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它具有类书和启蒙书的特点。前面所述的敦煌文献《唐抄本杂抄》中署名“孟宪子”的《文场秀》也属于这一类的启蒙书。在此《杂抄》的“经史何人修撰制注”一文下，列举了包括《文场秀》在内的大量书名。那波利贞氏曾指出:此《杂抄》属于中唐时期庶民教育的普及性读物，书中所列的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甲乙两类。甲类为作为一般教养应记取其书名和作者的古典名著，如《史记》、《三国志》、《春秋》、《老子》、《庄子》、《尔雅》、《文选》、《汉书》、《尚书》等。乙类则是获取一般常识、养成读书作文基本能力的童蒙用书，如《文场秀》、《孝经》、《论语》、《急就章》、《典言》、《千字文》、《兔园策》、《开蒙要训》等。并且以敦煌文献中遗存为数不少的儿童笔迹的《千字文》、《开蒙要训》之类残卷等为例，进一步论证了这些书在中唐时期作为童蒙教材的使用状况12。还有一点，在此《杂抄》中《文场秀》被列举于“经史”类书籍中，并排列于《史记》和《切韵》、《尔雅》等史书与字书、韵书之间，是否可以推测，这正说明因为它在内容上具有文史书兼注释书的特点呢?
以上论述说明，日本文献所引的不具撰者名字的《文场秀句》具有注释性类书和经史启蒙书的特点。同时，署名孟献忠的《文场秀句》和孟宪子的《文场秀》在内容或形态上又分别与之有着相类似的特征。下面我们再结合《文场秀句》的史书著录情况和敦煌文书中P.2524《古类书语对》来进一步探究一下这两个特点。
首先，以上所论述的署名或未署名的《文场秀句》跟王起的同名作品应当属于不同类别的作品。王起的《文场秀句》著录于《新唐书·艺文》中的“总集类”，前后亦收有同样以“秀句”为题名的作品，如元思敬《诗人秀句》、黄滔《泉山秀句集》、元兢《古今诗人秀句》等。《泉山秀句集》其下附有小注云“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末”，说明此作同于所举其它两种，皆为诗句集。同时，王起的另一著书《大中新行诗格》，亦见录于其中。郑樵《通志·艺文八》中王起《文场秀句》被录在“诗评一种”之内，列于《古今诗人秀句》、《泉山秀句集》两诗句集与《李洞集贾岛句图》一书之间，同时在这些作品前后所录的大都是诸如“～诗格”、“～诗例”、“～吟谱”、“～丽则”、“～句图”、“～诗话”等作品。“句图”乃中国古典诗评的一种，主要靠摘编名章秀句或专摘一家之诗，让读者通过对众多章句的直观默照而参悟句法。它出现于晚唐，略晚于中唐时期出现的“秀句”，在实质上两者是一致的13。另外，在《明史·经籍志》中它被著录于“总集”所附“诗文评”一类中。综上所述，王起的《文章秀句》应当是一部收集诗文佳句的诗评性质的书，它与上述的同名作品自然应该属于不同类别的作品。
其次，未署名撰者的《文场秀句》见于《宋志·艺文六》的“类事”中，在其前后同时著录的还有《章句纂类》、《子史语类拾遗》、《笔语类对》、《修文异名录》、《文场纂要》、《文房纂要》等。而像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等曾与王起的《文场秀句》归为一类的许多冠以“秀句”、“诗格”、“句图”的作品则著录在《宋志·艺文八》的“文史”类中。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它则归于“小学家”一类。此“小学家”类中还著录了《开蒙要训》、《千字文》、《说文解字》、《切韵》、《字书》、《文笔范》、《文章故事》等作品。而像《秀句集》、《词苑丽则》、《古今诗人秀句》之类的秀句集虽亦见录于此《见在书目录》中，却归类于“总集家”。两书中所存在的这种同为“秀句”集而明显地归为不同门类的著录情况，亦说明未署撰者名的《文场秀句》在内容上与王起的《文场秀句》等诗文秀句集存在着不同，属于不同类别的作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其所归属的“类事”、“小学家”之门类以及其前后同时著录的作品情况来看，与前面分析得出的日本文献中所见引文的特点正相吻合，说明它是一部具有类书兼辞书性质的作品。同时，《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与《文场秀句》并录的《开蒙要训》、《千字文》等书，亦见于前面所述的敦煌文献《唐抄本杂抄》中。这也间接的告诉我们，孟宪子的《文场秀》与不署撰者姓名的《文场秀句》在作品内容与形态上所具有的一致性。
