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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叶的唐诗研究

时间:2009-8-8 16:43:20  来源:不详
武后以降,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陈寅恪还以白居易其他诗句和元稹《琵琶歌》中的词句,证实“幽咽泉流冰下难”不当作“幽咽泉流水下滩”等等。 在笺释元稹《连昌宫词》时,陈寅恪指出,此诗深受《长恨歌》及传的影响,却吸取了当时小说之长,把史才诗笔议论汇集融贯于一诗之中。诗的篇首一句和篇末结束二句,是开宗明义与综括全诗的议论,表明无稹是取白居易《长恨歌》的题材却依照新乐府的体制改进创新之作。诗中叙写安史之乱前后唐玄宗与杨贵妃行宫之盛衰景象,如闻如历,咏叹有加,论者或谓是诗人亲过行宫而感时抚事。陈寅恪经过缜密考证,断定是依题悬拟之作,并推定作年为元和十三年暮春,作者34岁,时任通州司马。他阐析此诗为唐穆宗知赏的原因,乃是诗的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恰合于弑宪宗立穆宗的“元和逆党”的“消兵”说,故而刚归朝的荆南监军崔谭峻乐于将此诗向穆宗推荐。但元稹亦因此得罪了在宪宗之世主张用兵、反对消兵的裴度,裴度三次上疏弹劾他,他终于被罢免了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之职。陈寅恪还细致考证了诗中所写安禄山经过连昌宫前御路和杨贵妃曾在宫内端正楼上梳洗,并非实有其事,都是出于诗人想象虚构的妙笔。

   陈寅恪在笺释元稹的艳诗和悼亡诗时,以研究元稹婚宦为突破口探讨元稹写作这两类诗的动因,指出:唐沿南北朝旧俗,通以婚宦评量人品的高下,婚而不娶名家女,仕而不由清望者,俱为社会所不齿。元稹弃莺莺而娶韦丛,明经之后复举制科,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地位。元稹去故就新,弃贱就高,时人不以为非,故敢于将其猎艳寻芳之事详尽言之,遂有《梦游春诗》百韵艳诗巨制问世。陈寅恪又深析详论诗中所描写的莺莺妆束,赞扬元稹“观察精密,记忆确切”,“亦美术化妆之能手,言情小说之名家”,并由此得出一时代的妆梳是文化趋向的反映,“可作社会风俗史料读”的精辟之论。关于元稹的悼亡诗,他认为这组诗写得真挚感人,是由于韦丛不好虚荣,元稹尚未富贵,贫贱夫妻,关系纯洁,措意遣词,悉为真实。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可看出,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确实是将考据、义理、辞章会通,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他广搜博引各种材料,综合运用传统的和近代的多种研究方法,使他的诠解与阐释具有科学性。全书广泛涉及唐代政治制度、社会风习、道德观念、科举行卷、古文运动、民间歌谣、佛经文学等对诗歌的影响。在对两位诗人的几种作品的笺释中居然为唐诗研究开拓出全方位观察的视角,得出那么多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见解并提供了那么多方法论的启示,说这部著作带有某种经典意义也不过分。他的另一篇论文《韦庄〈秦妇吟〉校笺》,同样成功地运用了以史证诗、以诗证史,在诗、史互证中达到通解的高境。

