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韩仲卿梦曹子建求序”条记载:韩仲卿梦曹植言“文集在建邺李氏”，求为序。“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韩仲卿编曹植集十卷并作序事，它书从未言及。而且，《隋书·经籍志》载“《魏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下》载“《魏陈思王集》二十卷、又三十卷”两种，《新唐书·艺文志四》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盖三十卷者，隋时旧本，二十卷者为后来合并重编，实无两集。”至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著录《陈思王集》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七则著录《曹子建集》十卷。所以曹植集在唐代仅有二十卷本及三十卷本流传，十卷本是后出之本。《龙城录》作者盖据后出的曹植集造为此条。

六、《龙城录》所记有柳宗元卒后之事。如卷下“裴令公训子”条云:“裴令公常训其子:‘凡吾辈但可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为万乘之相，则天也。’”裴度功高权重，官至中书令，所以唐人称之为裴令公而不名，见于《刘宾客集》外集卷四、《白氏长庆集》卷二九、《姚少监诗集》卷九、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太平广记》卷一五六引《逸史》、同书卷四三七引《集异记》、《唐摭言》卷一三诸书。《齐东野语》卷二○“书种文种”条引此条即径云“裴度常训其子云”。但大和九年裴度方册中书令，这已是柳宗元卒后十五年的事了。

十分明显，这些记载差异都不是用文体风格的不同所能解释的，而是说明，《龙城录》的作者对于唐代的一切都不甚了了。把这样一部错漏甚多的著作硬安在柳宗元的名下，是不合适的。至于书中所言多虚幻荒诞之事，南宋末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一“柳子厚《龙城录》”条已疑之。他说:“子厚尝曰:‘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援天以为高。’其《月令论》、《断刑论》、《天说》、《□说》、《非国语》等篇皆此意。而《龙城录》乃多眩怪不经，又何也?”这种矛盾，也只有断《龙城录》非柳宗元作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唐人诗文中引用《龙城录》事典的考察

认为《龙城录》为柳作者，最主要的理由是书中提到的事见于韩愈《调张籍》等诗文和唐人殷尧藩的诗中。李剑国先生指出:“同时诗人殷尧藩亦曾用罗浮梦为事典，《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云:‘梅花清入罗浮梦，荔子红分广海程。’《友人山中梅花》云:‘好风吹醒罗浮梦，莫听空林翠羽声。’ （《全唐诗》卷四九二） 按刘禹锡刺连在元和十年，与柳宗元刺柳同时，其时《龙城录》尚未出。意者宗元刺柳前已传此事于友朋间，故尧藩得以用之，而最后成书则在刺柳间耳。”依李先生所考，殷诗写在《龙城录》成书之前，说殷诗用《龙城录》中的典故已经有些牵强了;但如果能够论定殷诗确为殷尧藩所作的话，这倒不失为《龙城录》为中唐人作的确切证据，说其事是柳宗元写作前传于友朋间也有可能。遗憾的是，这条史料是不可靠的，这两首诗并非殷尧藩所作。

