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宋人重理、讲规范、少浪漫、多现实，既富世俗人情味，又儒雅风流，善于在平淡的生活中探寻人生哲理。这一时代文化精神的形成，与文人关注视野和生活情趣的转变，以及在这种转变背后的深刻思想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作为直接反映时代精神的宋代文学也就充分表现出这一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转变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宋代文学，可以说与唐音交相辉映的、富于理性精神的宋调的形成，标志着思想文化史上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的完成。
 
【关键词】 人/关注视野/生活情趣/宋代文学/理性精神

      中唐以前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文人生活情趣和关注视野，大抵不出“兼济”与“独善”二端，文学作品要么抒发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和胸襟抱负，要么宣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和痛苦；要么写入世之奋发昂扬，要么写出世之平淡冲和；要么写家国之大事、民生之疾苦，要么写历史之兴衰、现实的理乱。文人偶尔写身边的琐屑小事，也多有寄托，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到安史之乱中的杜甫诗中，这种情况有了转变，尤其是在他的蜀中诗里，其生活情趣与关注视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杜诗以“诗史”著称，他被誉为“诗圣”，人们称他“抵死只忧时”、[1](P2285) “一饭未尝忘君”，[2](P318) 也把他视为“宋调”的开端，江西诗派更奉其为“一祖三宗”的祖师崇高地位。杜甫之所以得到宋人的认同和尊敬，更多的是由于他后期诗歌中似俗实雅、近于审美化了的地主文人的生活情趣引起了共鸣。
    除去儒家诗教传统在宋代文学中得以延伸外，宋代文学较之以往的深刻变化，主要就是注重表现人的生活态度、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心态意绪。宋人一方面在词中记录他们在两性情感方面交流，另一方面则在诗文，尤其是诗中，表现他们的“文人”生活情趣。这显然不是以盛唐那种尚军功、好游侠，追求事功为时尚，而是以尚儒雅、好理趣，追求心境的闲适为归宿；不是以驰骋大漠，遍游名山，广交天下豪侠为乐事，而是在公事应酬之余，或与二三好友谈禅言理、品茗论诗的“雅集”为美事；或以一门一户将自身与外界隔绝开来（不是躲进山林乡村，而是身居闹市），铺开一幅纸，在笔墨砚台之间，画一幅山水、留一幅墨迹，然后欣欣然陶醉其中……宋代画论的发达、书学的发展、金石学的异军突起、品茗之风的大炽，无不说明文人生活情趣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因素引起，第一，中唐以后在兼济与独善矛盾之间进行调适，人们对政治生活之外的现实生活投注了更多的关心，尤其是在精神享受及娱乐方面。第二，世俗地主阶级与身俱来的世俗人情味，使其更看重世俗日常生活。第三，禅宗的风行及禅悦之风对士人的巨大影响。
    　　　　

