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年间都市风情词的创作，在宋词发展的历史上，有其特殊的实践意义。宋词天然俚俗的风貌和写艳情的创作主流倾向，都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宋代词人们之急迫而不懈的追求。在宋词的流变过程里，贯穿着一条“雅化”的红线。词的“雅化”之努力，另一方面也就是“尊体”的需求。词原来被目之为“小技”、“小道”，到了设立大晟府，它再次从民间和文人手中转为国家乐府的正规创作，词体日益尊隆。与其品位提高相适应，词的题材和内容必须有相当的改变，方能真正登上大雅之堂。吟咏升平、歌颂盛世的都市风情词，被认为是表现了时代的重大题材。徽宗时御用文人便以此入词，以求改变词的品格和风貌。
大晟词人以前，一些描写都市风情、歌颂太平盛世的词作，向来受到一致肯定。如柳永词以“从俗”、“词语尘下”而备受斥责，然其中一小部分再现承平盛世的作品，却屡受称赞。范镇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一）黄裳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演山集》卷三十五《书〈乐章集〉后》）将吟咏太平的歌词与杜甫诗相提并论，品位已极尊崇。后人重读宋代词人的都市风情词，觉得多数作品阿谀夸张，令人肉麻。然对当时的词人来说，则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正在描写时代的重大题材，以词服务于现实政治，发挥歌词的社会和政治效用。总而言之，都市风情词的创作主观上有扩大词的社会效用的意图。在他们手中，词不仅仅描写男女艳情，局限于“艳科”的狭小范围，只是作为娱乐工具；而且还直接服务于现实社会政治，与诗文一样肩负起沉重的社会使命。北宋词人的这种作为，正悄悄改变着词的内质成份，为南宋词的更大转移做好铺垫。“辛派词人”以歌词为抗金斗争的号角，最大程度上发挥歌词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功效，这样的创作表现并非突如其来。从歌词内部，也可以寻觅其嬗变演化的轨迹。苏轼之后，大晟词人的作为，具有相当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便是大晟词人都市风情词的实践意义。
四 都市风情词的衰变
南宋社会动荡，南北战争不断。横亘在词人心头永远的痛是北方半壁河山的沦落，是异族的随时入侵和随意蹂躏。南宋一百多年的历史，中间虽然因为“绍兴和议”、“隆兴和约”等获得相对时期的和平安宁，但是，南宋小朝廷始终也没有摆脱异族入侵的巨大威胁，南宋士人始终也无法卸下国破家亡的凄悲愁苦。都市风情词的创作意图，是为了点缀太平盛世、讴歌君王功绩的。南宋社会的情景，使都市风情词失去了创作的现实基础，其衰变是必然的。
南宋都市风情词的创作分别为两种情况：其一，延续北宋创作模式，以词写个人享乐生活，都市风情作为享乐生活的背景出现；其二，将南宋都市风情和北方沦陷领土相比照，批判苟安江南、不思进取、文恬武嬉的社会现状。
歌词产生于享乐富贵的生活，南宋民族危亡的现实逼迫歌词的创作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时局稍稍平稳，生活一旦恢复常态，人们日常生活中便免不了有歌舞酒宴之类的寻欢作乐，歌词创作因此也故态复萌。作为享乐生活的背景，都市风情也再度出现在南宋词人的笔下。高宗曾经非常赏识俞国宝的《风入松》，词云：
一 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花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垆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厌髻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寄、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历代词话》卷七引《中兴词话》载：“淳熙间，御舟过断桥，见酒肆屏风上有《风入松词》云（词略）。高宗称赏良久，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也。‘重扶残醉'，原词作‘重携残酒'，高宗笑曰：‘此句不免寒酸气。'因改为‘扶残醉'，即日予释褐。”淳熙年间，高宗退居德寿宫已久，过着优游自在的太上皇生活。此时，“绍兴和议”、“隆兴和约”签定都已经有相当的时日，南北相安无事。作为退位的皇帝，高宗最喜欢看见的是天下太平、社会安宁、生活富庶的情景，俞国宝的《风入松》迎合了高宗这种特殊心态，所以大得赞赏。词写西湖游春的景象，以及西湖秀丽的风光。临安是南宋的都城，可以被视作南宋都市的缩影。春天的时候，西湖暖风十里，红杏绿杨掩映，隐隐箫鼓，秋千摇荡。游春的丽人错落其间，湖面上画船来往，一幅熙熙冉冉、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高宗当然喜欢。这首词所写的杭州城风情风貌，与北宋所写没有什么不同，已经很难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或阴影。
