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创作，它实际上是家族视域下的宋代文学的别样展现。那么，家族文学是如何通过传承与变异不断丰富和建构自身的?家族意识是如何渗透进家族文学并通过它呈现出相对一致性的?这都是家族文学研究中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不容回避。
首先来看家族文学内部的传承性与变异性。一般来说，由于一个家族内部文人生长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家风家法的大体一致，其文学作品应该有不少相同的质素，这些相同的质素，能够保持家族文学不失典型，使家族文学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家族的个性。如黄庭坚弟叔达的诗歌，既有“攻许愁城终不开，青州从事斩关来”（《行次巫山宋宗遣骑送折花厨》）之类比喻新奇、富有机趣的句子，又有“无量劫驰邪枉径，刹那间得旧时槽”（《戏题水牯庵》）之类以俗为雅、行禅入诗的句子，甚肖“山谷体”。绍定壬辰（1232），庭坚后人黄重刻《山谷诗》，并作跋云：“句里宗风，岂识其趣，独念高、曾规矩，百工犹究心焉，手披口吟，不敢废坠，世之登诗坛者，相与共之，以寿斯派，亦先
太史之志也。”（《山谷诗跋》）20黄自谦不识先人“句里宗风”，并声明不敢废坠“高、曾规矩”、不敢忘却“先太史之志”，可见黄氏子孙对祖宗诗法的崇拜以及对家学渊源的精心维护。至于创作中对先人文风的接受与模仿，在家族文学中更为习见之事。晁补之的七绝，颇受晁端友温厚静深诗风的影响，晁公武、公兄弟对其父晁冲之诗歌“清”的一面的继承，细观其作，亦不难体味。苏轼文风纵横驰骋、姿态横生的一面，远绍《孟子》、《战国策》，直接来源则是跌宕恣肆、雄辩摄魂的苏洵散文。而苏过在书画诗赋方面皆似东坡，时人目为“小坡”。黄庭坚诗歌擅取奇特意象造成生新效果，以及他学老杜诸作和不少描写书斋生活的作品，都受父亲黄庶影响匪浅21。有些家族的祖先以某种文体起家，后代也常常以此为荣，甚至表示以此种文体为家业，譬如刘克庄就说：“杜公云：‘诗是吾家事。'余亦云：‘四六是吾家事。'”22有的家族祖先的创作，还被其后代化用或照搬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如鄞县史氏家族中史诏《立春书怀》的“趁时三盏酒，转眼一年人”诗联，就完整地被其孙史浩在《次韵刘国正立春》诗中袭用。这种家族成员对自身文学传统的建构和认同，不但使家族意识自然地在文学实践中表现出来，也有利于文学家风得以代代相传。
另外，人们在讨论或评价家族某成员的文学风格和成就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家族先人“乃祖”或“乃父”等联系起来，譬如，人们评价苏轼之子苏过云：“翰墨文章能世其家。”（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八）“今观其诗文，具有家法。”23评苏辙之孙苏籀云：“籀以苏辙之孙，苏迟之子，尚有此一集传世，为能不堕其家风……特其诗文雄快疏畅，以词华而论，终为尚有典型，固亦未可遽废焉。”24它不仅显示出古人在文学价值观上倾向于认同能够继承祖先的文风，从而促进家族文学创作的继承性，而且这种评价家族文学的独特标准，也丰富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与理论。
但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如果仅有传承，而没有创新、开拓或变异，那么这个家族的文学生命就不会绵延久远——因为文学是创造力的产物，缺少创造力，或创造力贫乏，就会导致文学肌体衰弱无力或者衰亡。因此不断的变异是家族文学维持生命活力的基本手段。家族文学内部的有些变异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家族中人虽然感情亲近、相互影响，但毕竟各自的经历、个性有所不同，文学创作当然也会千差万别。譬如《宋史?苏辙传》云：“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轼与苏辙所受的教育相同，所生长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相似，一生经历也近似，而且俩人关系亲密，唱和不止，但是即便如此，俩人的文风、诗风以及文学成就都有很明显的差异。可见在文学创作上的确有父子兄弟不可相传、不可相强的一面，即便尽力的模仿或因袭，也无法保持“家法”的一成不变。
