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至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营生，最为难事。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贤；托之亲戚，亲戚未必贤——贤者又不肯预人家事。唯妇人自识书算，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给，稍识公义，则庶几焉。不然，鲜不破家。

袁采所谓的“贤妇人”，与封建礼教规定的、恪守“三从四德”礼教纲常的贤妇人已大大不同了。她们不但有独立的人格意识、独立的意志，而且有“自识书算”，善于经营产业的能耐。袁采列举的三种类型的贤妻良母，已具有近代女能人或女强人型的自我独立人格和个体价值，不能不说他这个思想是宋代妇女观念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

宋代妇女观念的进步，是随着文化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转变而同步发生的。尤其商品经济的活跃。改变道统和正统许多陈腐观念。平民(市民)崛起在经济舞台，同时也产生参与上层文化圈甚至改变意识形态观念的要求。如富豪的“榜下捉婿”就是一个生动例证。（见拙著）又如宋笔记载：“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壁。稍长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

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称。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豪贵家不可用。”（《宋稗类钞》卷之七《饮食》。）接下说到一位厨娘“有容艺，晓书算”，  “字画端楷”，  “辞甚委曲”。“最为下色”的厨娘尚如此，其他可以想见。所谓“中下之户”，殆指京都市民中等产业及产业较薄的人家，属于平民阶层。  他们对女儿的爱护和重视，虽然也出于日后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未尝不是对女性价值有了新认识的观念反映。让女儿受教育、习艺业，便从整体素质上提高了妇女的学养和识见，同时也为妇女参与社会、投身事业、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作好充分的知识文化准备。宋代市民的这一观念意识和行为倾向，应该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它是末代文明正在与近代文明接轨的铁证。城市“中下之户”的女性得到充分的受教育机会，意味着宋代妇女观念的解放的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需要指出的是，宋代妇女的个性解放与论者乐道的晋代六朝及唐代妇女解放观念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象晋代六朝妇女的风雅，一般都是贵族女子的才能和风度的表现，并未形成一种社会的文化风习；唐代女子(主要亦是指皇亲贵族及名门显宦家子女)由于并未觉悟到女性的独立人格和人性价值，亦往往陷入一种对男性盲目摹仿的性别错位及心理变态的性放纵，如前面述及的武则天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此种种是不能视为妇女意识的开放或进步的，只能说是一种女性意识觉醒初始的混沌状态——晋末至唐的女性意识统可作如是观。宋代则不然——在这里是一个时代的人性进步唤起女性观念的觉醒，  首先是男人世界对女性存在的社会化的确认。如前已论及宋帝王对母后执政的群体性认同便是这种确认的突出范例；儿子对母亲的普遍孝敬和爱戴亦应是对女性价值的承认；父母让女儿学书算艺业，并培养各方面才能；士大夫文人与妻妾的感情亦开始出现伙伴关系这种近代人文关系最佳形式；文人甚至整个宋代男性世界均对女性的存在倾注极大热情和兴趣……等等。其次是妇女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人性、人格本质力量的自我发现。如袁采所举三种“贤妇人”，已经找到了女性自己独立于人生、独立于社会的位置，并在此位置上发挥自己潜在的才能，实现自我价值——这是一种社会的群体性的发现，它反复出现在许多人身上，因而造就了一种文化，并成为宋型文化构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宋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就是此种文化现象。

所以说，宋词以写艳情为主，以表现女性世界和女性生活为主要题材，乃是时代文化赋予的使命。宋词反映的丰富多彩的女性景观，突出展示了宋型文化在人性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宋词表现的女性生活、女性情感、女性的人生悲欢离合、歌舞笑乐与眼泪心酸等，最能体现这个时代人性发展的基本状况。纵观中国文学史，有哪一个朝代如此热烈，如此专注、如此一往而情深地为女性歌唱过么?没有。宋词为女性歌唱，而且多半是由歌妓们自己来歌唱，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为什么只能为男子歌唱呢?为什么只能歌唱男人的事业和男人的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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