人已有另起炉灶之势。欧阳修、苏轼、苏辙对儒学中的汉学体系也有怀疑和非议，此不细举。
宋人经学研究中突破最多的是《诗经》研究。宋以前，说《诗》者皆宗毛、郑之说，视之为金科玉律。而宋代说《诗》者对汉儒在《诗经》的序、传、笺中做的穿凿附会和曲解原文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和指正。北宋时期，欧阳修、苏轼等在总体上向汉儒《诗经》学体系发难，并在部分问题上打开了突破口。南宋时，《诗经》研究者重新对《诗经》进行全面的梳理、考证、研究和阐释，而且多有新见。郑樵认为《诗序》不是圣贤之作，而是村野妄人所作。王质对汉儒《诗》学也是持否定态度，但他并没有采取直接批评的方法，而是对《诗经》重新诠释，用了３０年的时间，撰写了《诗总闻》三十卷。朱熹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诗经》进行了更为深细的探讨。所撰《诗集传》，弃旧序，写新序，对《诗经》作品逐一解释，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诗》的真实目。朱子强调要“平心看诗人之意”，他在《诗集传》中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还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朱熹的阐释和观点在一定范围内恢复了“诗”人和《诗》的原貌，但《诗经》在汉儒的阐释中所产生的规约性、神圣性却都随之远离了。
宋代儒学上的复古，目的是为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鼓吹道统，可是对汉学体系的推翻却也抹去了经学的神圣性及其所具有的积极入世的鼓动性，使经学平民化了。以平民化的“经”为指导思想的士子也就以“平民”的心态入世，所以，宋代儒学上的复古，复出的是平心静气的心理，这与魏晋南北朝儒学萎靡状态下的士子心理相近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