首先，《全唐诗》卷四九二殷尧藩诗集本身就是明人所伪造。这一卷中共收殷诗88首、残句1，其集源出于《唐音统签·丁签》卷一一三。《统签》卷首叙录称此集出自“宋刻本”，但该集中《宫词》等5首为元人萨都剌诗，见其《雁门集》;《春游》乃元人虞集诗，见其《道园学古录》;《过雍陶博士邸中饮》等16首为明人史谨诗，见其《独醉亭集》;《帝京二首》等3首为明人吴伯宗诗，见其《荣进集》。而且，收入殷集时，诗题大都经过改窜。集中诗只有《吴宫》等19首见于《文苑英华》、《唐诗纪事》、《万首唐人绝句》、《云溪友议》、《诗人主客图》和《古今岁时杂咏》，可以确认为殷尧藩的作品。对此，拙文《〈全唐诗·殷尧藩集〉考辨》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七辑） 已作考察。后来，笔者继续查考，发现殷尧藩这一卷诗中可明确指出真实作者的伪作实际上不止拙文所考出的25首，还有《过友人幽居》、《奉送刘使君归王屋山隐居》、《寄许浑秀才》、《陆丞相故宅》、《夜过洞庭》、《游山南寺二首》其二、《经靖安里》7首为南宋王柏所作，见其《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二和卷三;《关中伤乱后》、《酬雍秀才二首》其一、《春怨》3首为萨都剌诗，见其《雁门集》卷二、卷七和卷三;《李舍人席上感遇》、《寄许浑秀才》、《席上听琴》3首为史谨作，见其《独醉亭集》卷中及卷上。至此，《全唐诗·殷尧藩集》中已可确定为宋、元、明人所作诗且得其主名者已有38首，占全卷诗歌总数的42%，充分说明这一诗集乃由明人杂取殷尧藩诗及后人诗混编伪造而成，其中所载作品，如非见诸唐宋记载可确考为殷尧藩诗者，不可引以为据。拙文曾指出:如《钟山》诗有“昨日钟山甘露降，琉璃满赐出宫瓢”之句，而明太祖建都金陵时，洪武二年及五年冬都有钟山降甘露的记载;《喜雨》诗“山上乱云随手变，浙东飞雨过江来”，袭用了苏轼《有美堂暴雨》中“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的名句;《李节度平虏诗》末联“太平从此销兵甲，记取红羊换劫年”中丙午、丁未年“红羊劫”之说在宋代靖康（元年为丙午）、建炎（元年为丁未）之后才广为流行，诗中“平虏”，当指明洪武初对元的战争。这些诗都是南宋至明初人作。集中有些诗题中虽嵌入了唐人的姓名，如《金陵上李公垂（绅）侍郎》、《赠龙阳尉马戴》等，但考之该人事迹却凿枘难安。《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等诗也有同样的情况。

《送刘禹锡侍御出刺连州》云:“遐荒迢递五羊城，归兴浓消客里情。家近似忘山路险，土甘殊觉瘴烟轻。梅花清入罗浮梦，荔子红分广海程。此去定知偿隐趣，石田春雨读书耕。”连州，今广东连县，唐代隶属湖南观察使。《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江南道”，潭州湖南观察使管州七，其一为连州。据《大清一统志》卷三五二，连州宋代划归广南东路，元至元十七年属广南南道，明洪武十四年属广州府。诗开始就说“遐荒迢递五羊城”，把连州和五羊城广州联系在一起，所写应当是宋代以后连州隶属广州时的事。其次，据两《唐书·刘禹锡传》、《全唐文》卷六一○刘禹锡《子刘子自传》及卞孝萱先生《刘禹锡的氏族籍贯问题》 （载《南开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期） 考证，刘禹锡是匈奴后裔，随魏孝文帝迁都，遂“占籍洛阳”，后又迁居荥阳，祖先坟墓在荥阳檀山原，尽管他童年曾在江南嘉兴度过，但和岭南的广州却没有任何联系。诗却说“归兴浓消客里情”，说“家近似忘山路险”、“石田春雨读书耕”，显然被送者是岭南人，在岭南薄有田产，这都和刘禹锡生平事迹不合。第三，刘禹锡曾两次被任命为连州刺史。第一次是在永贞元年九月，永贞革新失败后自屯田员外郎贬为连州刺史，不是自“侍御”授;而且他并未到任，半路上走到江陵就再贬朗州司马。第二次是在元和十年自朗州应召回京后，初授播州刺史，因裴度等求情改授连州刺史，也不是从“侍御”授。刘禹锡两任连州刺史都带有贬谪性质，和诗“偿隐趣”等也毫不相及。所以诗决不是送刘禹锡之作，也不是殷尧藩或其他唐代诗人所作，当是作伪者取宋至明初人诗改易诗题羼入殷诗中。伪造殷尧藩集的人只知道刘禹锡曾经做过连州刺史，却不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出任连州刺史，甚至连中唐时连州隶属湖南的事实都未弄清楚，所以露出了许多破绽。

