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之际，文学对维持家族声誉的巨大作用，这可以说是宋代文学家族的又一显著特征。
在崇文盛世的宋代，文学创作不仅是振兴和维护一个家族声誉的重要方式之一，而且也是一个家族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重要手段之一。科举考试以文学（如策论、诗赋）优劣为录用的重要标准，及第入仕后文学创作也同样是衡量一个人才干的重要标准，许多显要或清要之职都需要文学才华优异的人才担任，因此以文学起家或者作为文学世家，无疑比以军功、经济以及其他方式起家或传世的家族要惹人艳羡。正由于此，宋代的不少家族才在家族教育中强化文化特别是文学教育，使“文学之家”层出不穷。
二 宋代文学家族的教育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作为文化家族类型之一的宋代文学家族，当然十分重视家族的文化教育，它主要包括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两方面，略相当于宋人动辄颂美的道德和文学（古人文学概念范围较广，就文体而言，包括纯文学性文体和实用性文体）。这些教育，对家族文人的作用和影响无疑十分重要，没有这些教育，宋代文人就不会那样儒雅风流，宋代文学也不会有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宋代文学家族的道德教育首重敬宗睦族、孝悌仁爱的家族礼法传承。缺少了六朝世族那样的世袭特权和制度保护，作为补偿，宋代家族比前代更加强调在血缘基础上，慎终追远，血亲相爱，使家族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战胜困难、长久生存下来。如苏轼去世后，其子迈、迨、过皆得苏辙精心照顾，而苏过亦每被苏辙“称其孝以训宗族”（晁说之《宋故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景迂生集》卷20）。澶州晁氏的晁迪、晁迥、晁遘兄弟三人，“皆中和孝弟，慈惠而爱人，用钟其庆，六世子孙，男女嫔妇至口五百”（晁补之《积善堂记》，《鸡肋集》卷31）。晁迥之子晁宗悫“性敦厚，事父母孝，笃于故旧，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宋史》卷305《晁宗悫传》）。晁公谔“少承家法，笃于孝友，尝股以起母及仲兄之危疾”（楼钥《司法晁君墓志铭》，《攻集》卷108）。他们的忠厚、孝悌、友爱，几乎是化与心成的自然举动。敬宗睦族、孝悌仁爱是维护一个家族精诚团结的基础，没有它，家族很容易内讧而导致分崩离析。宋初与晁氏同以文称的西京石氏家族，就是一个反面例子。西京石氏中石熙载官至枢密使、尚书右仆射，子石中立官至参知政事。熙载孝悌有礼，奏补继母子熙导为官，然其死后从弟熙正与熙导交讼，熙正坐除名，熙导还本宗。石家很快衰败下去（《宋史》卷263《石熙载传》）。道德教育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教育后辈驭事以道、不阿时好，使家族成员注重自身的气节德操，这种教育使得宋代文人从整体上表现出良好的人格素质。苏轼、苏辙之母程夫人常引古人名节激励儿子，并说“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传家集》卷78），后苏氏兄弟同年登进士第，又同登贤良方正科，一生皆以切直公道为务。晁补之的母亲杨氏告诫他“毋为诡遇”⑨，补之遂终生“不敢污以干时”（晁补之《释求志》，《鸡肋集》卷1）。另外，像晁迥拒识天书之字（见朱弁《曲洧旧闻》卷1），晁端中“文辞雅，不追世好，故累上乃中第”（晁补之《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铭》，《鸡肋集》卷68），晁说之中进士后不习三经新义，钻研古学，以致沉沦下僚⑩，都体现出晁氏道德家法的延续性和力量。道德教育对文人的心态、个性、风貌有最直截了当的影响。宋代文