再者，从上文中可以看到，《宋志·艺文六》“类事”一类中，与《文场秀句》并举的有《笔语类对》、《子史语类拾遗》之类的书。其实，这类“语对”书在敦煌文献中亦有遗存，这就是P.2524的《古类书语对》等。此卷子按“王、公主、公卿、御史……闺情、神仙”等分为三十九个门类，按门类对举相应的包括人名、地名、历史名词、典故等词语，并在这些词语下引经据典，加以注释。其中在“兄弟”一类所列的词语及其注解中，有一部分与上述第三部分中所举的日本文献《言泉集》中引用的《文场秀句》的文例非常近似。即“共被·同餐”、“推梨·让枣”、“八龙·两骥”、“二陆·三张”等四组八句。在《古类书语对》中，这四组除了“共被·同餐”和“二陆·三张”两组各自的先后配列顺序相反外，不但四组的排列顺序一致，而且其注释的文字部分亦很接近。同时，在“美女”门类中亦收有“绛树”一词，其下所附注释的前半部分亦与有注本《游仙窟》中所引孟献忠《文场秀句》的文例一致。由此可见，这个资料极为重要，它既能使我们明确不署撰者名字的《文场秀句》是一部具有如何内容和编撰形态的书，同时又为我们寻找它与孟献忠的同名作品、孟宪子的《文场秀》的关联提供了材料依据。将此资料与《唐抄本杂抄》连在一起考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敦煌文献中既出现了记录孟宪子的《文场秀》的卷子，又存在着与中日文献中著录和引用的《文场秀句》以及孟献忠同名作品有密切关联的资料。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在考察《文场秀句》一书时，P.2524与P.2721两份资料是不应孤立看待的。鉴于本文的主旨在于廓清《文场秀句》一书在作者和内容上的混乱，对于此三者的关系，在此不作详究，拟另撰文进一步探讨。
五
综合以上考察，第一，从史书的著录情况结合日本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的引文可以断定，王起的《文场秀句》与未署撰者名字的同名书属于不同类别的两种著述。王起的《文场秀句》属于具有诗文评性质的诗句集，而未署撰者名字的《文场秀句》应属于有着类似于敦煌文献中P.2524《古类书语对》的内容和撰述形态的、具有普及习作用语和经史常识性质的童蒙书。两者在启蒙的功用上或许一致，但在内容上属于截然不同的作品。第二，被引用于日本文献的未署名撰者的《文场》的引文与被引用于有注本《游仙窟》的孟献忠的《文场秀句》同时见于同一作品——敦煌文献P.2524《古类书语对》;《宋志·艺文六》“类事”一门中与未署名《文场秀句》并举之书中又恰恰有《笔语类对》等“语对”书;同样为敦煌文献的中唐时期庶民教育的普及性读物P.2721《唐抄本杂抄》中记载着孟宪子的《文场秀》，且与其同时并载的《开蒙要训》、《千字文》等书，亦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小学家”中著录的《文场秀句》一书的前后。从它们之间在内容以及形态上所存在的如此广泛的一致性可以推断:未署名撰者的《文场秀句》、《文场》，孟献忠的《文场秀句》和孟宪子的《文场秀》，四者应为一书，即孟献忠的《文场秀句》。依据孟献忠的著作《金刚般若集验记》得知，他在长安三年（701）时任申州司户，开元六年（718）任梓州司马时期撰成此《集验记》。此作品中收录的《金刚经》灵验故事中很多属于献忠称之为亲自记录的，这些自录的故事中所记人物多为献忠直接或间接相识的县令、司户、地方僧人。由此推知他应属于一个敬信佛教的地方文人官吏。他的这一身份也是极符合为启蒙用书《文场秀句》作者的。正因为献忠属于一地方文人，他的作品及文名自然莫如在京师长安有影响力，最终不为人知、不为史书所著录亦在情理之中。《集验记》上卷的《救护篇》中有一则记述梓州福会寺僧人神晏于万岁通天元年（696）所经历的诵经灵验故事，其末尾处附有献忠采录此故事的记事:“献忠亲自追问，具说源流。神晏当时始年三十八也。”照此推算，开元六年时神晏应为六十岁。如果献忠与其同龄，当属他的晚年期。另外，本书所收的献忠自采故事亦多发生在万岁通天年间至开元五年之间。据此大致可以推知，献忠大抵是一位生活于武则天时代至唐玄宗时代的人物，其《文场秀句》亦当撰成于他成年以后的某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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