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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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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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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1999年，全国各报刊杂志所发表的有关辛弃疾研究的论文共68篇，反映了20世纪末辛弃疾研究的丰硕成果。现将三年来的辛弃疾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辛词艺术特征的研究
这类文章或是从整体上，或是从农村词、田园词、婉约词等各种不同的类型出发，对辛弃疾词作的独特艺术特征加以分析研究。
李建国的《论辛词豁达自适的艺术境界》（《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提出辛弃疾为豪放派的真正代表，认为应该加强对辛词豁达自适的艺术境界的研究。辛弃疾的抗金报国的爱国激情与英雄气概，都在纵横自如的豪放词章中表现出来。国、政、军、民诸事都被他写入词中，强化了豪放词作为盟主的地位，拓开了无限广大的世界。坎坷经历和抗争精神，让辛弃疾创造出具有丰富人生价值的艺术精品。辛词豁达大度、自适深广的艺术境界，显现了他在特殊文化氛围中的观照世界的方式。辛弃疾的词学理论主张以“气”为本，他结合自身的爱国斗争实践，甩开传统词作的框架，将“英雄之怀”和“刚大之气”引入词中。他接受儒家“兴观群怨”和“言志”的诗教影响，词作带有现实性与功利性。同时，道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文化也影响他的创作。因而，其词章既追求儒家成就道德理性的审美境界，又充盈道家对宇宙、人生的审美态度。辛弃疾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生活的实践，倡导词作应为现实斗争重要武器的创作倾向，大大拓展了词作的艺术审美领域。
张玉璞与刘加夫合著的《英雄感怆，大声镗鞳——论稼轩词的崇高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从美学意义上，对辛词加以剖析，认为辛弃疾的审美追求是对传统的本色词派的一次反动。稼轩词鲜明地表现出悲壮苍凉之美、雄奇峭拔之美和激扬奋厉之美，即崇高美。文中指出悲情与壮怀是迷缠辛弃疾这位“生存于困境”的英雄一生的两个本质因素，是他心灵世界最深刻的体现。他对悲情与壮怀的逃避是无法实现的。辛弃疾人生的悲剧意味由此而来，其词的崇高美风貌亦由此而来。意象恢奇瑰丽，境界阔大高远，是稼轩词崇高美的外在特征。同时，文章对稼轩词崇高美的成因加以探讨，认为有如下重要原因：一是辛弃疾生活在一个悲剧时代，英雄志士“无路请缨”，词人内心深感压抑与孤独，故其词呈现出沉郁悲壮、雄深雅健的风格。此外，辛弃疾的“英雄情结”和他对和谐美的缺失性体验也是原因之一。辛弃疾的成功人生经历通过心理积淀形成他的“英雄情结”，表现在词中即为向往崇高、渴望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而南北分裂的现实如阴影迷缠着他，终其一生，和谐美于稼轩都是一种缺失性体验，影响了他观察和感受生活的独特的审美指向，即使小令之词也写来意象峥嵘，情调悲壮激越，“大声镗鞳”。稼轩词的崇高美于此得以完满体现。
陈学祖、曾晓峰的《稼轩词典故之符号学阐释》（《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则运用符号学的理论研究辛词中的典故。文章针对泛典论之典故符号，明确界定了典故内涵，认为典故必定是古代的“典例故实”，必须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具有故事内涵，而且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价值符号的典故，在文化史上，已成为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字代码。并以此为基础，认为辛词典故是一种包蕴密致的意象符号，是艺术符号之艺术符号，它涵盖了历史与现实两重内蕴，因而既不同于一般的词语符号，也与一般的传统意象有别。这决定了辛词典故运行的心理机制是统摄性联想，是一种横贯古今、超越时空的文学想象。因此，对该心理机制的揭示便成了进入辛词典故幽深委婉、含蓄蕴藉的美妙胜境的钥匙。
