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禅宗的风行及禅悦之风

    南禅宗在中唐时期崛起，马祖道一“平常心是道”，禅宗的直觉体悟、宁静观照和禅家公案的话头机锋，对文人的生活情趣、关注视野和审美理想的转变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五灯会元》卷四列白居易为佛光如满禅师的法嗣，他的后半生自称香山居士，能裕如地优游于出处进退之间，其受禅宗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中晚唐诗人与禅师们的接触十分频繁，柳宗元、李商隐、段成式、司空图等人替禅师作赞，与之交往等，在其作品中都有表现。
    禅宗五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在晚唐五代得以立宗，临济宗又创黄龙派与杨歧派，形成“五宗七家”，大有天下佛家统于禅宗之势。宋代著名文人大多与禅宗有极深的渊源，尤其是苏轼与黄庭坚，前者出自黄龙派门下东林常总禅师、后者出自黄龙祖心禅师门下。作为诗坛宗师，苏、黄的人生态度和诗禅结合，影响了整个宋诗的禅化倾向。
    清人丁传靖《宋人佚事汇编》卷九引《扪虱新话》说王安石曾问张文定：“孔子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又有过于孔子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雷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叹服。”[27](P528) 在张方平看来，马祖道一、汾阳无业、雪峰义存、岩头昙成、丹霞天然、云门文偃等禅师都超过孔子，这样的论调，居然令王安石大为叹服。由此可见禅宗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确令文人，尤其是饱经官场沉浮、世态炎凉之后的士大夫文人心悦诚服。
    中唐以来，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改革的期望、干预、遭挫之后，文人士大夫们已经学会了调适自先秦以来将“兼济”与“独善”视为人生价值两端带来的矛盾痛苦。如：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28](P490)
    如果说白居易这首《中隐》多少还带有一些游戏人生的态度，那么司空图的《耐辱居士歌》就比白居易更多了一些看透人生、随缘任运的意味：
    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骑鹤。若曰：“尔何能？”答云：“耐辱莫”。[29](P8489)
    白居易也好，司空图也好，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唐代文人对官场与人生的态度有逐渐深刻的转变，但较之又经历了近两百年世俗地主文化发展浸润的苏东坡，又肤浅了许多。在苏轼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宋代文人的思想，显然已经有了封建后期地主阶级文人对日益严酷的专制政治的清醒认识。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宋诗好谈哲学道理”，宋诗人以人生哲理的眼光来审视人生，从而采取了达观的人生态度，这种“新的人生观最大的特色是悲哀的扬弃。”[30](P26)
    苏轼《迁居临皋亭》诗说：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剑米有危饮，针毡有危坐。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全家古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淡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31](P1053)
    在苏轼看来无论是通达，还是困顿，奔走在此途中的人生如同在左旋的磨子上忙碌往右奔命的蚂蚁，这就是人生的大悲剧。看破了这悲剧，以“淡然无忧乐”的人生态度去迎接它，就会以“一蓑烟雨任平生”[32](P332) 的坦然在从人生中发现美。
    应该说，文人关注视野的深刻转变从中唐展开，到苏轼已经达到了自我超越的境界。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经南华寺有诗云：“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33](P2060) 连智慧过人的苏轼尚且对佛禅如此倾心，真正是“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34]了。可见“平常心是道”的禅宗思想对文人关照生活的巨大影响。
    当然，任何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封建文人都不可能完全超越社会，更不能超越现实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宋代文学作品显得那么充满生活情趣、充满个性，同时又显示出强烈的理性精神的深刻文化内蕴所在。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宋代文学，可以说与唐音交相辉映的、富于理性精神的宋调的形成，标志着思想文化史上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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