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和李白不一样，与后来的白居易也不相同。他始终处于一种不能求得心理平衡的状态。李白的心理可以求得平衡，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往往以求隐、游仙、饮酒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心理平衡，他始终生活在永恒和无限的追求之中，在他那里自由倾向是恒定的。白居易在穷达变化中，也能自适，达则“兼济天下”(如贬扛州司马之前)，穷则“独善其身”(如被贬扛洲之后)。他能用“兼济”、“独善”作自我调节，使自己心理、精神总处于一种宁静、自如、和谐的平衡状态。唯独杜甫做不到。影响他心理平衡的因素有内外两个方面。

外界因素主要来自安史之乱的爆发，面对这场灾难，每个人都要做出抉择，李白选择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办法，仍不改诗风。人间在流血，他依然以飘逸之姿生活在永恒和无限的自由追求之中。他的慷慨自负，幻想建功立业，既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他就到仙界、醉梦中去寻求。像岑参等人对反映苦难生活不感兴趣，当理想和浪漫的东西又唱不出来时，他们就用高昂热烈的调子去讴歌边塞战争及军中生活。这样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之音与灾难现实就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唐诗逐渐由歌唱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激情转向了一个广义的现实主义阶段。

    影响心理平衡的因素还来自性格和气质。“风格即人”。由于性格、气质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创作方法及风格的不同。杜甫比李白小1l岁，他们从小都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都非常敏慧。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杜甫七岁即做诗文，十四岁已出游翰墨场，是个早熟作家。他们都曾有过漫游、求官、流放或漂泊的经历、遭遇。安史之乱的爆发，使杜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清醒。这对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执着于现实的性格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不同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经历，造就了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从而走上了不同的文学道路。杜甫在当权者的冷遇下，在困苦的生活磨练中，特别是目睹安史叛军给国家、百姓带来的灾难，对社会认识一天天清醒起来，逐渐打破了对盛世的幻想。时代的急转弯和人民大众对他的影响，使他逐渐脱离了盛唐风貌，把如椽大笔倾泻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生活上，沿着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道路前进。杜甫的理想主义，重心不在自己内心的自由、超脱上，而在“仁政爱民”、“匡时救世”理想化的仁政模式的实现；他常常把忠君与爱国等同起来。他的个人价值不表现为主体情志，“自我”的个性发扬，而表现为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执着追求，反映时代面影，忧国忧民。当这种追求无法实现时，他仍执着于社会现实，深沉忧思，不肯离开、超脱现实。正因如此，他思想深刻，眼光锐利，表现深切，往往能从极平常的生活小事题材中挖掘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从特定的环境中反映出时代的本质。作品中冷静、客观地叙事、描写，反映百姓疾苦，揭露社会弊端的题材占据了重要位置。由于杜甫的坚忍执着精神，凝成了他“沉郁顿挫”的感情特色和风格特色。

李白则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少有杜甫那种务实气质，更多的是浪漫色彩，愤世嫉俗，狂放不羁，容易迭宕起伏，想象丰富，感情奔放，自我意识强烈。李白的气质，自然地把他推上了浪漫主义的生涯。他从粗犷豪放的诗中找到了喷火口，作品感情浓烈，气势恢宏，形式丰富多彩，纵情写来，无拘无束，充满了理想色彩和批判精神，热烈的主观抒情和自我表现尤为强烈。

杜甫的风格若是沉郁的话，李白则是豪放。李、杜虽然创造个性不同，分别走上了浪漫与现实不同的创作道路，但他们同是盛唐诗坛上的巨星；这两面镜子不仅将盛唐文化照得更加绚丽多彩，同时也开创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学的伟大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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