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被公认为词体文学最辉煌的峰巅，也是词学研究的大面积丰收区。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宋词中的大部分作品——南宋词，实际上只是南宋150余年间产生于南方地区的作品。而在这一段历史时期内，祖国北方曾存在着两个前后相继的非汉族王朝——金源(1115—1234年)与蒙元(1206—1368年)。金、元两朝250余年，其中140余年与南宋相对峙。金元词自产生至今已有800余年，斗转星移，世事沧桑，然而这笔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却一直很少有学者问津，长期被词学研究界所忽视，金元词的创作面貌和发展过程在文学史的描述中向来十分模糊，甚至常常被忽略不计。关于金元词的研究不仅与热闹非常的唐宋词研究相比，显得十分冷寂落寞；而且与金元词创作本身相比，也是极不相称的。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中，关于金元词的评论，只能找到一些零星的只言片语，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很有限。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中，金元词基本上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直到1979年末唐圭璋先生所编《全金元词》出版后，金元词的研究才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起色，但远未形成其应有的局面。这对于客观地、全面地了解认识和评价词体文学和金元文学的创作实绩，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缺欠。不过，在这80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毕竟仍有不趋时尚而甘于寂寞的拓荒者。他们或辑录文献，以保存两代之词史资料；或发微索隐，考辨词人词作之实绩真义；或赏鉴论评，探究250年间词坛之风云际会。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金元词的这些十分有限的研究成果却又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以至金元词研究显得更为冷清寂寥。在亟需构筑科学的文学史新体系和通代词史框架的今天，引起对金元词研究的足够重视，改变这方面研究相对薄弱和冷落的局面，全面、深入、具体地探讨和描述两代词创作的发展和得失，已成为摆在词学研究者面前一个不得不正视的课题。
　　800年来的金元词研究，大致可分为文献校辑考辨和审美批评两个领域。在本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工作和成绩是在原始文献的辑校整理方面；以70年代末《全金元词》出版为标志，研究工作开始转到以审美评论为主的方向，由此金元词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本文拟以历史年代为线索，对800年的金元词的研究史作如下的大致勾勒：
　　一、金元时代的金元词研究
　　就目前文献看，金人魏道明①注蔡松年《明秀集》，当为金元词研究之肇始。魏注虽有王若虚、元好问所批评的穿凿冗复和注释不确之弊②，但其对金词开创性的研究则是功不可没的。魏注起码有两点应予以肯定：一是对蔡词所及之时人“详其仕履始末，又遗闻轶事，零篇断句，往往有之”③，由此而保存了许多极宝贵的金词研究资料；二是有意识地将蔡词纳入苏词体派系统，处处以东坡、山谷的诗词创作为参照系来考索蔡词句意，虽难免牵强，却也抓住了蔡词的词体本质特征。
　　元好问所编选《中州乐府》为金元时代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中州乐府》作为一部金词总集，所选作品数量虽有限，但金源一代创作则主要赖其而传世。元遗山编辑《中州乐府》所显示出的词学思想和编辑体例，应给予特别的注意：首先是其词史意识，即将词作为一代历史文献看待和保存，赋予历来被视为“小道”的词以“史”的性质，这是词学观念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其次，与这一词学思想相适应，在编辑体例上同于所录之诗，以人系词并附以小传，使词集具有了一种“金人小史”④的性质；复次，明确地推崇富于阳刚之气的豪放词风，这实际上是对北宋词本质的体认和肯定。
　　元统一后出现的《乐府补题》、《名儒草堂诗余》以及《天下同文》后三卷，所选基本为南宋遗民词，显示了编者借选词表达某种政治情绪和词学观念的用心，由此为我们提供了窥测当时词坛创作倾向的佐证。