人总体上不像唐以前文人那样不护细行，那样非狂即狷，而普遍重视道德修养，注重个人立身大节，出处进退能够以气节为先，为人处世能够以礼仪为重，这固然与理学的兴盛和影响相关，但与宋代家族重视道德气节教育似乎有着更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在政治、经济地位无法长期确保的情况下，宋代不少家族认识到文化教育是保持一个家族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途径。宋代文学家族的文化教育主要包括图书积累和嗜学、博学风气的培养，以及对后代文学创作才能的发现植护等。拥有丰富的藏书，不仅能为子弟接受教育、饱读诗书提供优越的文化资源，还有益于培养家族中浓厚的文化气氛和读书意识，使家族成员易于在科第和文学上获得成功，从而保持一个家族的长盛不衰。据统计，宋代私人藏书万卷以上的超过二百家，可见此风之盛11。如此众多的私人藏书，大都是家族成员世代累积而成的，不少藏书家族都是著名的文化或文学家族。一代文宗欧阳修“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欧阳修《六一居士传》，《文忠集》卷44），其四子：发、奕、、辩皆秉承家学，各有建树。分宁黄氏，元吉（庭坚高祖）“买田聚书，长雄一县”（黄庭坚《叔父和叔墓碣》，《山谷集》卷24），中理（庭坚曾祖）更于樱桃洞、芝台两处修筑书馆，“聚书万卷，山中开两书堂以教子孙”（黄庭坚《叔父给事行状》，《山谷集》别集卷8），于是“一门兄弟（指庭坚祖父辈）共学于修水上芝台书院，道义相磨，才华竞爽，时人谓之十龙”（袁燮《秘阁修撰黄公行状》，《斋集》卷14）。黄氏十龙不仅文采风流，且多登科第。赵州宋绶“家藏书万卷，皆手自校正”，“其文淳丽，尤善赋咏”，杨亿“自以为不及也”（曾巩《隆平集》卷7），其子敏求时藏书增至三万余卷，士大夫喜读书者，为便于借阅，多在春明坊附近赁屋以居，弄得春明坊当时房舍租费比他处常高一倍12，敏求为文亦有法度，且父子前后继修国史及实录，为士大夫称羡。新喻刘氏墨庄也很知名，刘式死时惟留诗书数千卷，其妻陈氏指着这些藏书对诸子曰：“此汝父尝谓此为墨庄，今贻汝曹为植学之具。”（黄震《黄氏日抄》卷45）后其子刘敞、刘，其孙刘奉世皆以文学闻世。山阴陆氏在绍兴十三年诏求遗书时，一次就献陆宰藏书达一万三千余卷13，而陆宰正是大诗人陆游之父。澶州晁氏更是著名的藏书世家，自晁迥起世代聚书，晁公武又得井度平生藏书，合晁家旧藏，除其复重，得二万四千五百余卷，他还据此著成《郡斋读书志》一书。晁氏人物科举成功率较高，家族中人以文显名，是和拥有如此优越富足的文献资源分不开的，因此喻汝砺才感叹道：“其家世风流，人物之美，渊淳浚深，畜厚而发达。自王文献、李文正、毕文简、赵文定四三公，富有百氏九流之书，而晁氏尤富闳溢，所藏至二万卷。故其子孙掌励志，错综而藻缋之，皆以文学显名当世。”14苏辙《藏书室记》记载：“（苏洵）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栾城集》第3集卷10）这段话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宋人普遍重视图书积累的思想根由。
仅有丰厚的藏书还不够，文学家族成员们往往嗜学而且博学，如此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家族遂易养成优良的学习风气。如欧阳修“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其子欧阳发亦“少好学……自书契以来，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宋史》卷319《欧阳修传》、《欧阳发传》）。新喻刘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刘则“著书百卷，尤邃史学”（《宋史》卷319《刘敞传》、《刘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平生无所玩好，顾喜藏书至二万卷，仕四方，常与之俱，手自雠对，至老不倦”（曾肇《子固先生行状》，《曲阜集》卷3），其弟曾肇“自少力学，博览经传”（《宋史》卷319《曾肇传》）。晁氏家族中，晁迥被真宗数称为“好学长者”，他博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宋史》卷305《晁迥传》），晁仲衍“为人端粹，唯嗜学，未尝一日去书，故博识，无不该贯”（王《……晁君墓志铭》，《华阳集》卷50），晁补之“于书，内外无所不观，下至于阴阳术数，皆研极其妙”15，晁公武“少时贯穿群书，出入百氏，旁逮释老”（马端临《昭德晁公文集六十卷》，《文献通考》卷238），嗜学之风一脉相传。陆游的《诵书示子聿》16，更是一幅家庭读书乐的传神小照：
