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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浪漫到平实——从文人关注视野与生活情趣的转变看宋代文学的理性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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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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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琐碎现实，有些“俗”气，比不得青春浪漫，出言即云济苍生、安社稷、平天下那么气壮山河，那么符合儒家宏愿的“醇雅”，但透过那些细小事物或生活情趣，传达出来的理趣中的“儒雅”，则是后期正统文学和美学为之追求的最高境界，而这点正是由杜甫后期作品中诸多论诗、论画、品茗、赏酒、与野人田夫的交谈往来中，似拙实雅，近于审美化了的生活情趣导夫先路的。
世俗地主阶级来自民间，他们不是从宫廷或深深侯门中养尊处优中进入仕途，而是在经历了鲜活的下层世俗生活和自己的拼搏跻身权力圈的，世俗生活情景深深地烙在他们的心中，世俗生活情趣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这种与身俱来的世俗人情味是无法褪去的。
白居易出身小官吏家庭，他有诗写自己早年贫穷的生活，遭遇兵荒马乱饥饿的身世和骨肉离散的经历：
时难年荒世业穷，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9](P267)
元稹家境贫寒，步入仕途的过程十分艰难，因此对民间生活和习俗也十分熟悉。其云：
臣九岁学诗，少经贫贱，十年谪宦，备极栖惶，凡所为文，多因感激，故自风诗至古今乐府，稍有寄兴，极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10](P406)
由此可知元、白一类出身低微，取仕艰难的文人，有干预现实政治之机，势必要奋身进取，以实现其理想抱负。但如果进取受阻，他们来自下层的出身和经历必然使其珍惜已取得的“成就”，并且容易产生知足的情绪，从而转向关注自己所熟悉和能使自己“忘忧”的事情以调适心态。
从杜甫入蜀后的部分“闲适”诗中，大量写日常生活琐事的篇什，以及大量使人忘忧而陶冶性情的咏画、咏酒、咏书法、咏歌管的诗章，就不难发现下层地主文人进取遇阻时关注视野的变化。这些作品在不少人看来是杜甫兼济之志难以实现时的消极生活表现，实际是论者对世俗地主阶级与身俱来的世俗人情味特征缺乏了解。
到了中唐白、元等人那里，琴、棋、书、画、酒、茶、歌舞、垂钓、笔、墨、纸、砚，凡是文人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事物，无论是高雅，还是浅俗，不管是雅集，还是独处，他们的关注与表现都是那么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一现象仿佛是从俗，有悖士大夫经邦治国之志，但实际是文人还原了自身世俗地主阶级的面目。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孔子的生活，就不难感受到被汉代以来神圣化了的“圣人”，其实也十分典型地代表了来自下层的文化人真正面目。在《论语》一书中为我们展现的孔子，显然是活生生的、真实的、有着丰富世俗生活的“人”。试看 《论语》所录孔子言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夫。／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为百代宗师，为推行自己的学说和政治主张，周游列国，在陈蔡之地被政敌所困，粮尽、弟子病倒，他却处乱不惊，弦歌鼓琴不止。他的儒雅风范堪称典范，但其于世俗日常生活的热爱也是明显的。
汉代以后那些自称为儒的迂腐之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只有所谓的“兼济天下”才具有价值，殊不知这恰好走上了违背人性的歧路。那些钟鸣玉食、锦衣轻裘的贵族文人一方面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一方面却虚伪地摆出一副救世主的说教嘴脸，装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使文学成为宣扬其统治阶级伦理道德的工具。
缪钺先生说：
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见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11]
这段话虽写的是宋诗的特点，但宋诗所传达出来的却是代表自杜甫以来文人士大夫在传统生活理想和立身行事之外的生活情趣与关注视野的转变，是中唐以来文人心态渐次向内收敛这一社会心理转变导致的必然。被扭曲了的人性在世俗地主阶级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复原，加之市民生活情趣和生活观念的冲击，离经叛道的南禅宗思想的影响，正统文学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气象，它反映出人的主体意识迅速觉悟。文人们不再板着脸孔只唱一个调子，而是将自己生活的全部统统展示出来。在有明显市民思想意识影响下，晚唐诗词中男女两性之事墨粉登场，表明文人们关注的视野除去建功立业外，已经大大拓宽。虽然这些“俗情”仿佛与文人的“儒雅”身份十分不谐调，但毕竟是他们所思、所想、所为。