程自信的《浅论辛弃疾的婉约词》（《江淮论坛》1998年第6期），注意到辛弃疾虽为豪放派的代表词人，但观全部现存辛词，婉约词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因而，要全面认识辛弃疾其人其词，并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就应给予辛弃疾婉约词作的研究以充分的重视。辛弃疾身为豪放派词人，创作大量婉约词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词风的影响，二是抒写多元化情感的需要，三是对婉约词体式作用的肯定。从词史的角度看，辛弃疾的婉约词有三点值得重视：一、在内容、题材方面，辛词与传统的婉约词相比，有所丰富与扩展。二、在格调、情趣方面，辛词更趋高雅。三、在风格及表现手法方面，辛词有一定程度的新变，呈现“刚柔兼济”的特点，多用比兴寄托手法，以典故寓哲理、人事。辛弃疾为婉约词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引进了新手法，提高了婉约词的立意与格调，使婉约词从“闺情”“咏物”的狭小范围内解放出来。
车永强、蓝小瑶的《从词的艺术特征看辛弃疾的“词界革新”》（《海南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认为辛弃疾的“词界革新”虽然对于拓宽词的内容、丰富词的艺术手法、增强词的表现力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却是以削弱乃至消亡词的“合乐性”这一基本特征为代价的，是辛弃疾对词的发展之“过”。在辛弃疾的时代，唱词之风仍然盛行，词仍是一种“音乐文学”。由于音乐作用的结果，歌词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上形成了不同于诗文的种种特征。而稼轩词或叙事繁杂，议论深奥；或即事做景，比兴隐晦；或大量用典，艰涩难晓，或结构和语言散文化，均不适宜入乐歌唱。这种以削弱、消亡词体的“合乐性”为代价的“词界革命”，不是词体发展的最佳出路，更不是惟一出路，对此的评价应实事求是，无须任意拔高。
二、关于辛词艺术手法的研究
辛词不但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还具备独特的艺术手法。
窦玉玺的《论辛词起句的造思》（《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2期），指出辛弃疾在词的起调上，往往运用适应表达细腻感情的“造思”方式，使用的篇幅多，变化手法更是无以伦比，此为辛词起调上的一个特点。辛词起调造思以一问一答为最基本的特征，并且在造思中描写，以写景来造思；在造思中议论；在造思中用典，通过一些事件来表达思想感情，问答之中有叙述意味，以此发端，让人回味。辛词起句造思形式多样，当是一个典范。
祁光禄《略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青海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指出“以文为词”不仅关涉艺术表现的手法问题，而且也表征着词创作的艺术风格。因而，文章试图对辛弃疾的“以文为词”的诸方面进行探讨，以求能更准确把握文学演进的历史规律、南宋词文学的艺术成就及辛弃疾在词史上的贡献。文章提出“以文为词”是苏轼的“以诗为词”的继承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客观的现实需要，它在“以诗为词”的基础上，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中抒发主体的理想与向往，艺术地反映时代的斗争与生活，包含更深广的内涵。辛词的艺术创作是其典型代表。它兼融议论与叙述，记录历史巨变和人生苍茫，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与时代的矛盾与斗争，展示生命主体的精神风貌，具有巨大的悲剧力量，显得动荡开合，气势磅礴。“以文为词”作为表现手法、艺术境界与艺术思维的有机结合，是艺术、志气与生命的结晶。
邹铃声的《辛词写物手法探微》（《贵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认为稼轩词富于独特的艺术个性，文章从辛词的写物手法这一侧面入手，探求辛词的独特过人之处，并阐释其独特魅力形成的原因。文章将辛词的写物手法进行分类，敏锐地注意到辛词中大量存在物我难辨、物我交往这一与众不同的创造性写物现象。造成这一现象产生的因素有三个：一是在危难时代，社会政治与个人理想相冲突而造成的“恢复”情结；二是辛弃疾长期退居赋闲的独特生活环境；三是对屈原、庄子等前人思想及艺术精神的借鉴发挥。强烈的“恢复情结”让辛弃疾从理性上提出种种恢复主张、治国良策，赋闲让他从情感上寻求与亲朋好友的唱和倾诉，而独处则让他向大自然倾诉，在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中，落入物我不分、物我合一的艺术幻境，也就自然而然地向前人借鉴和发扬这类写物手法。从辛词与众不同的写物手法，可以看到词人矛盾挣扎的情绪，体会辛弃疾悲壮崇高的人格。 三、对辛词的文化观照
