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而且你在这种屋顶下，弹琴也好，吟诗也好，下棋也好、投壶也好（投壶是古代的一种游戏），效果都特别好，特别有诗意。看得出，余光中内心的怀念故土之情，集中在祖国的传统文化上，他的怀乡是文化怀乡，不完全是政治怀乡……正是这样，他听出了这么深邃的思绪，饱含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底蕴，从他对凄清、凄楚、凄凉、凄迷的欣赏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对于生命的节奏和消亡的欣赏。"[85]那么，中国现代人特有的对于生命的节奏和消亡的欣赏的可能性，究竟在哪里？
也就是说，我们显然应该意识到，中国的文学如何获得自身的主体性从而产生真正世界性的作家，当是孙绍振文本理论努力及其后来者得其传承并必得继续努力的重要方向。那么，如何重建我们的学术传统就绝非无足轻重，而是殊关重要。虽然孙绍振的学术旨归与努力方向跟苏珊·朗格的也完全不同，但苏珊·朗格如何在其特有的学术史和问题史上对卡西尔创立的符号哲学进行发扬光大，实在太值得我们借鉴。尽管我们的重建任务比起他们来实在是太过艰巨，但是，即便孙绍振本人也早已在新旧世纪之交就身体力行参与到重建中去了--表面上看似乎是参与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实则为如何把真正前沿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为教学实践。若不如此，孙绍振说的"理论落后二十年，思想方法落后五十年"就只能是代代沿袭的后果，而且并将继续沿袭下去，或者就像孙绍振所批评的《白鹿原》那样，在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产生的是文学知识的倒退，甚至倒退了还不自觉，还要自我感觉良好地运用"体制的势力"展开文化围剿，这就只能说是我们民族的大悲哀--我们以为，文学逻辑教育与理性逻辑教育跟我们的所有学术公共性问题一样，不仅事关我们的知识积累和创新，而且事关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更是事关承载我们民族的思想、理想和未来--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中比照、发掘重建自己学术传统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孙绍振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关键处究竟在哪，然后才可以谈积累、谈传承。与此同时，还必须认识，孙绍振的从早年的借助欧陆理性到晚近转入的英美经验理性以及科学主义取向，究竟为我们奠定了怎样的文学知识传统和逻辑基础？进一步说，只有具备了我们自己充分的文学知识基础和逻辑传统，才可望推动我们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真正获得主体性地位，否则永远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说到底，我们应该像孙绍振所教导的那样，首先必须获得的就是文学的能力。那么，我们显然应该像孙绍振也包括苏珊·朗格那样，首先必须得让自己成为艺术的内行。也许借此再举个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解读一首古典汉诗《赋得暮雨送李胄》（"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的例子，能让我们把他们二人的分野看得更清楚些。后者声称无意效仿新批评的方法，说："在整个诗歌中，没有不具情感价值的东西，也没有无助于形成明确（如上述的诗歌）而熟见的人类情境之幻象的东西。了解更多的情况，譬如实地了解所提及的地点，进一步考察李胄其人的生平及品格，或者注明诗的作者及成诗的环境，对于形成那种幻象毫无裨益。"（这跟孙绍振说的诗歌是概括的同理）除了"遥远的海门--李胄的目的地望也望不见，因为眼前的'浦口的树木'挡住了对于这次远行的注视。于是，浅近简明的描述袒露了人类的感情……"[86]有点望文生义外（孙绍振以为这首诗是应景之作、命题作文--否则一在楚江一在建业两地怎么送别？所用意象大多为"大路货"），其他内行的理解相近，但孙绍振抓住的仍然是情感的具体特征："这个时候他的感情特点是怎样的呢？要和暮雨联系在一起，有暮雨的特点。他想象自己这个地方，是傍晚下着雨，而设想朋友那边寺里的钟声正响着呢。诗人感情的特征就与暮雨、钟声联系在一起。暮雨的色调是灰暗的，钟声是比较阴沉的，这些意象暗示了感情基调是忧郁的……"[87]同样是内行，可前者指向的是已知，后者指向的却是未知。未知的文学逻辑和文学世界，对于我们来说难道不是更有吸引力吗？
并非题外的题外话
如所周知，新旧世纪之交，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文论也包括西马文论以及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论等的引进对我们的理论现实和文学现实影响巨大。很可惜，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能摆脱"选择的焦虑"，而真正转化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或者干脆连什么是我们的基本问题都无法弄清。比如解构主义以来的思潮，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主体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我们本土不要说获得解决，甚至都不好说何时获得过真正有效的思考了么？且不说启蒙如何如何，也且不说所谓现代时间意识和自我确立的主体性在我们本土始终没有被认真对待过，更不用说出现什么由于现代历史发展带来的社会不断分化和分裂所需要认真把握的整体性基础和原则了。那么，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主体性的解构又该从何谈起呢？如果脱离了欧美的社会历史现实状况尤其是他们的学术传统，德里达、罗兰·巴特、福柯的理论意义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已死"也只是在批判理性主义传统上有意义，否则自反性现代性也好，主体间性也罢，于我们这个迷信等级制秩序的国家意义都不大。也就是说，至少在我们这里，只要还有一个作者在写作，作者就很难"死亡"也不应该"死亡"（因为任重道远）。更何况，只要有生命存在，艺术以及情感与形式就永远不会消亡--那么，对艺术文本尤其是经典的解读也就永远需要，艺术逻辑的知识更是不可能因为哲学的种种转向就可能"过时"或者"无关紧要"。而且我们相信，诸如诺贝尔文学奖这些标志性的世界水准的作品和作家将会永远存在，中国的作家也不可能仅出于时髦考虑"文本与阅读"而完全丢弃"作家与作品"。即便如王德威所说"许多评者立志要摒除文本、种族、性别、政治的'中心论'，迫不及待的奔向'边缘'"，包括孙绍振和苏珊·朗格在内的对艺术逻辑的认知和艺术知识的积累与演进，也都必须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任何解构中心的行为都很难离开具体的审美经验，从尼采以降直到德里达，解构者寻找得最多的还是被理性主义压抑的审美经验。更何况，缺失了自己的"大传统"我们身处世界的边缘你也只能在"边儿"上呆着，你永远也休想解构"中心"，更不用说所谓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国别文学"、"区域文学"，你连"对话"的资格都没有，又该当如何发出不同的声音？
