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中国传统礼教。其前太宗纳弟元吉妃杨氏为嫔御，其后唐玄宗取儿媳杨玉环为贵妃也属于出格之事。但衡之以胡礼转房制，则属正常。如《北史·附国传》载:“妻其群母及嫂。”《北史·突厥传》:“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新唐书·吐谷浑传》:“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唐皇室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在为人行事方面保存了一些胡风，不能像山东士族那样坚守文化传统不变。这样的事也发生在皇室之外的少数民族出身的人身上，例如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的父母是舅甥关系，即他的母亲是他父亲的亲外甥女。也就是说他父亲娶了自己妹妹的女儿。这是违背传统礼教的。陈寅恪在《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一文中说:“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因此，唐代有许多违背传统礼教的“反常”事情可以从胡风影响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中寻得解释。
其五，对世俗民风的转移。《新唐书》卷八太宗诸子条:“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使诸部敛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啖。”陈寅恪云:“此突厥俗，见《通典·突厥传》首，太宗以突厥为宫工，故承乾习染其俗也。”李承乾作为皇子，爱好突厥语言、风俗，以致于极力摹仿。又《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载:“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也。”长孙无忌是鲜卑族，是太宗李世民的小舅子，浑脱是胡物。长孙无忌戴少数民族风格的帽子并不为奇，但天下人都跟风效仿。又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初，贵族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元稹《法曲篇》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白居易《时世妆》云:“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陈寅恪笺白诗曰:“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此乃古今之通例，而不须详证者。” ⑥ 其实，自北朝以来，男女衣饰多尚胡服窄袖，唐初犹尔，至开元后稍博 ⑦ 。向达先生研究敦煌壁画，谓自六朝至唐初，男女俱着胡服，即所谓裤褶，男衣短仅至膝，折襟翻领;女衣亦同而稍长，内面另有长裙，肩披肩巾，俱穿胡靴，足觇李唐一代服装趋向之转变 ⑧ 。总之，从唐初到中唐，少数民族妆束一直是引导新潮流者。
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亦为唐代各阶层所喜爱。唐代音乐大体为西域化，乐工多为胡人或胡裔。《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二载:“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宴乐。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陈寅恪曰:“可知唐世庙堂雅乐，亦杂胡声也。” ⑨ 庙堂雅乐亦杂胡声，其余音乐更不用说了。《旧唐书》卷三○《音乐志三》载:“又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传谓为法曲。”《旧唐书》又载:“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到了唐代，西域音乐更是风靡天下。西域之乐，常与舞相配合，故唐世亦盛行乐舞。唐舞分健舞、软舞。健舞即武舞，据《乐府杂录》载则有阿连、柘枝、剑器、胡旋及胡腾;软舞即文舞，有凉州、绿腰、苏合香、屈柘、团圆旋及甘州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记述开元初其童年时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事。白居易新乐府《胡旋女》则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唐诗人在诗歌里对唐代的乐舞情况有充分的歌咏描述。
三 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唐诗人
在大一统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的唐诗人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的文人的特点。首先在民族构成上，很多著名诗人是少数民族出身，或者是汉化已久的少数民族。如白居易出于西域，元结、元稹、独孤及出于鲜卑等。而大诗人李白的出身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胡怀琛认为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国人 ⑩ 。陈寅恪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 11 。吾师詹 钅英 先生在《李白家世考异》一文中说:“意者白之家世或本胡商，入蜀之后，以多资渐成豪族，而白幼年所受教育，则中西语文兼而有之。如此于其胡性之中，又加以诗书及道家言，乃造成白诗豪放飘逸之风格。李诗之所以不可学者其在斯乎?” 12其实，无论李白出生于何族，无损于中国文学的光荣，正如裴斐先生所言:“唐代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既然许多大臣、名将都出身异族，甚至最高统治者高祖、太宗、高宗身上都至少有一半异族血统，如果李白出身异族或有异族血统而仍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自居，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不正说明中国文化的伟大凝聚力吗?” 13 所言甚是。李白这样一位唐代的代表诗人，其出身问题在今天看来倒成了一个疑问，这正说明了唐代民族融合的普遍性，说明了当时人们并不以此为怪，并没有把李白的出身当成问题。唐代各民族出身的诗人同为一家不分彼此，共同创造大唐文明，使大唐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丰富性。
唐代不仅境内各民族诗人不分彼此，对于外国的诗人也不以外人待之。如日本人晁衡、新罗人崔致远等。
