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唐五代到宋的歌词创作之昌盛，与当时的都市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秦楼楚馆，无法在乡野村落生存，那里没有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消费群体。都市，是歌楼妓院的必然依托。歌词创作的主流倾向，则是描写文人士大夫在歌楼妓院歌舞享乐的日常生活。因此，都市风情也就必然成为歌词情感抒发的生活背景。歌词与都市风情，有着天然的联系。
都市的歌楼妓院，是催生歌词的温床。换言之，词是都市繁荣的衍生物。唐末五代，歌词创作第一次走向全面繁荣。欧阳炯描述当时的创作情景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花间集序》）这样的生活享乐及其创作场景，就是一幅典型的都市风情画面。随着歌词创作的演变，词人们将眼光转向更为开阔的生活场景。他们期望扩大歌词的描写范围，增加歌词的抒情功能，提高歌词的艺术品位。词人们因此做出的努力是多方面的。其中，将都市风情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便是词人们的一种努力。都市风情，本来作为享乐生活的背景，就已经频繁地出现在歌词中。词人们只要稍微转变眼光，将画面上的歌舞场景和娇艳女子淡化，凸现出来的就是都市之风光、风物、风俗的描写。
一 都市风情词的滥觞
词是配合燕乐歌唱的歌辞。燕乐流行于歌舞酒宴之间，适宜于花前月下、浅斟低唱之际演奏或演唱。所以，歌词创作一旦出现，就天然的与“香艳”之类的题材内容发生联系。然而，这样的题材内容，与儒家的文艺思想和审美观念背道而驰。唐人的歌词创作，因而备受压抑，唐词创作呈现为萧条的景象。唐代最早从事歌词创作的一些文人士大夫，虽然都是文学创作观念相对开放、喜爱民歌风味天然的作家，如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等，但是，他们也不敢轻易涉足“艳情”这个创作禁区。他们的歌词创作，尽量绕开男女情思这个敏感话题，表现为更为开阔的取材倾向，如写隐逸情趣、边塞风光、乡土人情等等。偶尔也会描写到都市风光，成为最早的都市风情词作。白居易《忆江南》最为典型，词云：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文人开始模拟创作歌词，都是篇幅极其短小的令词，没有太多的文学描写空间。这首写杭州都市的小令，也只是极为简练地点出杭州迥异宜人的风光，不可能展开作具体的铺叙。这样的作品，在唐五代数量是极少的。但也算得上是都市风情词之滥觞。
唐末五代，诸侯争霸，各个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都目光短浅，无政治远见。在狠斗勇战之余，只图声色感官享受，沉湎于歌舞酒色。在这样的社会风气浸染下，这个时期的文人也没有从容的心态去欣赏都市风情，他们只是在歌词中尽情叙说自己的性爱体验，表露自己的性爱欲望，“花间”创作风气，弥漫了整个时代。北宋建国，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交织。一直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北宋才相对获得国际与国内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北宋建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还没有充裕的时间、闲暇的精力，去彻底享受生活，从容领略醇酒、美女、歌舞，更不可能悠闲自在地面对都市风光和人情。在柳永出现之前，北宋初年只有寥寥数篇写都市风情词，以潘阆的十首一组《酒泉子》最为著名，举三首词为例：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
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潘阆一生，大致生活于江湖，身份类似于隐者。他居住杭州较长时间，对杭州风物非常熟悉，而且热爱。这组《酒泉子》在当时极负盛名，尤以“长忆西湖”一阕而获时人喜爱。文莹《湘山野录》卷下载：“阆有清才，尝作《忆余杭》一阕（案：即《酒泉子》“长忆西湖”），钱希白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杨《古今词话》载：“石曼卿见此词，使画工彩绘之，作小景图。”作为流转于江湖的隐者，潘阆更赏识杭州的山水风光，一组《酒泉子》也以此为描写中心。都市风情，在这里还混淆于湖光山色之中。这样的创作，依然可以看作都市风情词之滥觞。 二 都市风情词的兴盛