一、兼济与独善之间的调适

    世俗地主要建构自己的文化，首先要使自己的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其次，世俗地主文人应该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宣传主体；再次，世俗地主文人必须参预现实政治，并在其中发挥主体作用；最后，世俗地主文人必须对自己所宣传鼓吹的统治阶级思想深信不疑。如果满足了以上条件，世俗地主阶级在中唐以后建构自己的文化，将会一帆风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在与封建士族的激烈搏斗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世俗地主文人们踌躇满志地想“兼济天下”时，当他们俨然以主人翁的姿态鼓吹着他们所要重建的文化道统时，他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惑。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行动与心灵的冲突，出仕与退避的矛盾就在眼前摆着，分明地为这些正在庆幸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占据或正在占据要路的庶族文人兜头泼一盆凉水。一时间，许多文人在现实的困惑前措手不及，怎样应付这一困惑，并走出困境，就成了中唐以来文人思考的问题。从中唐元和年间的白居易到宋元祐年间的苏东坡，作为地主阶级文人在这一特定时期的代表，以他们一生的行事遭遇，反思与调适，最终解决了困扰庶族地主文人出处进退的矛盾，并将这三百年间庶族地主文人所走过的现实历程和心路历程典型地再现出来，展示了中国封建后期文化大厦建构的过程。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世俗地主文人们个个将眼光投注在重振纲纪、再现大唐威仪的现实改革中，两税法的推行，元和年间平藩的胜利等新气象，使他们看到了王朝中兴的希望。活跃于这一时期的地主文人们被时代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与进取精神，较之盛唐文人更为自觉、更为强烈。像永贞革新的政治图变的轰轰烈烈，韩愈以复兴儒家道统为己任，拼死以谏佛骨，白居易敢冒权贵之大不韪而讥刺批判现实，以裴垍为核心的稳健政治集团的形成，这都使生于斯时的地主文人们激动不已。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家们，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乐府诗人们，高唱着入世的进行曲，高举起直接上承汉代的儒家学说和宣传儒家学说的古文与乐府大旗，甘作除弊革新的前驱。试读韩愈《答崔立之书》：
    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荐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将必有一可。[3](P165)
    字里行间完全是抱定了除弊革新与“自强不息”的精神。与之相同的是得到唐宪宗任用为左拾遗的白居易，一方面对皇帝的眷顾感恩不尽，以示忠诚：“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4](P1228) 另一方面，他勤于谏章，敢于谏诤，为了职责有时甚至连皇帝也不给面子。他大写讽谕诗，把写诗作为尽谏官之职分，目的只在参预政治，除弊革新。在《与元九书》中说：“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其言之恳切，其心之真挚，其精神之可嘉，正体现了那一个时代地主文人置身现实，欲求中兴的普遍现象。然而即使是在力图革新除弊，重振雄风的君主执权柄时代，亦不免有令地主文人寒心、甚至失望的现实。“永贞革新”的失败与“甘露之变”的悲剧使不少文人从对中兴的期待美梦中惊醒过来，并开始认真地看待属于自己的这个阶级的政权，思考其政治体系及其维系这个体系的思想意识。他们清醒地看到了这个政治体系固有的弊端，诸如嫡长子继承制下皇权的争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民生疾苦等等，而要靠帝王的英明与否的来解决这些弊端，其偶然因素太多，以致厕身其中的人很难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士人要出处进退都裕然自如，不仅要学会儒家老祖先们教会的那一套存身活命、待时而起的方法，更得学会“新形势”下的生存之道，即在翻覆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处之泰然。
    孟子说：“古人之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话虽说得明白，但在出处进退，兼济与独善关系处理上，绝大多数士人是很难调适得十分和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出世与入世，始终是难以调和的两个极端。入世者踌躇满志，出世者满腹怨艾。兼济与独善不仅没有成为绝大多数士人心里调适的支点，反而成为判断“得意”与“失意”、“成功”与“失败”的标准。洒脱如李白，执著如杜甫都不免在出处进退上不自觉地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态度。韩愈说得好：
    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5](P161)
    可以看出，即使到了中唐，文人士大夫对兼济天下与独善自养的看法也还是难以两全的。从白居易到苏东坡，其间三百年的时光中，无数世俗地主文人都面临着这样的矛盾：
    企望“天王圣明”，皇权巩固，同时自己也做官得志，“兼济天下”。但是事实上，现实总不是那么理想，生活经常是事与愿违。皇帝并不那么英明，仕途也并不那么顺利，天下也并不那么太平。他们所热心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他们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不过是官场、利禄、宦海浮沉、上下倾轧。所以，就在他们强调“文以载道”的同时，便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和走向与此恰好相反的另一种倾向，即所谓“独善其身”，退出或躲避这种争夺倾轧。结果就成了既关心政治、热衷仕途而又不感兴趣或不得不退出和躲避这样一种矛盾双重性[6](P152)。
    但也有人能较好地处理这一矛盾，既能保持理想，又能很裕如地享受生活：或琴棋书画，或山林江河，或市井青楼，或田园，或台阁，或一门一户闭关天下喧嚣，或诗朋画友雅集，或与禅僧论禅、或与同道对床夜语。总之，当世俗地主文人从苦闷与困惑中醒过来后，他们（尤其以白居易、苏轼为代表的文人）找到了在出处进退之间处之泰然的生活方式，而这恰好是固执的理学家们所缺少的。因此，与其说是理学家们代表了世俗地主文人的思想，毋宁说是那些思想驳杂，行为通脱的诗人词客更能代表世俗地主文人的人生态度。郭熙在论及文人画兴起的心理时说：丘园养素、啸傲泉石、听猿观鹤、渔樵隐逸的山水之乐是人们所向往的，但“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颖、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人在朝得意之后：“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心里常思念山水之乐，故文人画得以兴起：
    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7]。
    可见即使是官僚化的庶族地主文人，官场得意，也时常有厌恶名缰利锁、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更何况失意于功名事业者，心理调节是更加必要的。
    　　　　

二、世俗人情味与文人的“雅趣”

    如果说盛唐文学是在诗人们豪饮醇酒时冲口而出的天籁之声，宋代文学则是文人们品啜清茗时闲吟出来的人籁之音，其风度和情趣显然有别。
    胡适先生说：
    以政治上的长期太平而论，人称为“盛唐”，以文学而论，最盛之世其实在这个时期，天宝末年大乱以后，方才是成人的时期。从杜甫中年以后，到白居易之死其间的诗与散文都走上了写实的大路，由浪漫而到平实，由天上而回到人间，华丽而回到平淡，都是成人的表现。[8]
    胡适认为由杜甫开始，中国古典文学进入了成年期，用了“写实”、“平实”、“人间”、“平淡”等来描述这一时期文学的特点。但有一点他未曾谈到，那就是由杜甫开先声的“宋调”，表面看来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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