　　元好问的《遗山自题乐府引》和《新轩乐府引》是两篇关于评论当代词体创作的具有理论意义的重要文献，论者在概括金词创作特征的基础上，引入传统诗论，将东坡的“词诗”说发展成为一种较为系统的不同于南宋词坛“本色”理论的北宋词学思想。元人戴表元《余景游乐府编序》、刘将孙《新城饶克明集词序》、虞集《叶宋英自度曲谱序》、杨维桢《沈生乐府序》等文献，针对当代的词坛现状，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词学主张。
　　二、明代至本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研究状况
　　词集的校辑整理，是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清末至本世纪30年代的数十年内)金元词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果，主要有：王鹏运编刻《四印斋所刻词》(1888年)、缪荃孙编选《宋金元明人词》(1908年)、朱祖谋《彊村丛书》(1917年)、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和陶湘《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1917—1924年)、刘毓盘《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1925年)、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1913年)、周泳先《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年)等书中有关金元词部分，此外尚有缪钺《遗山乐府编年小笺》(1936年)等，这些成果或以搜罗广泛称佳，或以校勘精良见长，对于金元词文献的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无疑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自明代直到本世纪初叶，关于金元词的审美批评，均不成规模，基本上是一些感悟评点性的“语录”和“本事”散记。明代词体衰微，其批评以婉约为正宗，对金元词往往不屑一顾，唯彭汝寔《近刻中州乐府叙》和毛凤韶《中州乐府后序》独具只眼，看到了《中州乐府》特有的“史”魂和“诗”意，值得特别提出。清代词学复兴，词话繁盛，然论及金元词者则寥寥无几，不过陈廷焯和况周颐二位古代词学的集大成者却给金元词以较大的关注。
　　陈氏词学观受“浙西派”影响，对金元词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但对以张翥为代表的南宋体派的评论还颇得其体。况氏《蕙风词话》不惜篇幅⑤对金元重要词人一一论列，或析佳句，或述本事，或探源流，或考版本，或评风格，同时有意识地从宏观上揭示和把握金元词的总体特征，其态度持平公允，其议论精辟独到，金元词产生数百年来，至此可谓方有严肃而具体之研究可言。况氏从其“重、拙、大”理论出发，在对作家作品具体论析的基础上，与宋词进行比较，较为深入地探讨了金元词的独特品格，特别是其从地理文化的角度对北宋词富于阳刚之美的特质所作的阐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陈匪石《声执》中有关《中州乐府》的论述，其观念接近况蕙风，对理解北宗词的特征颇有启发意义。
　　30年代初，词学界先后出现了刘毓盘的《词史》(1930年》、吴梅的《词学通论》(1932年)、王易的《词曲史》(1932年)，三部著作均辟专篇讨论金元词，为以现代文体例系统研究金元词的开端。刘著特别强调金词的北方文化特色和曲对元词的影响，较为准确地把握了金元词的基本特征，惜其论述失于粗略；吴著对金元词总体上评价不高，但在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中则能不失客观，每有精辟之论，然书中多引前人评语，却不道明，极易混人耳目；王著词曲同论，在探讨词曲源流递嬗的过程中，对金元词的发展轨迹作了简明而清晰的描述，然其具体分析的缺失和某些引文的失考⑥，则又令人遗憾。
　　自3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40年间，由于某种原因，金元词研究几乎又被论词者忘却了。这期间，大陆对岸的台湾有少许有关著述面世，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当属郑骞先生《景午丛编》⑦中所收的《白仁甫交游考》、《白仁甫年谱》和《刘秉忠的藏春乐府》，前两篇着力考证，颇多发明，为研究白朴的重要参考资料；后一篇主于论辩，是目前研究刘秉忠词仅有的专文。大陆学界仅有沈祖棻《读遗山乐府》⑧等数篇论文问世。
　　三、《全金元词》出版后的研究进展
　　(一)文献整理研究
