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龙城录》并非柳宗元所作，但作伪者也不是王铚或刘焘;此书的编造大约是在北宋前期，即宋太祖至仁宗前期这大约六七十年中。
【关键词】 柳宗元 《龙城录》
世传柳宗元《龙城录》二卷，宋、元人以为伪托。何薳《春渚纪闻》卷五、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八、吴师道《敬乡录》卷一、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七、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等谓为王铚（性之）所作;洪迈《夷坚志》支戊卷五、《容斋随笔》卷一○则谓为刘焘（无言）所造。独清人曾钊《面城楼集钞》卷二《龙城集跋》力驳其说，谓为柳宗元作。近年来，一些古小说研究的学者进一步研究，认为《龙城录》为王铚或刘焘伪造之说无据，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此书为柳宗元所作无疑。所以，对此书的真伪问题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正反两造的观点及论据
人们认为《龙城录》非柳宗元作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新唐书·艺文志》等北宋书目未加著录。《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云:“《唐志》无此书，盖依托也。”第二，此书和《柳宗元集》的文风不同。《朱子语类》卷一三八云:“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笔力!此记衰弱之甚。”第三，此书据古人诗文中词语故实附会而作。《朱子语类》卷一三八云:“（《龙城录》）皆写古人诗文中不可晓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引朱熹语云:“今观《录》中所载帝命取书事，似为韩愈《调张籍》诗‘天官遣六丁，雷电下取将’二句作解;赵师雄罗浮梦事，似为苏轼《梅花诗》‘月下缟衣来扣门’作解。”至于说书为王铚或刘焘伪作，则未提供更多的证据。
人们认为《龙城录》为柳宗元所作而非王铚作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此书曾为王铚同时或稍前之许彦周及樊汝霖所称引，故非王铚作。曾钊《面城楼集钞》卷二云:“按《许彦周诗话》，柳子厚守柳州日，筑城得白石，微辨刻画曰‘龙城柳，神所守……’云云……今《龙城录》正载此文，然则许云‘子厚自记者’，谓自记其事于《龙城录》云尔。性之绍兴初始以荐为枢密院编修，而许《诗话》成于建炎戊申，则《龙城录》非性之作一证也。《五百家韩昌黎集》注引樊汝霖曰:‘子厚《龙城录》云云……第据《文献通考》樊著《韩文公志》，樊宣和六年进士，是樊在性之前，安有性之依托而樊称之之理?则非性之作又一证也。”第二，此书与柳文文风不同，是由于文体性质不同。曾钊《面城楼集钞》说:“（《龙城录》）所录似与柳文不类，然出于随笔札记，本不求工，亦犹昌黎、习之《论语笔解》与其文集如出两人耳。”
当代学者程毅中先生《唐代小说琐记》一文 （载《文史》第二十六辑） 认为不能轻易否定柳宗元对《龙城录》的著作权，李剑国先生《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龙城录》则在曾钊说的基础上，作了更为详尽的考证。《叙录》指出:第一，成书于建炎、绍兴之际的孔传《续六帖》也曾引《龙城录》，说明书“必不出于同时之王铚之手”，而尤袤《遂初堂书目》将《龙城录》列于唐末诸小说之间，说明尤氏以此书为唐人书。第二，据《万姓统谱》，字无言之刘焘虽为北宋哲宗元祐三年进士，在许顗、樊汝霖、孔传之前，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诗中已多次引用《龙城录》典故，北宋人作之《五色线》卷下曾明引《龙城录》，北宋人伪造托名唐钟辂之《续前定录》征采《龙城录》5条，其书为仁宗庆历元年编成的《崇文总目》所著录，时代均在刘焘前，说明书决非刘焘作。第三，韩愈《调张籍》用“六丁”事，《答道士寄树鸡》用华阳洞小儿化龙事，《柳州罗池庙碑》用“罗池石刻”事，“三作写作时间既可在柳宗元刺柳卒官后”，则韩诗文“用《龙城录》中事正顺理成章”。第四，韩愈同时诗人殷尧藩《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友人山中梅花》二诗中也用了《龙城录》中“罗浮梦”的典故，故“朱熹等称伪托者正就韩、苏等人诗文而撰”，“真本末倒置之论”。至于行文不类柳文，《叙录》则认为是由于“《龙城》乃为消遣之作，初无寓意，故与他作大不类”。