家族同辈的风格、成就不相同，隔代更是如此，譬如晁氏家族中补之五古奇奥，而公五古清浅，风格有着较大的反差，这一点除了两人个性不同之外，还有时代审美思潮变化的影响：从补之生活的北宋中后期到公生活的南宋前期，人们的诗歌品味逐渐由雄深雅健走向圆活流畅，而他们所代表的家族文学也与时俱进。因此一个绵延长久型家族的文学史，可以成为整个宋代文学史的缩影。
家族文学的变异更多是由家族成员主动向外开拓来完成的。一个家族并非一个封闭独立的社会单位，尤其是宋代，很少有世代聚居同炊的大族，大多数文学家族都是宦学四方、以核心家庭的形式活动，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受到家族外部环境和师友的影响日益显著。比如晁补之的七绝是其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体之一，风格中不仅有其父晁端友诗的温厚静深之长，亦兼得其师苏东坡诗的清雄恣肆25。至于五古、七古，更接近于苏、黄之体。黄庭坚的诗歌虽得其父之长，但诗中丰富的人文意象、生新廉悍的艺术风貌，以及渊博的用典和奇险的押韵，更多源于成年宦游经历中的博览群书和广交师友。可以说，这种现象在宋代文学家族中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家族成员通过社会活动拓展自身的文学能力，促进了家族文学的开放性和变异性，也使家族文学始终与当时的文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还有，与学术上的兼取并容相对应，宋代家族的文学创作及其观念，也不像六朝的某些世家大族那样有着共同的趋向26，而是表现出多彩的自由个性，有时甚至截然相反。相对宽泛自由的门第观念，使得家族成员并不认为太多的变异是有辱门风，这一观念促进了变异性的增长，使文学家族成员可以无所顾忌地转益多师、旁涉百家。同时，不少家族中的成员有的擅长诗，有的擅长文，有的擅长词，并不受限于某一家传文体的创作，使得家族文学丰富多彩。
家族文学内部的传承性和变异性，构成了多彩的、有个性的、发展的家族文学，而在家族视域里观照众多不同的家族文学，又会发现深浸着家族意识的一些共性。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家族文学中都有不少慕祖诗与勉子诗、亲友唱和诗和往来书信，以及大量描写日常家居生活的诗文，还有一些具有一定文学性的家法、族规、世范。这些家族文学作品不约而同地表达出一种浓厚的家族意识——敬宗和亲情。譬如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就是这种观念意识的鲜明体现：入宋晁氏一脉至晁迥时始将晁氏光大，至晁迥长子宗悫时更将晁氏推向高峰，因此宋代晁氏族人对晁迥、晁宗悫这两位对本族发展至关重要的先祖念念不忘、敬颂备至：
我宗之牒，鼻祖澶渊。起国之初，大于文元。（晁补之《祭陕州二叔父文》，《鸡肋集》卷60）
至宋而后，文元公、文庄公父子，复以文学、政事位朝廷，晁氏始大，宗党至数百人。（《晁夫人墓志铭》，《鸡肋集》卷65）
不忘文元公之典刑，尚文庄公之璋。（晁说之《宋任城晁公墓表》，《景迂生集》卷19）
余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显者七世，故家多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原序》）
应该说，尊崇祖先、称颂祖德是宗法制家族结构在意识形态中的必然表现，也是人类寻根溯源的普遍心理，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都屡屡称颂本族祖先中的著名人物，《文选》中“述德”类诗歌收录的就是谢灵运称述祖德之作。但与汉魏六朝世家大族动辄上溯前朝祖先，以显血脉的纯正久远不同，宋代文学家族大都是新兴之家，他们称颂最多的是本朝发迹的祖先以及家族杰出人物，这从宋代家谱的修撰中亦可知一二，据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统计，宋代家谱主要着力于高祖以下的记述，颇有重今轻古的倾向27。通过对本朝祖先功德切近清晰的复述和记忆，增强家族自豪感，号召、激励、团结族人，为光大本族共同奋斗。实践证明，这种方式给予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能将对祖先的认同和倾慕外化为富有正价值的具体社会行动和规范，即通常所说的“绍祖德”、“遵祖训”，这使得宋代文人在作品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对后辈“上以道世德，而下以勉汝曹”（晁说之《崇福集序》，《景迂生集》卷17），以此来保持家族的向心力。