赵维江连续撰文，从文化角度对辛弃疾的词进行考察。他在《从十二世纪下半叶历史文化背景看稼轩词的爱国精神》（《中国韵文学刊》1998年第1期）一文中，从传统文化出发，对稼轩词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稼轩词中并不存在现代一般意义上的笼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其词作所表达的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有着其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上的特定的内容性质与表现形态。文章强调，正确认识稼轩词中反金扶宋思想的性质，应注意到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辩”观念。这种观念包含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夷夏一家”的观念；一是“尊夏攘夷”的主张。据此观念，华夷区分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缘”。在稼轩词产生的十二世纪下半叶，女真族已融入华夏文明，完成由“夷”到“华”的“文化”转变。宋金之争实质上是中国内部两个争夺正统地位和完成统一基业的斗争。基于此情况，将稼轩词所表现的抗金恢复的思想，理解成抗击异族入侵，保卫民族生存，或者称为挽救民族文化精神的衰亡，客观上并不存在其立论的前提。稼轩词中反金扶宋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尊夏攘夷”观念，生活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氛围中的辛弃疾是不可能超出这种历史局限的。但稼轩反金恢复思想的根本动力是他对所处现实的痛切感受和由此而激起的社会正义感。辛弃疾的反金恢复思想，明显有着一种抗暴救民、伸张正义、反对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性质，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辛弃疾的反金恢复思想是一种爱国精神的体现。文章同时指出，辛弃疾反分裂思想的文化根柢实为传统的“大一统”观念，而且他的爱国精神中蕴含着广义的功名意识，即“抗暴反虐、救民拯世”的理想。这些都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赵维江在《稼轩词与金源文化》（《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一文中，对辛弃疾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延续了《从十二世纪下半叶历史文化背景看稼轩词的爱国精神》的观点。文章着重探讨金源文化对稼轩词的影响，认为长期以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金源文化，实际上与稼轩词的主体精神和词体风格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金源文化的性质看，将稼轩词以抗金恢复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理解为抗击外族入侵，挽救民族文化精神衰亡的通行观点是缺少历史根据和理论支持的。稼轩词的爱国精神的科学定位应在消除民族分裂、恢复国家一统这个层次之上。“苏学北行”，金源文化深受其影响，以“言志抒怀”为特征的“东坡体”词为金源文人广泛接受和效仿。稼轩词对东坡词体革新精神和“豪放”风格上的继承与发展，与辛弃疾早年学词于金源，受金源文化的熏陶分不开，而金初词坛追步东坡的“吴蔡体”对稼轩体形成有着直接的启发作用，实为由东坡到稼轩之间的薪火传递者。“吴蔡体”将东坡“以诗为词”的词体革新进一步深化，使言志化真正成为乐府词创作的主流，词体功能亦由应歌娱人向交际自娱转变。同时，“吴蔡体”认同与追求东坡词的阔大词境和刚劲之气。这些均为稼轩词继承与发展，并将之引入南宋词坛，开拓词境，转变词风，使“北宗”精神南移。
四、对辛词的比较研究
赵佳聪的《〈稼轩词〉与〈东山词〉比较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将贺铸的《东山词》与辛弃疾的《稼轩词》对照研究。这种对比的新角度是受到《红楼梦》的启示。《红楼梦》卷首写甄士隐的“小枯荣”，在其对照下，更显出贾府“大枯荣”的深刻悲剧性。作者认为，与此相类，取[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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