殷集中另一首诗用罗浮梦典故的《友人山中梅花》诗云:“南国看花动远情，沈郎诗苦瘦容生。铁心自拟山中赋，玉笛谁将月下横?临水一枝春占早，照人千树雪同清。好风吹醒罗浮梦，莫听空林翠羽声。”诗中“铁心”句用晚唐皮日休《桃花赋·序》疑宋广平（璟）“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词” （《皮子文薮》卷一） 而能作《梅花赋》事，“玉笛谁将月下横”、“照人千树雪同清”则化用姜夔《暗香》中“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及“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词意，都是诗非中唐人殷尧藩所作的内证。加之，这一诗集本身为明人伪造，所以，这首诗也不能作为殷尧藩使用《龙城录》中事典的证据。

这样一来，所谓《龙城录》被唐人使用的证据就只剩下韩愈的三篇诗文了。我们不妨将《龙城录》的文字和韩愈诗文对照一下:

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龙城录》“上帝追摄王远知易总”条云:“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远知……作《易总》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书，雷雨忽至，阴云腾沓，直入卧内，雷殷殷然，赤电绕室。暝雾中，一老人下……怒曰:‘所泄者书何在?上帝命吾摄六丁雷电追取。’……所取将书乃《易总》耳。”

韩愈《答道士寄树鸡》:“烦君自入华阳洞，直割乖龙左耳来。”《龙城录》“华阳洞小儿化为龙”条云:“茅山隐士吴绰，素擅洁誉。神凤初，因采药于华阳洞口，见一小儿，手把大珠三颗，其色莹然，戏于松下。绰见之，因前询谁氏子，儿奔忙入洞中……化作龙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绰素刚胆，以药斧劚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龙亦不见。”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记》中《迎享送神诗》:“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龙城录》“罗池石刻”条云:“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予于斯欤?”

“六丁六甲”神源出道教，文人中和民间已早有流传，《后汉书·梁节王畅传》有“从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的记载，《抱朴子》卷四《金丹》提到“玉女六甲六丁神女来侍之”。龙耳宝珠则出自佛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四有善友太子欲从龙王“乞左耳中如意摩尼宝珠”事。我们不能据此断定“韩诗必用《龙城录》典”。相反，《龙城录》所载和韩愈诗文若合符节，连“雷电”、“取将”、“驱厉鬼”等语词也完全相同，不能不使人产生此书依托韩文而作的想法，正印证了朱熹所说《龙城录》“皆写古人诗文中不可晓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的观点。此外，《龙城录》还特别记载了韩愈父亲韩仲卿梦曹植求文集序及韩愈言李白跨赤虬仙去、梦吞丹篆、夜坐谈鬼神三事，言皆不经，又记载和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类似的老农之言，也明显地暴露了作者依托韩愈诗文作伪并嫁名柳宗元的用心。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五《跋柳州罗池庙碑》还指出:“且夫柳州之有惠政于柳，其遗爱之拳拳于民而庙祀之，宜也。必以祸福惊动之，以示其奇，则反浅矣。若《龙城录》为王性之所伪作，其载罗池石刻之文，盖因昌黎诗中语而附会以成之，非昌黎反用其语也。《木笔杂钞》乃还取以证昌黎诗，误矣。今柳州有柳子遗墨，书此数语。而其文稍与《录》不符，盖亦柳人之伪也。”虽然全氏所说“《龙城录》为王性之所伪作”之说为不确，但他关于“罗池石刻”之文乃因韩文附会而成，还是很有见地的。

《龙城录》产生的时代

柳宗元的文集原集“三十通”，是他的友人刘禹锡遵照他的遗命编撰的。但是，刘禹锡在柳集序言《唐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并没有提到柳宗元作过《龙城录》一书。唐人撰写的笔记往往流传甚广，常为他人笔记及其它著作广为引用和展转传录。如张鷟《朝野佥载》即为刘餗《隋唐嘉话》、段成式《酉阳杂俎》等书所引录。刘肃编《大唐新语》除唐《国史》外还采用了《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笔记，其中内容又为后来的《芝田录》、《传载》、《定命录》所转录。胡璩《谭宾丞》则主要取唐《国史》及《朝野佥载》、《封氏闻见记》、《大唐新语》诸书编成。韦绚大中十年写成的《刘宾客嘉话录》一出，同时人范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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