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现代语言哲学的高度考察有关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韩愈、柳宗元的“明道”追求二者的统一，而宋人的“载道”则强调其工具性质。“明道”与“载道”在理论形态上表现出三大差异:韩、柳内圣与外王并重，宋代政治家则以外王消解内圣;韩、柳坚持文道一元，宋代理学家则分离文道、重道轻文;韩、柳追求超越文道的艺术境界，宋代文学家则将这一超越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句法律度。现代学术界往往将“明道”、“载道”混为一谈，很有必要认真地加以梳理辨析。

【关键词】 明道 载道 语言哲学 统一论 工具论

文道关系理论探讨的是文学艺术本体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文道关系理论的变迁直接左右着创作的走向，同时，它自身的理论内涵也通过不断的变迁得以丰富、深化与发展。对这一问题，唐宋文人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表述，诸如明道、传道、贯道、体道、宏道、载道等等，其内涵错杂繁复，很值得现代学界认真地加以梳理辨析。然而若干年来，学术界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并不多见。究其原因，郭绍虞先生在这一领域的杰出研究已经成为横亘在现代学人面前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可能是最合理的解释。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郭先生就已经以“贯道”、“载道”区分唐宋文道关系理论，见1927年《东方》25卷1期《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其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以道学家的文论、政治家的文论、文学家的文论区分宋代文道关系理论诸流派，视野开阔，辨析精微，唐宋文道关系理论由此得以定型。后人的研究，大多在郭先生的基础上拾遗补缺，演绎诠释。

本文认为，郭先生的理论虽然博大精深，但也还存在有待推进的广阔空间。比如:以“贯道”概括唐人主要是韩愈的文道关系理论，实际上并不准确。韩愈只讲“明道”，从来不讲“贯道”。李汉《昌黎先生文集序》虽然讲“文者贯道之器”，但“贯道”二字的内涵，李汉本人并没有进行过具体阐释。隋末王通曾经界定过“贯道”的内涵，其说追求“上明三纲”、“下达五常” ① ，与宋代道学家的“载道”较为接近，和韩愈的“明道”还有相当的距离。其次，有关文道关系理论三家分途说的理论渊源，还可以追溯到宋人乃至唐人。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② 已经将文道关系一分为三。胡瑗以“有体有用有文”解说文道关系，预示了宋人理论兴趣的分流③ 。此后道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各自道其所道，或尊崇道体，或肆力功利，或激扬文字。陈善《扪虱新话》正式揭示了三家分道扬镳的理论轨迹:“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立门户，不相蹈袭。” ④ 郭先生的理论，应该有以上诸家的影响。

对郭先生文道关系理论的实质性推进，可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首先，“贯道”一说虽然有王通的倡导、李汉的推扬，但无论理论高度还是历史影响，都远远不及韩愈、柳宗元的“明道”，选择“贯道”概括唐代文道关系理论，不如选择“明道”;其次，“明道”、“载道”的理论性质及其内涵外延，也需要进一步辨析;此外，宋代三家理论的异同及其与韩、柳的关系，也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本文认为:唐人的“明道”与宋人的“载道”是相互联系同时又有着重大差异的两个不同的理论命题。从语言哲学的高度看问题，同样是探索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明道”追求其统一性，“载道”强调其工具性。韩、柳与宋代三家的不同价值取向，在理论形态上表现出三大差异:韩、柳内圣与外王并重，宋代政治家则以外王消解内圣;韩、柳坚持文道一元，宋代理学家则分离文道、重道轻文;韩、柳追求超越文道的艺术境界，宋代文学家则将这一超越异化为形式主义的句法律度，“文”最终消解了“道”。以下，本文将逐一梳理上述的几个问题。 

“明道”与“载道”

韩、柳主张“明道”，宋人主张“载道”，其差别本来是很明显的。但后人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比如，乾隆《题宋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载道惟文语不磨，齐昌黎者更伊何。” ⑤ 就把“载道”硬栽在韩愈头上。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称:“韩愈倡‘文以载道’之说，视‘文’只为哲学家发表他思想的工具，意义既偏狭，而又显然忽视了‘文’的本身的特长。于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如唐之传奇，宋之词令，元、明戏曲，明、清小说，均为纯正的学者所歧视，而都不能在当时有所立足。韩愈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罪人啊!” ⑥ 此外，直称韩文“载道”者，如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等，影响甚大。某些专门致力于韩愈研究的学者也难免此病，如罗联添《韩愈研究》就辟有专篇讨论韩愈“载道的文学观”。直至今天，以“载道”评说韩愈文道关系理论者仍然不在少数。

