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词之为词”观念欠清晰

    陆游虽然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了很可观的成绩，但其词的创作不免令人遗憾，要归结其原因，首先应该考虑陆游词的观念是否存在偏差。在陆游关于词的言论中我们发现常出现一些矛盾之处，对词这一文体时贬时褒，有贬词者，如：
    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余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10] (卷十四，P2101)
    时放翁65岁，以文体退化论否定词体，并深悔少时为词。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开禧元年十二月乙卯。[10] (卷十四，P2277—2278)
    时放翁81岁，认为唐五代时人，因流宕而为词。也有褒词者，如同在上文中又云：
    故历唐李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
    绍熙五年三月甲寅，70岁时，陆游在《徐大用乐府序》中又云：
    (吾友徐大用)独于悲欢离合、郊亭水驿、鞍马舟楫间，时出乐府辞，瞻蔚顿挫，识者贵焉。或取其数百篇，将传于世，大用复不可，曰：“必放翁以为可传，则几矣。不然，姑止。”予闻而叹曰：温飞卿作《南乡》九阕，高胜不减梦得《竹枝》，迄今无深赏音者，予其敢自谓知君哉。”[10] (卷十四，P2101)
    他又肯定徐大用词之题材：悲欢离合，漂泊远游。其词之风格：瞻蔚顿挫。且对温飞卿以及花间词，并不一味否定，认为不仅“简古”，而且“高胜”。
    由贬到褒前后相差约十几年，有人说从前者看出他对词的观念有偏见，从后者看出经过十几年其观念有所转变，以此证明其词学观念有一个渐变过程。其实，人到65岁再想转变观念，已经很难令人信服了，那么对相同事物的矛盾看法只能说明他压根儿就没有形成什么观念。况且他说着不理解，但一直未中止词的创作。他说“今绝笔已数年”，但就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所统计，在他60岁，也即淳熙十一年到65岁淳熙十六年之间，并未绝笔，他自己也说“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可见其想绝而终难绝。65岁时，他似乎在做一个了断，但以后又如何，不是也在继续填词唱词，以至到81岁，不小心溜出真心话“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吗？可见，放翁对词，并不是真正的排斥，起码是理智上拒绝，而实践则跟着感觉走。所以言语上的矛盾推不出其对词观念有转变过程这一结论，而只能推出其对词的特质不甚清楚。
    更能说明陆游没有搞清楚词之为词者，乃陆游词的创作始于交际之功用。
    虽然陆游在理性上对诗词界限比较模糊，但他填了词，也填了不算少的词，那么或是凭感觉，或是下意识，在他选择填词时必然会存在一些理由，他要通过填词完成些什么？
    《钗头凤》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陆游年轻时的作品，又被称之为他的代表词作，可有人已对周密与陈鹄的记载有所怀疑，吴熊和先生又提出至今难以驳倒的“质疑”，并提出新解，认为《钗头凤》乃陆游四十几岁时的蜀中作。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首词既不是他的第一首词，又不是他的怀妻作，而反属狎妓作。基于此，我们只好忽略，以更为确凿之词为例，作相对更准确的概括。那么有据可查的第一首应是《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我们试以这第一首词为例看看陆游踏入填词之路是怎样一个状态。
    绍兴二十八年，陆游三十四岁，陆游在这一年“始出仕”，是自三十岁赴礼部试被秦桧黜落之后的第一次出仕。被任命为福州宁德县主簿。平生第一次为官，虽然官阶只属从九品，作县官的助手，但热情颇高。就是在这一年，陆游先后与张维、朱景参等游，朱景参材料不详，只知是“绍兴甲戌科张孝祥榜”，恰与陆游当年考第一时同榜，如没有秦桧事理应是同年兄弟，可知志趣相投。张维，乃具有爱国思想有志恢复者，可以想见三人同气相求。同年，陆游在《答刑司户书》、《答刘主簿书》中，也满含热情和使命感地表达出矫时弊、振颓风之见。以上这些都在证实：当时陆游生活中的兴奋点是满怀希望，欲在仕途大展抱负。那么，也就可以预见到这首词的主要基调。且看这首词：
    青玉案　　与朱景参会北岭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　 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剑南诗稿》卷六十五《道院杂兴》其三有：“北岭空思擘晚红”句。自注：“北岭在福州。予少时与友人朱景参会岭下僧舍。时秋晚，荔子独晚红在。”读完这首词，与我们预想的似乎有所不同。一是不老曰老。三十四岁，不应感到老，他在晚年回想这段时也定位为“少时”，而篇中“老惯人间齐得丧”、“我老渔樵君将相”，两次提及“老”；二是本欲平戎偏作渔樵。他将自己与朱景参的未来作了两种假设：朱景参驻守平戎帐内，羽箭腰间，何等豪壮与畅快！而我，高卧、泛舟、不思功名，渔樵老去。对此究竟何种感觉？很是复杂，虽似自己的选择，但最后一句亦透出些许讯息：“我老渔樵君将相”，两个鲜明迥别的结果，而这种结果，陆游表面达观潇洒，似乎真的“老惯人间齐得丧”，对人间一切得失已感无所谓。可“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呈现一派提醒叮嘱状，意思是你千万要记着你还有一个朋友，曾在北岭僧舍，蛮江边上，与你共同品过小槽红酒，赏过晚秋红荔。如果真的甘于终老渔樵，就不会有被人忘怀的担心。可以看出为将相并不是不令其心动和钦羡。如果这首词放在他晚年历经沧桑后，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但这是在他刚刚出道，理应壮志豪情时，虽然此前多有坎坷，有种虚度光阴的焦虑在，但还不至于此，所以其中有赠诗的客气在，亦有强作老到的不自然在。相形于同年所作的诗作《航海》中所传达出的“流落何足道，豪气荡肺胸，歌罢海动色，诗成天改容”，后者则更自然些，更贴近于当时的状态。
    接下来所作的词也多是交际词，据夏、吴二位先生的《放翁词编年笺注》，上卷六十多首词中，从小序提示上看共28首或是唱和、或是宴赏、或是纪游词，没有小序的，在编年中注明为赠答的还有四首，所以应酬之作几乎占一半还多。
    我们之所以注意这个现象，因为它非常能说明问题，即陆游词的创作是始于交际之功用。而这一点较之于其他词人则大有不同。如少游最先有《品令》词二首，以高邮方言写之，当作于早年乡居时。“就词气言，亦较稚嫩，当系少年时作。”[11] (P39)但里面洋溢着清新、青春、活泼之气，情趣之作无疑。苏轼最早的词据邹同庆、王宗堂考，有《华清引》(感旧)、《一斛珠》(洛城春晚)、《南歌子》(绀绾双蟠髻)，或是游骊山，感怀李杨浪漫，或是经洛阳，“怀想寻芳伴”，亦情趣之作无疑，接着自求外放于杭州，方大量写词，其中亦有豪放之作，但绝对是性情所为，绝不是为应酬。辛弃疾与陆游开始词的创作几乎同时，他的词集中亦多应酬唱和之作，这亦属南宋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但辛不同于陆的是，辛几乎全力写词，将自己的身心和几乎全部生活内容都付之于词，那么交际之词多是可理解的，即便这样，他的第一首词据考订乃《汉宫春》(立春日)，也主要是自由抒发内心感慨之作，且全词幽渺沉郁，颇具词味。
    当然，我们不是说交际唱和词就纯是客套，不应该作，而是说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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