宋词全面繁荣局面的到来，已经是仁宗（1023—1063）朝的事情了。仁宗在位期间，励精图强，致力于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之治理，社会的繁荣因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在这样一种“太平盛世”的社会环境中，流行于酒宴之间的歌词再次受到广泛阶层的关注，引起文人士大夫的浓厚创作兴趣，北宋词创作的第一个春天也就来到了。相应的，有关都市风情的描写，也在这个时期大量涌现，形成都市风情描写的第一个创作高潮期。
第一位大量创作都市风情词的作家是柳永。柳永笔下描写最多的当然是与歌儿舞女缠绵缱绻的旖旎情景，所谓“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鹤冲天》）。然而，柳永中举前后，既在汴京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又四处奔波，到过当时许多著名的城市，他对仁宗年间各地都市都有着深刻的印象。当柳永兴趣稍稍转移，将目光投向自己生活着的非常熟悉的都市时，且以“专业作家”的身份进行创作时，都市的风情画面，次第完整丰富、细腻具体地在歌词中出现了。《倾杯乐》云：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羽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这首词写汴京元宵节繁盛的景象。元宵佳节，禁苑花已繁茂，春日迟迟，和风布暖，风光日益灿烂绚丽，整个都市洋溢在春日的气氛之中。都城里，有宏伟的建筑，有宽广的城郭，有美丽的花园；还有入夜后欢闹的车水马龙，有火树银花的彩灯，有悦耳动听的笙歌，有缤纷夺目的焰火。总之，词人笔下的汴京富丽堂皇而又繁荣昌盛，充分显示出汴京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外交流中心的
宏大气派。词中写元宵佳节的热闹场面，与《东京梦华录》中《元宵》一节、与《大宋宣和遗事》亨集中元宵观灯的描写，非常相似。汴京风光，频频出现在柳永的歌词中，《透碧霄》上阕说：
月华边，万年芳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
这是汴京平日的景象，依然“壮丽熙盛”。高耸入云的宫阙，遍街欢腾的“歌吹”，美丽如“神仙”般的人物，装饰点缀着都城。这一系列描绘，透露了当时汴京商品经济发达、人民富庶、上层统治集团寻欢逐乐的历史风貌。《满朝欢》上阕有类似的描写：“花隔铜壶，露金掌，都门十二清晓。帝里风光烂漫，偏爱春杪。烟轻昼永，引莺啭上林，鱼游灵沼。巷陌乍晴，香尘染惹，垂杨芳草。”柳永采用铺叙手法，写出“金掌”、“花露”、“烟轻”、“莺啭”、“鱼游”、“香尘”、“芳草”等景象，组成一幅和谐的京城春日“风光烂漫”之长画卷。这类词篇，不仅是一幅幅很好的都城风景画，同时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风俗画。
柳永歌颂帝京，应该还有粉饰太平以邀统治者赏识的目的，其中渗透着柳永对仕途的渴求和热望。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载：“柳三变，景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方冀进用”是柳永创作此类都市风情词的主要目的，所以，词里难免有夸大之处，在词语的使用上也显得板滞而缺少生气。
柳永流落他乡时，写都市风情有时也有相当的功利目的，但不如在汴京时那么强烈，所以，柳永对杭州、苏州和成都等大都市的观察更为随意，描绘也就更加形象生动。其中当以《望海潮》最为杰出。词云：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上阕主要勾画钱塘的“形胜”与“繁华”。“烟柳画桥”三句写的是“都会”美丽的风景和人烟的茂密，这里垂柳、画桥、风帘、翠幕相互掩映，“十万人家”错落其间。“云树绕堤沙”三句侧重刻画“形胜”，写出钱塘江潮的险峻气势。这里钱塘江“天堑”气势雄伟，波涛卷雪，一望无际，堤岸上云树缭绕，更增添了大好江山的妩媚情调。“市列珠玑”三句突出了杭州城的富庶繁华，这里集市上多“珠玑”之类贵重商品的罗列，家家户户多有“绮罗”之类的奢侈享受，彼此之间在比阔摆富。下阕侧重于描绘西湖的美景与游人的欢乐。“重湖”三句描绘西湖美景。西湖周边，有连绵重叠、造型各异的翠绿山峰环绕，妩媚中别具峻峭。南宋康与之《长相思?游西湖》说：“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南宋袁正真《长相思》说：“南高峰，北高峰，南北高峰云淡浓。湖山画图中。”这些都可以与柳永的词句对照阅读。何况，这里还有“三秋桂子”飘香，“十里荷花”盛放。“羌管弄晴”三句写湖面上游乐欢乐的情景。晴日里，湖面上随处“羌管”悠悠；入夜后，西湖边依然“菱歌”悠扬，熙熙然然，往来不绝的是“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写的是州郡长官。据说柳永写此词是献给杭州地方长官的，杨《古今词话》载：“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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