  三四十年代,还出版了多部唐诗研究专著,其中,研究李白、杜甫、李商隐的较多。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全面地论述了李白的生平经历、个性气质、异国的精神教养、文艺造诣等,而书中的重点是探讨李白求仙学道的行为及其所受道教的“道”、“运”、“自然”、“贵性爱身”、“神仙”等思想影响,同时也深入探讨了李白作为一位“寂寞的超人”的感情生活和永久的痛苦。此书是作者原要合并起来写的中国五大诗人(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书中的一个部分,故而作者常将李白同其他四人比较、对照论述,使李白其人其诗的特征得到较鲜明的呈示。其中,论证李白的疯狂、梦境与其艺术世界的相通与相异,论述李白的本质是生命与生活,说李白具有最充溢的生命力,具体地表现为游侠,抽象地表现为豪气等,见解新颖。汪静之的《李杜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版)以“贵族的和平民的”文学的不同作为全书的主旨来研究李白、杜甫,从思想、作品、性格、境遇、行为、嗜好、身体七个方面,比较李杜的相异之处,又深入探讨李白的流浪生涯、颓废思想、抒情妙笔,同杜甫的穷苦身世、博爱襟怀、写实工夫相互对比。著者持“李杜并重论”,对李杜的比较论述,较为全面、中肯。著者是“五四”以后杰出的新诗人,有丰富的诗歌创作体验,故而书中论述李白的抒情艺术和杜甫的写实艺术颇为深细、独到。 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神州国光出版社1931年版)是作者力图用唯物史观写作的《物观文学史丛书》的一种。书中从历史根源、阶级立场、客观需要几个方面论述李贺冷艳奇险风格形成的原因,颇为中肯。作者又指出李贺用阴暗的音调和艳丽的色彩表现感伤的情绪,指出李贺诗中鬼气逼人正是感伤的深刻表现,指出李贺爱用哭、泣、愁、啼、泪、寒、冷、暗、古、老、血、死、月等字来修饰、烘托感伤的色彩,爱用极度夸张、物类的人格化、奇特的词语搭配来创构怪丽的意象,特别指出“间接虚拟的形容的形容法是长吉更显著的奇处”,并举“ 天河碎碎银沙路”、“银浦流云学水声”、“羲和敲日玻璃声”等诗句作例证,表明唐诗艺术研究愈益深细。

  这个时期李商隐研究成果尤为丰硕。早在1927年,女作家苏雪林就出版了一部《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又称《玉溪诗迷》),考证义山恋爱的对象有女道士、宫嫔和娼妓,她用索隐猜谜的方法,从义山诗中推求穿凿,加以连缀,缺乏可靠的证据。但她索的是“恋爱”之隐,而非“政治”之隐,这就超越了前人的种种阐释,显示了“ 五四”以后研究者观念的更新和思想的解放,对以后的研究者颇有启示与影响。193 5年,朱偰在《武汉文哲季刊》六卷3.4 期上发表《李商隐诗新诠》,基本观点与苏氏相同,但据以论证的诗例及具体解释有别。1933年,张振佩在安徽省立图书馆《学风》杂志上发表《李义山评传》,试图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李商隐诗歌创作,著者批评苏雪林索隐猜谜的考证方法不科学,所考证的李义山与宫嫔恋爱有不少违背常理之处。著者试图从晚唐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本身发展演变的结合来分析晚唐诗风的成因,分析为何中唐韩白一派的粗阔诗风要演变为李贺、李商隐的冷艳纤丽风格,并联系时代、身世比较杜甫、李商隐诗风,从而揭示出李诗的一些特点。汪辟疆的《谈李义山的诗》(载《中国文学》1卷5期)是一篇讲演记录稿,对李商隐的生平和诗歌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文中有对义山家庭组织与生活以及在党争中的关系的考证,也有对义山的学术思想、立身大节、其诗的来源去脉与构成美的条件的论析。文中论到义山诗的情意美时说:“义山的诗,用意像天空的游丝,断而不断,不断而断。当它在天空中游离盘旋夭矫时候,真是教人不可摸捉。”汪氏说义山诗的韵味“是在咽处见厚,放处见畜,密处见疏,直处见曲,繁缛中见大议论,动宕中见大结构”。又说义山诗表面冶艳,其实充满了忠爱,充满了同情,充满了大声音、大议论,“用笔像五色线裹的钢条,又沉重,又美丽”。最后,向读者介绍读义山诗的四点体会: “深晦的诗要浅看,明显的诗要深看,用事繁缛的诗要看虚字,纯用白描的要看呼应 ”。这些见解充满了艺术的辨证法,确是著者对义山诗深钻有得、金针度人之论。汪辟疆还有《玉溪诗笺举例》,笺评义山七律六首,其中对《一片》、《锦瑟》、《重过圣女祠》、《流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等篇的艺术品评,均颇精到。撰于这一时期的黄侃《李义山诗偶评》,笺评七律44首(附七绝1首),在笺评中时有新见。 而对读者更有启发的,是他对某一类诗的总体看法,如谓:“义山《无题》,十九皆为寄意之作……必概目为艳诗,其失则拘,一一求其时地,其失则凿”。不失为通达之见。缪銊的《论李义山诗》(作于1943年,收入其《诗词散论》),文虽短,创见尤多。如说“义山盖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方诸曩昔,极似屈原”,“义山对于自然,亦观察精细,感觉锐敏,……遗其形迹,得其神理,能于写物写景之中,融入人生之意味”,“义山诗之成就不在其能学李贺,而在其能取李贺作古诗之法移于作律诗,且变奇瑰为凄美,又参以杜甫之沉郁,诗境遂超出李贺”等。文中论义山诗“意象辞采,皆极细美”,“篇末尤为婉约幽怨”,“其意境及作法,则极近于词”,更是富于启发性的卓识。唐史专家岑仲勉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及其《唐史余藩》中《李商隐南游江乡辨正》一文,纠正了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关于江乡之游、巴蜀之游一系列考证的失误,是对李商隐生平行止和诗文系年的实证研究的重大贡献。

