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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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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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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家”相仿的“名家”为参照系，进行研究，能更深入探索“大家”的内涵。文章选取与辛弃疾性格、学识、词风相仿佛的贺铸为参照系，探析两者的契合与相异，着重从作家的人格特性、审美追求及辛词以气运词的特点这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认为《稼轩词》与《东山词》豪迈处相近，是因为两人同属积极进取的人格类型。然而，贺铸一生郁郁，他的词虽也抒写情性，但缺乏自觉确立的审美追求，因而无法达到“大家”的高度。辛弃疾则是将远大的政治抱负、理想与审美追求融合为一，将苏轼所开拓的情性词推向高峰，蔚为大观。从以气运词来说，贺铸的词气足神定之作为数不多。而辛词自始至终充盈着民族正气、英雄豪气，流动激荡，气足神完。这正是稼轩词富于艺术魅力的奥秘所在。文章通过一系列的对比分析，深化了对辛弃疾其人其词的认识。
邓红梅的《辛弃疾与陶渊明》（《苏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注意到辛弃疾中年以后，其词渐渐好称陶渊明，达16首之多，并对这一现象所蕴含的思想价值进行了探讨。文章从人格精神角度对辛、陶两人加以剖析比较，指出辛弃疾与陶渊明两人本来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陶渊明延续的是庄子精神，一种拥有独立人格、成熟智慧的隐士精神。而辛弃疾则是继承的屈子精神，一种带有强烈的理想色泽的悲剧精神。然而，辛弃疾中年以后的文学活动中越来越多地称引渊明，直至完成由失路的英雄到迷途知返的隐士这一人格精神的变化，由一个理想主义者转变为理性主义者。文章指出造成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辛弃疾所处的政治大气候不允许他完成英雄志业，二是围绕辛弃疾仕宦生涯的官场小环境不接受他的特殊个性与襟抱，对其讥谗相加，令英雄郁结。这两方面的合力，粉碎了辛弃疾的英雄主义的人生理想。第三个因素就是道家思想作为儒家思想对立面的吸引力量。道家思想的自由个人说本来与儒家的入世哲学、求用态度针锋相对。然而它与儒家“独善”思想形式上的相通之处，使它成为将辛弃疾这一类的失路者从儒家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的渡世舟楫，失去了原有的批判锋芒。文章通过对这一变化的探讨，使人真正理解辛词词境、词风的多样性之源，而且使人理解近古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精神的非理想主义之因和道家思想的价值阈限。
五、对辛弃疾诗、文的研究
对辛弃疾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词这一方面，对辛弃疾诗文的研究则较为薄弱。三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辛更儒的《〈美芹十论〉的确切作年再考》（《浙江学刊》1997年第2期），考证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的确切写作年代。《美芹十论》是辛弃疾写的一组重要军事论文。但自明代以来，由于宋刻本已不复得见，因此《美芹十论》的时序、背景等无从考知。为此，学术界一些著名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而认真的考证，但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梁启超对《美芹十论》的作年持“乾道乙酉”说。邓广铭则认为《十论》或作于乾道元年；或作于隆兴二年，奏进于乾道二年。蔡义江与吴熊和反对乾道元年奏进之说，论证《十论》作于乾道四、五年间。后刘浦江反驳蔡吴之说，认为《十论》写作时间较长，始于隆兴二年秋冬，完成于乾道元年。该文作者则认为《十论》作于乾道元年及以后诸说都值得商榷。指出《十论》各篇反复讨论和战问题，反映隆兴二年十一月议和前宋金的对峙形势，并以实例论证《十论》作于隆兴二年。对《十论》作于乾道元年及以后诸说进行反驳。同时对《十论》乾道乙酉奏进说提出疑问。
巩本栋的《作诗尤爱邵尧夫——论辛弃疾的诗歌创作》（《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将视线投向较少为人注目的辛弃疾的诗歌创作，试图正确、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辛弃疾的思想性格和心灵世界。辛弃疾诗学于邵雍，是由于稼轩南归后在思想上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而且邵雍的“观物”思想与辛弃疾退居时期的思想和心态相契合。故而辛弃疾更多地服膺于邵雍观物识理、“吟咏情性”的思想和诗学观念，并取法于邵雍的“康节体”诗，走了一条与其词的创作不相同的道路。尽管如此，辛弃疾在诗歌创作中写其退居心态、直抒胸中志趣性情，亦能关注社会人生，风格则或平易朴拙，或奇崛傲峭，不乏情趣和气韵，多有可观。不过，他的诗歌亦如邵雍，不免时有一味说理、缺乏形象、过于直白的缺点。
20世纪末的辛弃疾研究，既有对辛弃疾人格、思想的全面把握，也有对辛词细节处的分析，而且，研究者还不断地将现代的思想、理论引入到辛弃疾的研究领域，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然而，对辛弃疾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何将辛弃疾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与完善的学术境界，这只能留待于21世纪的研究者们去思考和完成了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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