其次，唐诗人大都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尤其在民族观上，不像以前的文人那么讲华夷之辨。他们都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反对民族之间的不义战争。如崔颢《雁门胡人歌》:“高山代郡接东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闲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李颀《古从军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高适《燕歌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古风》:“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王昌龄《箜篌引》:“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侯!”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都反对封建统治者的穷兵黩武，主张和平。安史之乱后，唐诗人都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对藩镇割据、破坏民族团结之人加以批判。如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歌咏晋、吴兴亡事迹，慨叹于地形之险不足恃，而历史上割据一方的局面，终归统一。诗尾，对野心军阀提出教训。张籍《节妇吟》假托男女爱情，对割据军阀李师道的罗致予以谢绝。杜牧《早雁》借雁以寄慨，怀念边境流散的人民，批判回纥南侵、大肆掳掠等等。
其三，唐诗人对边塞的向往与歌咏超过以前历代。唐代边塞诗非常繁荣，尤其盛唐时期，几乎所有诗人都有边塞之作。大批诗人亲往边疆游览、谋职、生活。他们在诗中描写了边疆壮丽的风光和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情景。其中尤以岑参最为突出，他几度出塞，久佐戎幕，对边地征战生活和塞外风光有长期的体察和深刻的认识。他的边塞诗描写了火山云、天山雪等酷热、奇寒的边塞风光，以生动的笔触展现给我们一幅幅塞外风俗画，描写了多姿多彩的边塞生活，将士与少数民族友好往来，共同娱乐的动人场景。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坐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 （《奉陪封大夫宴》）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慢脸娇蛾纤复浓，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钅延右钅延生旋风” （《田使君美人如莲花北钅延歌》），“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寒” （《首秋轮台》）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镗乱点野酡酥” （《玉门盖将军歌》）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 （《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 （《赵将军歌》）。
其四，唐诗人思想开放，行为放纵尤为突出。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章盛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陈寅恪云:“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 14又云:“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 15 范文澜云:“唐朝士大夫无不纵情声色，杜甫韩愈也未能免俗。” 16 唐诗人这种放荡而不拘守礼法的行为有其文人本身的传统所自（魏晋以来，文人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更主要的则是当时世风的影响。由于多民族共处，汉族传统礼教，即“山东旧日士族”所固守的家法受到冲击。正如朱熹所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17 唐人男女交往非常开放，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又云:“长安士女，胜春野步，则设席藉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 幄 。”长安富豪的园林内，每逢炎暑，往往结缀锦彩，搭造凉棚，邀约名姝和妓女游乐，安排避暑之会。唐代达官贵人还有在新进士中选婿的风尚。
唐诗人还喜和女冠交往。唐代女冠来源主要是公主、宫女和官僚地主的姬侍。她们在社会生活方面比较自由，行为不受拘束，可以和各阶层人物接触，自然易与人发生恋爱关系，甚至以入道为掩护，过浪漫不羁的生活。
唐代举子还喜和妓女交往，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的描写都反映了这点。蜀中乐妓薛涛善诗，“一时名士如韦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裴度、杜牧、刘禹锡、张祜，咸与之唱和” 18 。唐朝宫禁不严，据《古今诗话》载，开元中，宫中制作战袍分赐边防军士。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云:“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留意多添线，含情更着棉;今生已过也，重结后生缘。”后玄宗知其事，竟以写诗宫女嫁得诗士兵。《古今诗话》又载顾况游苑中，得水上桐叶题诗，卢渥舍人于御沟得红叶题诗，皆反映出宫女不甘深宫寂寞，题诗抒发精神苦闷，向往美好爱情，因此，唐代宫怨诗尤比历代为多，成为唐诗一大特色。
宋释惠洪在《冷斋诗话》中称“舒王（王安石）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王安石是否真的如此评价李白，人们一直存有疑问。姑不论其真假，而此评价却也道出了个中信息，即妇人与酒是李白诗中重要的内容。其实，岂止李白，哪个唐代诗人的诗中没有写到妇人与酒?可以说，正是妇人与酒，给唐诗增添了如此光彩，使其充满青春激情，凌跨百代!
唐诗人少传统礼教的束缚。他们敢于为妇女立言，敢于歌颂妇女，敢于歌颂爱情，在诗中反映了各个层面的妇女的生活。唐诗人也敢于在诗中写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唐以前的爱情内容大多表现在民歌里（六朝宫体算不上真正的爱情诗），唐以后的爱情内容主要表现在词曲与戏曲小说里。只有唐诗人才在诗中全面地健康地歌咏爱情。深刻地反映爱情的痛苦与欢乐。盛唐张九龄“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望月怀远》） ，王昌龄“悔教夫婿觅封侯” （《闺怨》） ，李白“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思》） ;中唐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江南曲》） ，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 ，刘禹锡“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竹枝词》） ，白居易“逢郎欲语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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