  三四十年代的唐诗研究,还有一系列专题性论著值得注意。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陆晶清的《唐代女诗人》(神州国光社,193 1年版),孙俍工的《唐代劳动文艺》(亚东图书馆1932年版)、刘开荣的《唐人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都在以往人们不曾作过专门研究的某类作者、某方面题材入手,把唐诗同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政治现实联系起来研究,从而大大地开拓了唐诗研究的范围,也体现了研究者对文学源于生活和艺术地表现生活的唯物主义文艺观已有较深切的认识。

  在这个时期,唐诗与西方诗歌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朱光潜写于30年代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收入《诗论》,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 2年版),从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个方面的情趣,比较中西诗相同与相异的表现,其中就以李白、杜甫的诗歌作为例证。梁宗岱的《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商务印书馆1934版),主要是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论文集,在《论诗》一文中,他将陈子昂、李白、王维、王昌龄、杜甫、李贺、李商隐同西方的诗人们作比较。《李白与哥德》一文,从艺术手腕和宇宙意识两方面比较李白与哥德。前一方面,他指出,李白诗歌“抑扬顿挫,起伏开翕,凝炼而自然,流利而不率易,明丽而无雕琢痕迹,极变化不测之致”,与哥德“至长与至短的格律都操纵自如,并且随时视情感或思想底方式而创造新诗体”极为相似。后一方面,他说:“李白和哥德底宇宙意识同样是直接的、完整的,宇宙底大灵常常像两小无猜的游侣般显现给他们,他们常常和他喁喁私语。所以他们笔底下——无论是一首或一行小诗——常常展示出一个旷邈、深宏、而又单纯、亲切的华严宇宙,像一勺水反映出整个星空底天光云影一样。如果他们当中有多少距离,那就是哥德不独是多方面的天才,并渊源于史宾努沙底完密和谐的系统,而李白则纯粹是诗人底直觉,植根于庄子底瑰丽灿烂的想象底闪光。所以前者底宇宙意识永远是充满了喜悦、信心与乐观的亚波罗式的宁静,后者底却有时不免渗入多少失望、悲观与凄惶,和那幻灭底叹息。可是就在哥德底全集中,恐怕也只有《浮士德》里的天上序曲,可以比拟李白那首音调雄浑、气机浩荡、具体写出作者底人生观与宇宙观的《日出入行》罢。”著者对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诗歌特别是德国法国的诗歌都有深厚的修养,因此,他的比较文学研究,见解尤为精妙、独到,并且富于诗情与哲思。

  对唐诗作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唐诗发展史的研究,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高潮。出现了许文玉《唐诗综论》,胡云翼《唐诗研究》(均系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杨启高《唐代诗学》(正中书局1 935年版)等。此外, 这个时期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如陈子展的《唐宋文学史》(上海作家书屋1947年)、陆侃如、 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年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上卷1941年, 下卷1949 年)等, 也都对唐诗兴盛的背景、原因、渊源、特质、流派、体式、分期、发展、 演变、对后代的影响等问题作出系统的有新意的论述。其中,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是较有特色、影响也较大的一种。著有采取“中体西用”的写法,比较全面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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