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文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商业化浪潮、大众文学的双重冲击下，文学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纷乱无序的“无名”时代；而文学的这种无序状态，实际上是价值观念混乱、价值立场缺失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当务之急是要重新建立一套可供遵循的价值准则，特别是面对文学的越来越边缘化，面对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我们应如何坚守人文主义的立场，维护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尊严，这应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当代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正是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忧虑和热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评论》杂志、《东方文化》杂志和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于2001年3月15—20日，在绿草如茵、红棉吐艳的华南师大校园举办了“价值重建与21世纪文学”研讨会，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和出版单位的50多位专家学者，就上述议题进行了自由而热烈的讨论。下面撮其要者进行分述。

    文学需要什么样的价值?

    价值重建与21世纪文学讨论的重点，在于探讨新世纪的价值观念与文学的关系。由于以往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所以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现实针对性的命题。

    杨义认为：现在进行中国自己的文学价值学的建构正当其时。首先，中国的社会、文化、文学在20世纪的现代化的百年转型中，经历的事件、收获的痛苦，都大起大落，带有史诗性的力度和丰采。中国文学的百年实验是我们进行文学思考和文学价值重建的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其次，百年转型中已经积累了繁富博杂的外来观念，各种外来思潮、范本和其他的智慧要素，这需要我们认真的梳理、把握、辨析和综合，作为我们重建文学价值的逻辑起点。黄修己认为：价值重建确实有现实意义，但要看到突破一元的、绝对的旧价值体系，是思想解放的成果。过去表面统一的文学价值观，有着狭义性、单一性、片面性的缺陷，对文学的发展有消极的作用。价值重建仍要承认、容许价值观的多元共生，肯定不同的价值观的相对合理性。同时又需要有不同层面的、大致上具有共时性的价值体系，这样才有精神上的凝聚力，使社会能正常运转，文学能健康发展。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柯汉琳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文学的价值“裂变”。他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价值的嬗变，其积极的一面，是人们开始从以往僵化的价值观走出来，从而使文学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神本走向人本，从群体本位走向个体本位，从代圣贤立言走向个性的张扬，客观地说，这些变化都从不同角度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董之林则从价值重建与历史检索的关系切入问题。她一方面充分肯定人文学科终极观念即价值体系的必然性，认为价值重建命题是一个非常有针对性，能引起人们重视的命题；一方面又认为不论是过去还是当下，这都是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因为社会的价值趋向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向性的，因而注定了对价值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

    文学研究：西化还是本土化?

    文学进入90年代后，出现了不同于80年代的新的现象：一些“后”学先生热衷于介绍西方的理论，或者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问题。90年代的这种文化现象，在这次会议上也得到了热烈的反映。导火线是王宁的报告。王宁在介绍了西方近年流行的理论后指出，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重建，首先要对中国文化语境之外的文化潮流、文学理论有所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文学研究才有可能从边缘走向中心，与世界的先进理论平等对话。针对王宁的发言，许明尖锐指出：价值重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要针对当下的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的悲剧在于研究当下现实问题的理论不被认可，或者连研究者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结论，结果是中国的问题却变成了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城市文化等问题。宋剑华也表达了相似的见解。他认为我们可以引进西方的理论，学习西方的经验，但更应该考虑我们的现实，考虑我们能否承受得了、消化得了，能否实实在在地与之对话。不能因为我跟哪个外国人一对话，我就变成了国际学者。立即有了国际学者的身份和感觉。宋剑华还因此提出了农民话语写作的问题。姚新勇对王宁的批评更尖锐和直接，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强势性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正在向欠发达的国家大举侵入或不断渗透。在这种情势下，以一种通过不断的追赶西方时髦理论来确定自己在中国当下文化领域地位的作法，是不可能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起到什么真正的建设性作用的。陈美兰从另一个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今天谈21世纪的价值重建，应把历史经验和个人体验结合起来，考虑哪种价值规范更符合我们的需要，她认为既要面对中国，也要面对我们的文学现实。要研究我们自身的重建能力即文学本身对价值重建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於可训也有同感。他深切感到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价值的失落。对21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现在的确需要重建一种新的文学价值。但这种价值重建，必须是建立在对既往的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依靠西方或中国古代现成的思想资源。

    新的文学精神

    蒋述卓在发言中提出一种“新人文主义”的命题，他认为21世纪文学应该体现出对新人文主义的追求，使文学创作表现出新的精神价值取向。新人文主义表现为作家与时代同步进行思考的人文关怀。从中国要在21世纪50年代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来看，中国文学在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思考如何使文学能够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发挥作用，使全民族的人格成为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人格，并从中国当下的存在去思考中国的诸多问题。因为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每一个有文化理想的作家、批评家，应将人文关怀的重点放在人格建设上。陈剑晖也对“新的文学精神”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90年代的文学作品，在某些方面(如语言、形式)有超过80年代的地方，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受到西方后工业文明中的技术至上、工具理论、价值消亡和人格平面化的影响，90年代的作品欠缺的恰恰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内涵。因为作家主体人格的萎缩与精神境界的低下，他们笔下的人物自然很难跳出“一地鸡毛”的琐碎平庸，或者沉溺于金钱物欲之中而不能自拨，因此，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我们必须重培文学的生命之根，召唤新的文学精神的到来。具体来说，这种文学精神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启蒙”的责任；二是激情；三是回归浪漫。

    有的学者还从“救世与救心”的角度，对“新的文学精神”的内涵进行补充。谭桂林从与神对话发言中，提出应建构以“美”为核心的有关心灵和信仰的价值维度。王兆胜认为20世纪的文学在四个方面出现了价值失误：一是对天地自然之道失去了关注的热情；二是丧失了宗教信仰和对神的敬畏之心；三是缺乏纯文学的本体性建构；四是忽视了人类文化健全发展的理性自觉。鲁枢元则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对文学界在生态问题上的冷漠麻木态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真正理想的、符合人类天性的“世界一体化”，不能仅仅遵循“资本”和“商品”的原则，除了“经济”的原则，还应有“生态”和“审美”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