另一方面，文人毕竟是文人，他们关注的视野更多还是与其身份相协调的“雅趣”。从中唐开始，与文人生活情趣相关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品茗、论诗、论书、论画、唱酬、雅集更是文学着力表现的题材。试看以下作品大量出现，就可以见出文人生活的丰富：白居易有《废琴》、《好听琴》、《船夜援琴》、《琴》、《楚妃叹》、《雨中听琴者弹〈别鹤操〉》、《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卢纶《河口逢江州朱道士因听琴》，元稹《听妻弹〈别鹤操〉》，雍裕之《听弹〈沈湘〉》，孟郊《听琴》，薛能《秋夜听任郎中琴》，韦庄《赠峨眉山弹琴李处士》，李冶《从萧子叔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
宋人对琴更是独有会心之处，大作家如欧阳修、苏轼等人更是写下不少琴诗和论琴艺的作品，如欧阳修《三琴记》、《送杨畏序》、《论琴帖》、《夜坐弹》、《弹琴效贾岛体》，苏轼《舟中听大人弹琴》、《破琴诗》、《行香子》、《琴诗》。
围棋是中国文人酷爱的智力游戏活动，一部灿烂的围棋史使中华文化瑰宝显得更加富有民族特色，传说尧舜以棋教子，而战国时期纵横家们以围棋显示他们的纵横思想。儒、道、名家无不谈棋，有人称孟子为围棋鼻祖。汉魏时期著名文人无一不精通棋艺，班固、李尤、马融、应瑒、王粲、蔡颖等棋艺高超，而且精研棋理。班固有《弈旨》、马融有《围棋赋》，“竹林七贤”、王、谢世家在棋史上留下不少佳话。入唐以来，琴棋书画并称，张彦远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12] 而棋待诏的出现， 标志着棋史一个崭新的里程碑的出现。“永贞革新”的主要人物王叔文就是以善棋为待诏，入东宫侍奉太子，并乘机向太子讲述人间疾苦事，得到太子喜欢，太子继位是为唐顺宗，重用王叔文等人进行著名的“永贞革新”。
中唐以来，以围棋为文人的闲情雅兴和避世高情之风盛行，白居易、元稹等人更是嗜棋成癖，不仅二人时常相聚论棋，而且有客来访竟以棋待客。传说元稹居家待客有两大佳处，一是酒，二是棋。他十分得意地说：“酿酒并毓蔬，人来有棋局。还酿凭耐酒，运智托围棋。”[13](P4494)
长庆元年，元稹在府中举行一次围棋盛会，连德高望重的老丞相段文昌也兴致勃勃的参加，元稹为此写下《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弊居见赠二十四韵》诗，诗中笔墨酣畅地描写了这一盛会，而且称“此中无限兴，唯怕俗人知。”[14](P4525) 由此看出他是满足于这一种高雅情趣。白居易棋艺虽不精湛，但其爱好一如元稹。他谦虚地称自己“及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观者，一无通晓”。尽管如此，白居易仍然“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起座彻明棋。”[15](P320) 有客来访时“晚酒一两杯，夜棋三数局。”[16](P147) 甚至“围棋赌酒到天明。”[17](P359) 晚年的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常与胡杲、吉皎等八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聚会香山斗棋，称为“香山九老”。明代画家黄彪专门作《九老图》再现九老弈棋的情景。晚唐人因时代黑暗，大多避世，弈棋与观棋就成为文人生活中的一大闲情雅趣，试读以下诗句：
樽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棋。
——杜牧《题桐叶》
岩树阴棋局，山花落酒樽。
——许浑《题邹处士隐居》
园里水流浇竹响，窗中人静下棋声。
——皮日休《李处士郊居》
萧骚寒竹南窗静，一局闲棋为尔留。
——郑谷《灯》
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幢幽。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对局含情见千里，都城已得长蛇尾。
——温庭筠《谢公墅歌》
对面不相见，用心如用兵。
——杜荀鹤《观棋》
在这些诗中，不管诗人以怎样的心思和感情投入，都可见出他们对围棋的深爱。
宋代文人虽说少了唐代文人那种侠气，但儒雅风度远胜唐人。加之宋代重文风气，文士更是倾心于棋艺，无论欧阳修、苏轼、黄山谷、陆游、杨万里等一批著名文人，还是整个社会，对围棋的倾心都超过前人。宋代延续唐代棋待诏制度，各地方举荐，朝廷严格考试，都市中还出现了棋会这一民间围棋组织，出现了大批棋手，后世称之为“棋工”。正如绘画一样，大量画工的出现，必然推动画艺的普及。但后人之爱棋，绝非棋工之功利，就如“画工画”与“文人画”有别一样，文人将弈棋与观棋都作为一种高雅的活动来参与。一代文坛宗师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其《六一居士传》自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18](P305) 在《新开棋轩呈元珍表臣》诗中，欧阳修这样描写他新辟幽雅棋轩的环境，表现了他对弈棋特有的文人雅趣，其云：
竹树日已滋，轩窗渐幽兴。人闲与世远，鸟语知境静。春光蔼欲布，山色寒尚映。独收万虑心，于此一枰竞。[19](P365)
摆脱世间纷纷扰扰，在变幻莫测的小小棋局中，让精神自由驰骋，静以忘忧，使许多常处宋代政治争斗和时代危艰的文人们得到心灵的休憩，是文人们在棋中所获得的乐趣。试读下列诗句：
世上滔滔声利间，独凭棋局老青山。心游万里不知远，身与一山相对闲。
——黄庭坚《观叔祖少卿弈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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