双方的观点截然相反:一是认为《龙城录》为伪作，作伪者是宋人王铚或刘焘;一是认为《龙城录》确为柳宗元所作。显然，人们都忽视了第三种可能，即此书既非王铚或刘焘所作，也非柳宗元所作，而是另一位不知名的文士所伪造。由于李剑国先生已经搜集了许多证据，作了精密的考证，确凿地证明了《龙城录》出现在宋仁宗即北宋中期之前，这就排除了《龙城录》为北宋后期或南北宋之交的刘焘或王铚伪造的可能性，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论定《龙城录》不是刘焘或王铚伪造，并不等于说它就一定是柳宗元所作。因此，《龙城录》是否伪作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应当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从内容看《龙城录》的真伪
前人及今人在讨论到《龙城录》真伪时往往只注意到它的风格问题:持伪作说者认为《龙城录》风格不类柳文，持柳作说者则认为二者的不同不过是文体风格的不同。我们知道，文风很难作为判断文献真伪的确切证据，更重要的证据应当是文字记载的内容本身。而从内容来看，《龙城录》所载与其它典籍的记载即历史事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很难令人相信它是出于唐人，特别是柳宗元这样一代文豪之手。通观全书，至少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作者对唐代的典制颇为隔膜。如卷上“神尧皇帝破龙门贼”条云:“神尧皇帝拜河东节度使，九月，领大使，击龙门贼母端儿。”按《唐会要》卷七八云:“景云二年四月，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此始有节度使之号。”显然，《龙城录》说李渊隋末为“节度使”是错误的。据《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一年，炀帝幸汾阳宫，命高祖往山西、河东黜陟讨捕。”《新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一年，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资治通鉴》卷一八二也作“抚慰大使”。曾官尚书省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熟谙唐代典制，自然不应当犯这种低级的常识性错误，何况，这里说的是唐朝开国之君的履历，用语更不应当随意更改。
又如卷下“尹知章梦持巨凿破其腹”条云:“尹知章，字文叔，绛州翼城人。……开元中，张说表诸朝，上召见延英。上问:‘曹植《幽思赋》何为远取景物为句?意旨安在?’知章对以植所谓赋作不徒然……擢礼部侍郎、集贤院正字。”这段文字也有许多失实之处。第一，《旧唐书·尹知章传》云:“睿宗初即位，中书令张说荐知章有古人之风，足以坐镇雅俗，拜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旧唐书·尹知章传》云:“张说表诸朝，擢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新唐书·马怀素传》也说:“即拜怀素秘书监，乃召国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次绪定秘书，奏知章是正文字。”故尹知章官仅至礼部员外郎，而非礼部侍郎。第二，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玄宗命马怀素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图书，地点在乾元殿。至于丽正殿修书院改名为集贤院，事在开元十三年四月，见《玉海》卷一六○引韦述《集贤注记》;而据《旧唐书·尹知章传》知章卒于开元六年，在他生前尚无集贤院之名，更不可能充任“集贤院正字”一职。第三，据《新唐书·百官志二》，集贤殿书院正字二人，从九品上，与从六品上之礼部员外郎相去十阶，与正四品下的礼部侍郎品级更加悬隔，尹知章不可能以礼部侍郎而兼集贤正字一职。柳宗元曾校书秘省，又身历礼部员外郎一职，不应当对台阁故事陌生到如此颠三倒四的地步。