当然，随着全球化运动，我们又不能不承认，解构主义思潮已经席卷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所谓不断在审美经验中发掘被中心化的主体（理性）压抑的更原始、更个体、更自由的主体因素，并认为只有通过审美经验所具有的非理性和非同一性机制才能保存和发展这些被压抑因素等等，也即余虹先生最近提出的一方面是文学性的终结另一方面则是后现代文学性的统治，所以必须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对象问题。[88]如前所述，文学性的终结就像生命的终结一样几无怀疑的必要，至于后现代的文学性当然是种严峻的存在，当然应该研究，问题倒在于研究什么？或者，我们究竟想过起码应该对这个研究对象的对象本身进行追究么？比如当我们关注后现代思想学术的文学性的时候，我们想过我们本土的现代性思想学术的状况么？当我们也跟着鲍德里亚们嚷嚷消费社会的文学性时，我们想过"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究竟应该如何搬掉的严重问题了吗？当我们也跟着欢呼所谓媒体信息的文学性的时候，我们难道应该忽略了媒体的自由与监督功能而去追捧"面部化装"和"新闻故事"么？当我们注意公共表演的文学性的时候，难道我们就意识不到自己的"思想格式化"，我们不仅无法对公共空间施加影响反而是学者们纷纷被电视所包装，然后还要为"总理给自己打伞"欢呼那欢呼的大概就是"公共表演的文学性"吗？或者按当下批评理论流行的看法，因为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学艺术等社会的一切运作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就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和批评理论。如果我们不问是否存在有文本唯心主义的嫌疑的话，仍然需要问的是，那些批评理论又究竟转换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吗？其次才是研究对象问题的追究。或者具体点说，当我们跟着沉迷于所谓后现代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幻觉，我们认真想过我们本土的意识形态事实对我们每个个人意味着什么吗？在我们沉浸于"文本缝隙"或"自我指涉性"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的"客体"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恰恰是个巨大而沉重的存在吗？甚至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自己也仅仅只是"客体"，是可以随意被对待的"对象"，我们什么时候真正获得过"主体"的地位呢？那么很清楚，如果没有真正落实我们本土的现代性，所谓后现代性的文学性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理性主义现代性和审美主义现代性在我们本土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没有认清这一点，盲目以为文学性无须研究而后现代的文学性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然后继续认真匆忙地充当着"学术游击队"，不说其是彻底跛脚的，起码也是缺乏真正确切的问题意识的表现。
我们已然清楚，"一点点形式主义将你从历史性研究那里抢走，而很多的形式主义又使你重新到回到历史性研究。但小说和批评平行发展的历史确实是这样的。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之战似乎已经结束，现在已经可以承认历史研究中有叙事的形式而叙事形式中又有历史的成分。"（马克·柯里语）[89]转换成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学真的洞穿了我们自身的历史了么？我们的小说和批评在思想和历史的双重意义上真正获得过具有跨越性张力并作出有效的互为推动的平行发展了么？也就是说，只有把我们自身的问题包括文学的问题研究到家了，就像孙绍振这样，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必须重新确立逻辑起点，就像孙绍振把对"形象胚胎"的研究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一样，我们才可能真正重建起我们的学术传统，然后在世界上我们也才可能获得真正对话、交流并互相批判和共同主体地位，主体性中国的文学才是有希望的。
注释：
[1]《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0页。
[2]该论文题为《绝句的结构》，收入《美的结构》一书，孙绍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3]《对话语文》，钱理群、孙绍振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4][5][8][9][14][15][28][61][63][64][66][67][68][71][72][73][77][78][79][81][86]《情感与形式》[美]苏珊·朗格著，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44页，30页，42页，97页，52页，153页，62页，58页，71页，75页，76页，119页，80页，146页，150页，356页，387页，347页，213页，245-246页。
[6][7][11][12][13][16][17][18][19][20][21][22][25][27][32][33][34][35][38][47][48][49][51][52][53][54][55][56][58][60][62][69][70][74][75][76][80][82][83][85][87]《文学性讲演录》，孙绍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37页，84页，38页，13页，57页，121页，125-126页，231页，241页，260页，305-306页，499-500页，502页，501-502页，500页，405页，458页，503页，151页，155页，156页，149页，428页，444页，446页，443-444页，455页，473页，450页，69页，226页，230-231页，247-248页，244页，307页，197-198页，388-391页，345页，353-354页，285-286页。
[10]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们的孙绍振研究系列文章：《绪论：测不准的孙绍振》，载2006年元月18日《读书时报》，《从文本细读到理论范式》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2期，《二元转化错位：孙绍振的解构》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7期，《幽默：错位范畴的拓展与延伸》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8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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