对于文道关系，韩愈主张“修其辞以明其道”，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李翱也明确主张文章“明圣人之道” ⑦ 。明者，彰显也。这就是说:文辞的功能，是彰显真理。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考量:文与道的关系，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基础，思维是语言的运动过程，没有任何思维能脱离语言（这里指广义的语言）而存在。在语言哲学的诸多流派中，这是语言思维统一论的观点。正如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洪堡特所说:“语言是构成思想的器官……智力活动与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⑧ 在这一意义上，文道本属一体，不存在孰先孰后、孰本孰末的问题。事实上，韩、柳也正是这样认识的:“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这是因道而及文;“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这是因文而及道;“所能言者皆古之道” ⑨ ，文道本来就是一体。柳宗元全面分析二者的关系:“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⑩无论是“求诸道而遗其辞”，还是“贵辞而矜书”，都不是正确的态度。“言期以明道”、“道假辞而明”，二者互相依存，不可分离。

宋人特别爱谈文道关系，这一理论兴趣源于韩、柳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宋人论及文道关系，用“明道”者少，用“载道”者多。即如谈“明道”者，如范仲淹“明虚无之理者谓之明道” 11 ，也更接近宋代道学家的“载道”，而与韩、柳的“明道”不同。载者，承载、装载也。这就是说:文辞的作用，是承载思想。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考量:道与文的关系，是思想与表述思想的语言的关系。思想才是本质，语言只不过是承载本质的工具。换言之，语言、思想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而且语言承载思想的能力极为有限。在语言哲学的诸多流派中，这是工具论的观点。把这一命题推演到极端:语言不但不能承载思想，甚而至于成为思想的桎梏。周敦颐所谓“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 12 ，将语言比喻为载物的大车，将文辞比喻为大车上的雕绘，将思想比喻为车上装载的货物。很明显，只有货物（道德）才是有意义的东西，大车（语言）只是临时使用的工具，大车上的雕绘（文辞）更是毫无价值的装饰品。它的实质，是文道二元，与韩、柳文道一元的理论有着质的区别。它的必然归宿，是“作文害道”，并最终取消“文”的存在意义。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系统的语言哲学理论，但并不缺乏类似统一论或工具论的思想。《易·系辞》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肯定“象”可以尽“意”，“辞”可以尽“言”;扬雄肯定“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欧阳建肯定“言”、“理”不二，如影随形 13 。都具有语言思维统一论的倾向。至于语言工具论的观点，古代文献中似乎更为丰富。老子就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4 真正的大道是不可言传的。《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庄子的“一”即是宇宙的本体，“言”本来就是“一”的组成部分，自然有存在的理由（且得无言乎）;但既然已经“为一”，又有什么必要分离“为二”（且得有言乎）?“一与言为二”，二者又怎么可能统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15 ，语言只不过是传达意义的工具，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结论。在儒家方面，《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16 ，认识到语言与思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统一关系。荀子也认为:“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17 那么名、实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陆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18 ，已经注意到语言表述思想的局限性。魏晋玄谈的言意之辨中，王弼进一步推出了“得意忘言”的主张，最终取消了语言存在的必要性，可以视为宋代理学家“作文害道”说的先驱 19。

在西方语言哲学的领域内，同样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赫拉克利特认为:“词是大自然创造的。”他的学生克拉底鲁认为:“每一个事物，大自然都赋予它一个专门的名字，就像把专门的知觉赋予每一个被感知的物体一样。”这是语言思维统一论的观点。与此相反，德谟克利特则认为:名称是根据习惯规定的，所以是不正确的，并引用了四条证据来加以证明 20 ，这就比较接近工具论的观点。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诸多流派中，海德格尔认定“文学以命名的方式把握真理”，“语言凭借给存在物的首次命名，第一次将存在物带入语词和显象，这一命名才指明了存在物源于其存在并达到其存在” 21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萨丕尔认为:语言是可以随手把思维包装起来的胶囊，语言决定思维乃至先于思维。布龙菲尔德甚至认为:人并没有“思想”，所谓“思想”，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形式，一种无声的语言。莱布尼茨、洛克、罗素等也都特别强调意义与指称的统一。另一方面，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索绪尔称之为“能指”、“所指”。而“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任意的。换言之，语言与思想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奎因等也特别强调意义与指称的区别，现代符号学对意义的消解，更将工具论的思路推向了极端。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在语言哲学的领域内，“明道”、“载道”是两个性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理论命题，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古今中外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表明这一论题具有极高的理论含量。从现代学术的高度对这一论题进行梳理辨析，是完全必要的。

内圣与外王

“明道”说坚持内圣与外王的统一。“载道”诸说中，政治家以外王消解内圣。他们将“文”严格地限制在礼乐刑政的范围内，然后将“辞”从“文”中割裂出去甚至对立起来，从而根本取消了文辞、文章、文学乃至文明的存在价值。

韩、柳的“明道”来源于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如果进一步追讨，刘勰的《原道》还可以追溯到《淮南子·原道》。不过，《淮南子》所原之道是自然之道，其着眼点在人文与自然的关系;刘勰所原之道是圣人之道，其着眼点在人文与社会的关系;韩愈所原之道虽然也可以包容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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