写节日风情的词作，也有许多类似于北宋的创作。如：
月华灯影光相射，还是元宵也。绮罗如画，笙歌递响，无限风雅。闹蛾斜插，轻衫乍试，闲趁尖耍。百年三万六千夜，愿长如今夜。杨无咎《人月圆》
夕阳影里东风软，骄马趁香车。看花妆镜，藏春绣幕，百万人家。夜阑归去，星繁绛蜡，珠翠鲜华。笙歌不散，疏钟隐隐，月在梅木牙。
史浩《人月圆?元宵》
元宵节，凤楼相对鳌山结。鳌山结，香尘随步，柳梢微月。多情又把珠帘揭，游人不放笙歌歇。笙歌歇，晓烟轻散，帝城宫阙。
张孝祥《忆秦娥?元夕》
这些词都比较纯粹地描写元宵佳节都市的繁华盛丽，其宗旨同样是歌颂“政简物阜”之帝王圣绩。绮罗成群，笙歌遍地，香车出游，彩灯斗艳，士女往来，风景如画，这一幕幕情景，与北宋词的描写并无二致。但是，与北宋词比较，南宋节序词中歌颂圣恩、粉饰太平的因素明显淡化。前三首小令，或者根本不直接涉及歌颂的字句，或者只是含蓄地点出“帝城宫阙”。最后一首慢词，也只是说“政简物阜”，点到为止。这与北宋同类作品之雀跃欢呼、再三致意有很大的不同，词人们毕竟生活在苟安江南的小朝廷。
南宋更多的词人，无法忘记北方大好河山，在欢腾喧闹的节日里，引发出的却是对故国的深情怀恋，对现实的极大不满，甚至表现为对现实的激烈批评。这些节序词，就为南宋的都市风情描写增加了特殊的时代色彩，带上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深深烙印。李清照传世名作《永遇乐》，是这类词的杰出代表。词说：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词写元宵佳节“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的恶劣情绪，这是词人饱经忧患离乱的中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的兴衰巨变与个人身世沉浮之感，隐现于字里行间。这首词中“香车宝马”、“酒朋诗侣”和“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等等，展现了南北宋元宵节日都市类似的热闹场景，词人的心境却大不相同。在词中，都市风情的描写，一笔带过，成为悲苦情绪的背景衬托。文及翁《贺新郎?西湖》说：“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李清照《永遇乐》所寓含的批判旨意与之相似。
这种故国之思在南宋遗民节序词中显得更为突出，刘辰翁《卜算子?元宵》云：
不是重看灯，重见河边女。长是蛾儿作队行，路
转风吹去。十载庆元宵，满耳番腔鼓。欲识尊前太守谁，起向尊前舞。
词人当然是不屑于“满耳番腔鼓”，正如词人另一首《柳梢青》中所说：“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词人的心情也是悲苦的。然而，这却写出了宋末元初都市风情的新场景：异域文化色彩浓厚了。
一 些展现都市风情的节序词，甚至有了更深沉的寓意。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首词从题材上说依然是写都市风情的节序词。但是，词的表层次写对一位理想美人的追觅，实际上是用象征手法写自己的理想人格。上片用夸张比喻等手法，描写元夕之夜的满街游人、火树银花、彻夜歌舞的热闹场景。下片先写观赏灯景的盛装妇女的喜笑颜开、追逐热闹。到这里为止，所展现的是一般化的节日都市场景。这些场景不再是节序词的中心，完全是为了下文理想美人的推出做铺垫。词人真正爱慕、追求的是一位自甘寂寞、远离尘嚣、沉思娴静的女子。这位理想女性，不就是词人不慕荣华富贵、超众脱俗、清高孤独人格的写照吗?词人并不是真的要在人群中寻找这么一位女子，否则的话应该到冷僻幽静处寻找，为什么要到喧闹的元宵灯节来呢?词人不过是借用特定情景，表达自己的心胸怀抱。都市风情，纯粹是起陪衬作用。
综上所述，大规模的都市风情词创作是从北宋词人柳永开始的，到了徽宗年间达到鼎盛。南宋都市风情词创作则趋向衰落。唐宋风情词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都市繁华景象；其二，都市节序时令之生活场景。词人游历某一都市，因新鲜而惊奇赞叹，因惊奇赞叹而有了文学表现的冲动，于是有了都市繁华景象的描写。此外，到了某一节序时令，都市有了过节的热闹气氛，有了节日的盛大布置，其情景非平日可比拟，因此也给词人留下深刻印象，成为文学描写的经常性主题。都市风情词，成为歌词的一种特殊创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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