但是祖先的功德对于后辈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一旦后人虽然克绍祖德、秉承家法，仍然未能达到祖先的成就或获得自己所期望的社会回报，往往就会表现出挫折感和焦灼感。当一个家族再也达不到祖先时代的辉煌，家族的文学创作中，伴随赞颂祖先出现的，还有深深的家族忧患意识和自伤情怀，仍以晁氏作品为例：
抑晁氏自文庄公秉政，勋业在王室，逮今六十余年，而仕益微，似不可振。（《积善堂记》，《鸡肋集》卷31）
独步晁丞孙子到，谁怜憔悴众人中?28
掩卷忽不乐，扪心空浩叹。家声畏沦坠，世态属艰难。29
崇怀意识越浓厚，挫折感也就越强烈，晁氏家族文学中的敬祖情怀以及与之并存的家族忧患意识，在其他宋代家族文学中也常常出现，成为家族文学的常见主题。
唐诗重情，宋诗重理，几乎已成定论，但是我们在宋代家族诗文及其他文学样式中却感受到十分浓厚的亲情，可以说，宋人不仅写亲情的题材多，而且脍炙人口之作也比比皆是，其质和量都超过了前代。“乐难得似新篇乐，亲莫亲如同祖亲”30，这和宋人重视孝悌友爱的行径和观念是有紧密联系的。如王安石早年多得长兄安仁照顾，安仁亡后，王安石不仅有《宣州府君丧过金陵》一诗深赋悲情，还亲作《亡兄王常甫（安仁）墓志铭》感慨系之，被茅坤称为“令人读之而有余悲”（《唐宋八大家文钞》卷95）。王安石与长妹文淑感情也很深厚，其《示长安君》以“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诗联，描叙了他与文淑久别重逢，相聚夜谈的情景，尤为亲切感人。黄庭坚事母至孝，与家人感情深笃。他早年写有《赣上食莲有感》一诗，以“莲实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之句开篇，借“莲”与“怜”谐音双关，从莲子、莲房、莲心的味道形状联想到家中的母爱、兄弟友爱及儿女之爱，曾季《艇斋诗话》云：“读之知其孝弟人也”31，洵为善用比兴的佳篇。绍兴元年，黄庭坚被贬黔州时，哥哥黄大临（字元明）辛苦跋涉，“过一百八盘，涉四十渡”，一直护送他至贬所，且“淹留数月不忍别，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掩泪握手，为万里无相见期之别”（《书萍乡县厅壁》，《山谷集》卷20），手足之情，异常深厚。这使黄庭坚写兄弟之爱屡有感人之笔，如“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和答元明黔南赠别》），“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之句，仿佛尽是蘸着眼泪写成。苏轼与苏辙更是兄弟之爱的典范，几十年间，他们互助互爱，以诗文往来传递情思，从未中断，据其诗文集粗略统计，二苏寄赠对方的作品均已超过百篇，且屡有“风雨对床”之约，实可称“手足之爱，平生一人”（苏辙《祭亡兄端明文》，《栾城集》后集卷20）。其他如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以“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写出，不事藻饰，而语语入情，只觉动人悲感，增人涕泪”32；陈师道的《示三子》诗，“至情无文，却感人肺腑”33；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贺铸的《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堪称宋代悼亡词的双璧……名篇佳作，实是不胜枚举，它们交融着宋代文学家族成员的心血和泪水，凝结成中国文学宝库中的颗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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