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庆历三年（1043）春任秀州判官，此即在秀州所作。在宋词中，本篇可谓声名显赫，历代好评并无异说，视为宋词最为典范的作品之一亦不为过。张先因此词之名句而被宋祁称为“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遁斋闲览》。张先自称“张三影”，就以“云破月来花弄影”为平生最得意的写“影”三名句之首，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引《古今诗话》。南宋曾慥《乐府雅词》和黄升《花庵词选》都选录了本篇，可见在南宋仍是广泛流行的作品。“云破月来花弄影”的意境，更被许多词人模仿借用，如北宋王安中《蝶恋花》:“云破月来花下住。要伴佳人，弄影参差舞。”南宋滕甫《蝶恋花》（一作华岳词）:“掬水佳人，拍破青铜镜。残月朦胧花弄影。新梳斜插乌云鬓。”赵鼎《鹧鸪天》:“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刘镇《汉宫春》:“人去后，庭花弄影，一帘香月娟娟。”等等，可见其影响之大。此外南宋刘过《天仙子》云:“强持檀板近芳樽，云遏定。君须听。低唱月来花弄影。”则是歌妓演唱张先此词的具体描写。印象中，此词虽然流传广、影响大，但却很少见到被歌者演唱的记载，因此刘过的描写可以当作十分珍贵的史料看待。
又，“往事悠悠空记省”一句，“悠悠”，今通行本《张子野词》多作“后期” （见《彊村丛书》本《张子野词》、《全宋词》、吴熊和《张先集编年校注》等）。 而《花庵词选》、张先《安陆集》皆作“悠悠”，《词学丛书》本《乐府雅词》于此句下亦注云:“一作‘悠悠’。”因此看来，“往事后期空记省”意思虽较胜，但在宋元时期流行的则很可能是较为通俗易懂的“往事悠悠空记省”。
总 说
总的看来，以上十首歌词都应是在元代市井歌场和风流子弟中广受欢迎的作品，“十大曲”的说法，反映了当时歌坛对于宋、金词流行作品的取舍和认识，其中蕴含的许多问题都值得认真探讨。
首先，应该注意《阳春白雪》收录这十首词的目的。论述元曲歌唱理论和方法技巧的《唱论》一书，把这十首词称作“近世所谓大曲（乐）”，当作歌唱的典范作品对待。这十首词，部分作品原有的题目或小序，《阳春白雪》收录时全部省略，因为题目、小序都是歌唱时用不着的东西。对其中五首词，还标注了宫调，说明这些歌词都是歌唱使用的脚本。其中，晏几道《鹧鸪天》、朱淑真《生查子》都与宋人词集所注宫调不同，如果不是为了歌唱之需，就没有必要改变本来所属的宫调。从各种迹象看，《阳春白雪》收录的这十首词，是给歌坛提供的一个唱本。《百花亭》杂剧所说的“怀揣‘十大曲’”，指的就是这种唱本。这提醒我们重新审视所谓词在元代由于“词乐失传”，已经不可歌的传统说法。起码这“十大曲”，乐曲和唱法在元代并未失传，仍然在歌坛传唱不衰。
其次，“十大曲”的说法，《唱论》是记录当时歌坛的事实，就作品选择而言，并没有宋、金词的区别。本来，北宋与南宋，固然道统、政统、文统一脉相承;金与南宋，虽分两朝，地限南北，但文化、文学何尝不是在同一个文化母体之内发展?宋、金歌词的创作，同样如此。到了元代，南北统一，政治和地域的限隔已经打破，文化的同一性就凸现出来了。从文化的角度看，对宋、金词，已经没有强作分别的必要，于是，在《唱论》中，宋、金的朝代称谓被“近世”这个含糊的说法取代，对所列的十位词人，也不注明属宋还是属金，而且排序也不区分朝代。宋、金词，完全被看作了一个整体。这反映了一种十分高明的历史文化见识。这一点提醒我们注意，研究词史，不应该把金词和宋词割裂。如果不把金词和宋词融为一体看待，那对苏轼词风的影响，就不可能有更全面的认识，对苏轼和辛弃疾之间词风传承的认识，也会缺少一个重要的环节。
第三，“十大曲”不是一个大型的选本，当然不可能全面反映宋、金词的创作。作为一个唱本，只是当时歌坛流行传唱的一组作品的纪录，它的价值也主要在于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传唱不衰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歌词。把这十首词称为“十大曲”，其说法的来历今天已经很难确考，以“十大”为文学作品排名，古往今来都不少见，不一定有什么严肃的评价意义。这十首词的集合，当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不一定是观念十分明确的选择。不过，分析起来，仍不能不说其选择还十分精到，显然也是经过有意识的取舍的，其中金词三首，宋词七首，从现存作品的质和量看，这个比例稍嫌偏向于金词，这有可能说明“十大曲”的说法是形成于金朝，并从金流传入元的 （按:此说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彭琳同学提示） 。但更重要的是这说明当时歌坛并不忽视金词的成就。吴激、蔡松年二人都是金词巨擘，其词合称“吴蔡体”，邓千江一篇则是被推为金词第一的作品，《春草碧》一篇作者虽然不一定是吴激，但一定是当时传唱中被当作了吴激词。《石州慢》在蔡松年词中不一定最具代表性，但背后的故事内容使其广泛流传，又是蔡氏其它作品不能比的。宋词七首也多是代表词人的代表作。只有两篇，在今天看来，可能稍有疑问，一是嫁名苏小小的［商调］《蝶恋花》，艺术上并不精彩，但它背后的故事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可以说，它是宋词中大量存在的带有传奇故事的作品的代表。它在当时广泛流行，在歌场中受到欢迎，具有通俗流行文化中普遍爱好传奇故事的深刻背景，因此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二是朱淑真［大石调］《生查子》，今天看，虽有警句，但全篇也算不上十分精彩。不过，宋代女词人多，作品也多，十首之中有朱淑真一篇为代表，说明女词人的创作没有被忽视。至于为何是朱淑真而不是在今天更有名气的李清照，是不是因为朱淑真词更为通俗易懂而在当时流传更广的缘故?
第四，“十大曲”的题材内容比较多样，风格也十分丰富，有的慷慨豪迈，有的雄阔高远，有的哀怨悲愤，有的沉郁深婉，有的浅易通俗，所谓“词为艳科”的说法，在这里一点也不适用。从传播接受的角度看，说明当时的歌坛接受心态和欣赏口味都是比较宽广的。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历来公认为宋词婉约派或格律派最杰出的几个代表词人如秦观、周邦彦、姜 夔 、吴文英等，甚至并无一首作品作为代表。固然，仅仅十首的篇幅，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如上所说，“十大曲”的集合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词史的全面反映，但在宋词史上地位如此重要、名声如此显赫的几位词人，竟连一首作品也没有进入，确实值得寻味。虽然其中具体的原因已很难考索，但仍然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十大曲”又确实体现了明显的倾向性。
注释
①国家图书馆白雪华先生协助核对了馆藏该帖文字，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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