乃翁诵书舍东偏，吾儿相和山之巅。翁老且衰常早眠，儿声夜半方泠然。楚公（指陆佃）著书数百编，少师（指陆宰）手校世世传。我生七十有八年，见汝任此宁非天。（其一）
父诵子和，家族生命与历史文化的生命在泠泠的读书声中融为一体，该是何等惬意之事，想来陆游《诵书示子聿》其二所云“父子共读忘朝饥，此生有尽志不移”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吧。
丰富的图书和嗜学博学的风习，使宋人的知识广度和深度远超唐人，新喻刘氏、眉山苏氏、澶州晁氏、东莱吕氏等都是以博通知名的大家族，它们以渊博的文化知识，为宋代文学积蓄了丰厚的文化内涵，也使宋代文人思想融通，眼界开阔，不固执于一家一说，在仕途顺利时能够积极进取，遇到人生挫折时能够豁达放旷，不以个人的穷通得失为怀。宋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旷达超然之风，与此不无关系。
宋代文学家族教育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对后辈的文学才能，有意甚至是不遗余力地赞赏、呵护与培养。譬如清江三孔之父孔延之“工于为文，诸子皆自教以学”（曾巩《司封郎中孔君墓志铭》）。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周《清波杂志》卷7）。分宁黄氏不仅以儒学、气节传家，还重文学传承，尤重作诗，“凡诸父昆弟，相与题咏赓唱。”（黄庭坚《山谷集》之《山谷年谱》卷1）晁补之幼从父端友学《诗》、《礼》，老来又教己子读书：“懒旷期陶谢，呼儿读《晋书》。”17而端友酷爱诗歌，对后代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临终“病卧昭德坊，呻吟皆诗”（《晁君成墓志铭》，《山谷集》卷23），可以想像这种以生命书写的文学场景会给后辈留下何等强烈的刺激和影响。当后代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时，家族长辈往往欣然于怀，并为后代能保持家风而自豪。苏轼幼时，苏洵曾命他拟作欧阳修《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对衣金带及马表》，并喜之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赵德麟《侯鲭录》卷1）苏轼次子苏迨十六岁作《淮口遇风》诗，苏轼激动不已，称赞说：“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风涛借笔力，势逐孤云扫。何如陶家儿，绕舍觅梨枣。君看押强韵，已胜郊与岛。”（《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东坡全集》卷15）文同之孙文骥系苏辙外孙，苏辙亲教之，文骥诗有祖风，苏辙喜赋《外孙文九伏中入村晒麦》云：“外孙读书旧有功，五言七字传祖风。”18苏轼第三子苏过随侍苏轼时间最长，文学成就也高于他的两位兄长，苏轼对他再三称道：“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苏过）作文极俊壮，有家法。”“过子诗似翁，我唱儿辄和。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19苏轼对儿子创作才华的欣赏、对家有传人的喜悦和父子唱和的得意溢于言表。文学家族内部重视文学的意识和传统，对其成员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有引导和扶植作用。这是一些文学家族出现文学二代、三代甚至四、五代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由家族父兄亲自教学的方式，使血缘亲情的表达与文学创作的训练传承紧密结合起来，也使家族文学显示出一些相似性和传承性。
三 家族视域下的宋代文学
家族文学，既包括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文学实绩和特色，又包括具体家族成员丰富多彩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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