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文学取得极高成就的时期；盛唐(一般指玄宗开元元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乃是唐诗的黄金时代。李白、杜甫的出现标志着唐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李白、杜甫是中国古代文学银河中的两颗巨星。“阖辟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霆，凄风急雨，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

    盛唐精神哺育了李白，盛唐之衰又无情地粉碎了他的期望，理想和现实的尖锐矛盾迸发出激情的火花，构成了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基本内容。

    杜甫早年也深受盛唐文化的熏陶，生活态度基本是盛唐的，诗歌创作也受到了“盛唐气象”的影响，高唱自己的理想。但由于社会矛盾的巨流把他卷入生活的底层，使他接触到“安史之乱”的现实和苦难的人民，再加上谋官的失败，使他从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逐渐转向对人生的现实思考，沉郁的心境代替了他早期的自豪，最终磨练成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成了盛、中唐转折期一位承上启下的伟大诗人。

                                   (一)

    “开元全盛日”、“天宝承平时”，讲的是盛唐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繁荣昌盛状况，如政治开明，思想比较开放，社会秩序稳定，人口增加，经济繁荣，各族间联系密切，国际交往频繁等，史称“开元盛世”。生活于这样环境、条件中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积极进取、追求功名、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因此，对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大胆的批判精神和昂扬进取劲头就成了盛唐诗歌的重要特征，亦有人称之为“盛唐气象”。在这些诗歌中多表现这种盛世的自豪感，多追求个人价值，重在精神生活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扬；而诗歌情调又多充满着健康、乐观、奋进向上的气氛。

    自信心理、通达胸怀在李白身上表观的非常突出。李白一生，从“仗剑去国”，出蜀远游，到供奉翰林，乃至流放，虽满怀“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抱负，但一辈子也没正式被朝廷任命为官吏，“供奉翰林”只不过是宫中的一个弄臣而已。李白不愧为盛唐文化心理氛围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诗人，虽屡遭挫折，但仍不屈不挠，昂扬进取，坚持在反映时代精神的道路上前进、探索；李白在盛唐时代精神的哺育下，养成了一种感情奔放，乐观激愤，兴奋超越抑制的心理特征；他的理想，他的苦闷，他的忧伤，都具有当时思想解放浓厚的时代特色一—狂放的理想主义。正如范传正所说：“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这种狂放的理想主义，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成了盛唐气象的代表、典型。他在积极浪漫主义作品中所反映的就是盛唐的时代精神、面貌。因此说李白将盛唐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随着公元762年他的去世，盛唐诗风也就告一段落了。

    李白诗歌特征是积极浪漫主义——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反抗精神和英雄性格方面，即表现理想与观实的矛盾，表现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屈的反抗精神和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等方面。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火热情绪不断地从他的诗中流露出来。从李白所处的时代看，“开元盛世”繁荣昌盛的背后，埋藏着深刻的危机。李白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是为了要使帝国在统一、安宁、昌盛的道路上继续向前发展。这种理想必然同黑暗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由于现实的险阻，使他“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其一)在广袤的世界上竟没有自己的一条出路。

    李白的理想主义往往带有狂放性、幻想性，而这与他的自负、自信的性格相连结。他常以大鹏自喻，要“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还常以鲁仲连、范蠡、乐毅、吕尚、管仲等自许，又常追韩信、郦食其，以壮士自居，幻想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凭着个人的才智和勇气，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铰》其二)“终燃不受赏，羞与时人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他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现实社会却是“谁贵经纶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前途仍充满自信，“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基于自负与自信，他又有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傲岸不屈的思想性格，“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李白的傲岸正是表现对权贵的蔑视，对王侯的轻视。他揭露权贵的肮脏灵魂和血腥罪恶，怒骂他们是鸡狗。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一方面抨击讽刺了斗鸡者、哥舒翰辈，一方面又将董龙之辈靠崇上邀宠的行径，视为令人不耻的鸡狗；而他自己却是“一生傲岸苦不谐”。他以严子陵自喻，表明无心于朝政，“达也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钟鼓馔玉不足贵。”这种思想是盛唐诗人的普遍思想，富贵者也可以没落，贫贱者亦可能富贵。因此不能一味追求富贵，不能为富贵所束缚。诗人的磊落襟怀，放荡无羁的精神，为他的诗作披上了一层夺目的光彩。在作品中诗人的自我形象，非常鲜明，他激情如火，浩气如虹。突出表现了李白粪土王侯，浮云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反权贵精神。李白对权贵是高傲的、桀骜不驯、飞扬跋扈的，对帝王也敢于不驯，“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他明确表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与黑暗现实不合拍，与世俗庸碌不相融。而对一般老百姓则是谦逊、亲切的，如《丁都护歌》、《宿五顶山下荀媪家》等，都表现了对穷苦人的关切和体贴。