　　唐圭璋先生所编《全金元词》于70年代末出版，是金元词研究史上一个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自此金元词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全金元词》集前人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之大成，并广采史志、小说、戏文、道藏、杂记、碑铭等资料，予以考证辨析，去伪存真，展示了金元词创作的总体风貌，为金元词的研究提供了完整而可靠的基本文献，可谓泽被百代，功莫大焉。据笔者初步统计，本世纪初至70年代末关于金元词的研究专题论文，仅有十余篇，而《全金元词》出版以来则达130余篇，《全金元词》的行世对金元词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全金元词》编于唐先生病患缠身和极度辛劳的晚年，致使该书在录词和校勘方面出现了个别疏漏，印刷上也有失校现象，对此近年来许多学者陆续进行了一些订误补遗工作，如王瑛《〈全金元词〉刊误》⑨、幺书仪《〈全金元词〉中一些问题的榷商》⑩、周玉魁《略谈〈全金元词〉的校订问题》⑾、罗忼烈《〈全金元词〉补辑》⑿、张朝范《〈全金元词〉校读》⒀等便是这方面的收获。这一时期文献考辨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唐圭璋先生《读金词札记》⒁、钟振振先生《读〈金元明清词选〉札记》⒂、张朝范《金元词辨》⒃和周玉魁《金元词调考》⒄等。此外，饶宗颐《词集考》⒅卷七考金元词别集88种、总集7种、词评2种，为金元词籍的校勘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依据。这一时期在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成果是由王克谦、钟振振先生总策划设计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之——《金元词纪事会评》(钟陵编著)的出版⒆。此书虽难免有些疏漏，但其汇集的丰富的资料无疑极大地方便了研究工作的开展。
　　(二)作品鉴赏与宏观研究
　　80年代后金元词研究的又一个特点是一些普及性选注和鉴赏著述的出现，这是伴随着整个古代文学鉴赏热而兴起的，《全金元词》的出版也为此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唐圭璋先生主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⒇和夏承焘与张璋编选、吴无闻注释《金元明清词选》(21)为这类书籍中较为精审之作，这些著作对金元词的普及和研究当不无促进作用。
　　近20年来金元词研究最主要的收获，还是在作家作品评论和宏观论述方面。对金元词总体走向和基本特征的揭示与把握，是这一时期金元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幺书仪先生《元词试论》(22)是较早的一篇对元词进行总体观照的论文，幺氏结合元代特殊的时代背景，指出兴亡感慨和出处选择的描写构成了元词的主要内容，并认为元词在艺术上缺少创新。黄天骥、李恒义先生《元明词平议》(23)一文中对元词成就和特点的概括，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元词创作的实际，从元词与明词共有的近曲特性出发，认为元明词“吸取了曲趣入词”，使“词坛呈现亮色”，其见解颇有启发性。钟振振先生《论金元明清词》(24)为金元词宏观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其文从千余年词体艺术流变的长河中为金元词定位把脉，在这块尚待开发的词坛林莽中，“芟除草莱，剪伐榛楛”，揭橥金元词多民族性、书面文学化等特有的征象，论金词侧重从审美取向上把握其豪健亢爽风格的北方地理文化特质；论元词着意发掘元蒙统治下士人心态与作品题材内容的关系，其文为金元词所作的全景式的扫描和评断，对于这方面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展开，无疑有着向导与规范的重要意义。
　　(三)重要词人研究
　　这一时期的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吴激、蔡松年、元好问、白朴、萨都刺等几位名家上。
　　吴蔡体研究
　　作为金词发端的“吴蔡体”(金人对吴激、蔡松年词体创作的称谓)，近年来引起了一些论者的注意，缪钺先生《论金初词人吴激》(25)联系词人身世对其代表作品的分析，细致精致，颇得要旨。王庆生先生《蔡松年仕历考》(26)对了解蔡氏生平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拙文《吴蔡体与稼轩体》(27)从词体革新进程的角度探讨了“吴蔡体”与“东坡体”、“稼轩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继承东坡词体革新精神的“吴蔡体”实为“稼轩体”的先声和基石。与此同时，胡传志先生《论稼轩师承关系与词学渊源》(28)一文也指出了蔡松年为苏、辛之间的一座桥梁。此前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