二、作者对于史实和地理比较陌生。如卷下“太宗沉书于滹沱”条云:“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于图籍有交关语言构怨连结文书数百事……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复省。”按，滹沱水源出今山西东北部，流经河北注入渤海，而据《旧唐书·太宗纪上》，太宗为秦王时平王世充，战场在河南洛阳。如果要将文书沉入水中的话，抛到黄河、伊水或洛水中都可以，为什么要遣人送到远在千余里外的滹沱河中去?难道转送途中不怕泄漏?难道当着众臣销毁文书不更加能安定人心吗?太宗在贞观十九年御驾亲征高丽时到过河北定州，如果确有沉书滹沱之事的话，那和平王世充也应当没有关系了。
又如卷下“老叟讲明种艺之言”条云:“余南迁，度高乡，道逢老叟，帅年少于路次，讲明种艺。”但据《汉书·地理志》，高乡县属琅邪郡，在今山东省境。《太平寰宇记》卷二四“密州莒县”:“故高乡城，汉县，在今县东南七十三里，晋永嘉后废。”柳宗元永贞元年贬永州司马、元和十年出为柳州刺史，都不可能经由高乡。这段文字的旨意和柳宗元名作《种树郭橐驼传》略同。作伪者本意是借以暗示此书确为柳宗元作，但由于不明地理，反倒露出马脚了。
三、作者对于唐代文献很不熟悉。如卷下“高皇帝宴赏牡丹”条称，上官婉儿“有文集一百卷行于世”。但《旧唐书·上官昭容传》记载:“及韦庶人败，婉儿亦斩于旗下。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新唐书·艺文志四》也仅著录“《上官昭容集》二十卷”。《龙城录》却说是“文集一百卷”，差距未免太大。如果是一位名位不达的文人，诗文散佚，文集卷数无定，倒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上官婉儿自幼配入掖庭，生长宫中，久司文翰，诗文主要应当保存在宫中。她的文集既是在她死后一两年中由太平公主奏请，玄宗下令编撰 （见《张燕公集》卷一六《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纵有遗漏，也不至于有八十卷之多。段公路《北户录》卷三记上官昭容曾作《乞拔刀子》诗，唐人崔龟图注云:“有集二十卷 ① ，诗在集中。玄宗收取其诗汇集之，令张说为序。集贤故事:旧宣索书皆进副本，无副本者则促功写进，后亦不能守其事。如上官昭容，旧无副本，因宣索便进正本。库中今阙此书矣。”这就是说，《上官昭容集》连集贤院书库中都没有收藏，民间怎会出现另一个一百卷的本子?可见所谓“文集一百卷行于世”的说法是无稽的。柳宗元曾为校书郎，对本朝的典籍和故事又怎么会这样无知?又如卷下“开元藏书七万卷”条云:“有唐惟开元最备文籍，集贤院所藏至七万卷。当时之学士，盖为褚无量、裴煜之、郑谭、马怀素、张说、侯行果、陆坚、康子元辈，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阙文。”记开元集贤院藏书数及学士人数，以在集贤院修书四十年的韦述所撰《集贤注记》记载最为准确详细。据《职官分纪》卷一五及《玉海》卷五二引《集贤注记》，开元十九年冬，集贤院四库书总数为八万九千卷。《玉海》卷一六七引韦述《集贤注记》记院中学士人数云:“自马怀素至韦见素，知院学士及修书使前后总十一人。自卢至敬会真，开元五年至十三年丽正学士及侍讲、修［撰、校］理官前后总四十人。自贺知章至窦华，开元十三年四月至天宝十四载集贤院学士、直学士三十三人。自韦至高瞻，开元十三年四月迄天宝十五载二月集贤院修撰、校理、待制及文学直等总五十九人。”都和《龙城录》所记不同，而且《龙城录》所记学士裴煜之、郑谭二人也未见其它典籍。
四、作者所记唐代人物与史籍不合。如卷下“贾奭著书仙去”条云:“贾奭，河阳人，字师道，与余先人同室读书。……有子餗，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于父风。”按《旧唐书·贾餗传》:“贾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宁。”《新唐书·宰相世系五下》“河南贾氏”也称:贾餗祖胄，父宁。都和《龙城录》不同。而且，贾餗元和末已登朝为考功员外郎，《柳河东集》卷一二《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记述其父柳镇友人六十七人，其中“自（郑）元均至（张）宣力，皆没没无显仕者”，亦不及贾奭、贾餗父子，故贾奭其人之有无，实属可疑。此外，文中提到的友人贾宣伯、李照（明叔）、君诲（《类说》引作“居诲”）、李育之等，也都不见唐代典籍，不知何人。
五、作者所记唐人著作均不见于史志目录，亦无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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