    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特征还表现在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方面，这一点在吟咏山林、隐逸求仙或描写饮酒的诗中显得最为突出。他在现实黑暗中找不到出路，他在现实中所见到的“富贵之家”多是腐朽、庸俗的，使他深切感受到庸俗虚伪世态炎凉的可怕，以及封建礼教对人的毒害和束缚，于是采取一种不与合作，背道而驰的作法：放荡无羁，天马行空，急切追求个人自由和解脱，迫寻已经失落的某种理想境界。他呐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他既感到自己不自由，渴望摆脱羁绊，同时也是对一种不平凡自由生活的向往。他认为大鹏不受任何羁绊，可以自由地翱翔于宇宙之间。这正是李白所向往、所追求的“无情游”(《月下独酌》)的最高自由境界。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终歌》)，这种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性格，在山水描写中表现得也很突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这是一种给人以壮大的、生命感的景色，唤起的感情色彩不是灰暗的而是鲜亮的，它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珍惜，体现着信心和力量。“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他所写的江河是奔腾千里不可阻挡的形象，他所描写的峰峦是“连峰去天不盈尺”(《蜀道难》)的奇险挺拔，高出天外。这些也都曲折地表现了李白要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李白认为现实社会是黑暗的。不自由的，因此他要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自由和解放；他这是借游仙、纵酒来蔑视现实社会的庸俗和虚伪。在《将进酒》一诗中，李白是借饮酒来摆脱愤懑、摆脱愁情的束缚，具有积极反抗的情绪。这首诗也是李白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他抒发的虽是一种愁情愤懑，但其中却蕴涵着自我肯定。李白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但却只能放任饮酒，用酒来浇铸心头的愁，来追求个人解脱。这不免又带上了颓放、消极的色彩。“抽刀断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这也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消极反抗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如果将李白与杜甫作一番比较，我们会发现，杜甫早年所怀抱的理想，整个生活态度，也是深受盛唐文化熏陶的，因此他心忧天下的胸怀、悲怆的感情、所遭遇的生活也基本是盛唐的。如他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设想，以及日常生活的方式都与李白差不多，甚至他的不幸遭遇，几乎和李白在性质上也是一样的，而且两人的认识也有相似之处。李白在《梁甫吟》中说，当今世上是“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真正聪明有才智讲贤德的人却需要隐藏起来，而那些愚蠢、不怎么样的人倒在那儿很得意。所以世俗都看不起我、轻视我，把我看得像鸿毛一样轻。这是李白的遭遇。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凡以下引自该文的诗句，不再一一注出)中写道，理想“居然成濩落”，成了大而不当的东西。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自己与现实不相融，其结果与李白一样，也是“取笑同学翁”，被人所讥笑。

总的看，二者的遭遇差不多。但细究起来，还是有别的。他们各自对遭遇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李白是“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既然朝政如此混乱，我就不在朝里做官，不侍奉你。于是他就去隐居，去求仙；可杜甫却不同，“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决。”而且自己要像“葵藿倾太阳”一样，永远跟着“太阳”转。这可见他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李白动辄隐居、求仙、遨游，而杜甫始终没能走上隐居求仙之路。从他早年看，不是没有想过江海之事，他曾有过“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的隐遁过自由生活的志向，也想学“巢与由”，但最终还是“未能易其节”。

杜甫为什么没有走李白之路？杜甫究竟比李白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可以说，在盛唐时代像李白的那种风貌在杜甫身上是没有了；那种高扬个性，追寻求自由和个人价值的盛唐气象在杜甫身上消失了。与此同时，以李白为代表的那种自负、自信在杜甫身上也没有了。李白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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