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沸沸扬扬的初夏细雨中，上海首开国内拍卖先河的“新文学专场”圆满落槌。散场后，有书友问我感觉如何，我回答四个字:“出乎意料”。其实，我心里还想，有的拍品价位已臻“大跌眼镜”的程度。虽然拍卖场上因多种因素推高了拍品价位，但这毕竟是公正、公开的市场化运作。我想，今后新文学版本的价位将会提升到一定区间，其收藏投资价值亦将进一步引起书界与藏界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新文学作为古籍善本之后的新善本的版本认识，亦将随之得到普及与提高。本文就其涉及到的若干主要内容，略述己见。

    书之衣

    新文学版本指的是民国年间(一九一七——一九四九)出版的以新文学形式为主体的书籍。我之所以喜欢新文学旧籍，起初的诱因，多半是其封面装帧的缘故。封面也有书衣之美称，那是一本书的素雅、合身的漂亮衣裳。

    我国古籍刻本以线装形式流传了千百年，版式较为固定，除了少量的绣像插图，一般还不讲究封面设计。清末民初间，由于西风东渐，外来文化的输入，从铅印、石印，到洋装书的引进，大大推动了我国出版印刷业的发展。以书籍装帧设计为例，书心外面，加上从封面经书脊到封底的整个书皮，以铁丝钉或蜡线装订成册，这就是平装本，如封面用硬纸特制，就是精装本了。民国年间，精装本因其装订考究和工料较贵，印制数量一般并不多。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国版本书，大多是平装本，尤以文学内容为多，俗称“旧平装”。

    我常常被民国版文学书的封面设计所迷住。早时购得姜德明先生所著《书衣百题》爱不释手，虽然我无法拥有这些旧平装，但一幅幅欣赏这些封面画，亦如同品尝一席精神美餐。一次见到戴望舒译的《屋卡珊和尼各莱特》一书，见封面是一些花卉与小草的组合图案。这样的设计风格告诉我，应该是出自钱君匋先生的手笔。购回家细阅后，果然在此书扉页上见到一行字:“钱牧风设计封面”，这就是钱君匋了。民国版书一般不印封面设计者姓名，此书却显得别致。

    时下，不少爱好者热衷于收藏民国版本书，盖因封面设计的独特风格，已无疑成为一种魅力。这方面的专业书籍多年未曾间断，寒斋有《鲁迅与书籍装帧》、《钱君匋装帧艺术》、《曹辛之装帧艺术》三种，以为属此类专业书中的佼佼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衣风格。钱君匋先生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往事，说有一次陶元庆陪他去鲁迅先生家，听鲁迅谈封面设计。鲁迅说，可以多运用一些民族形式，如我国古代的青铜器和汉画像，都有极其优秀的图案纹样和人物线描，如果把这种传统用到封面设计上去，可增强民族风格。几十年来，钱老正是努力践行鲁迅先生的教诲，形成了他的装饰性风格鲜明的封面设计，人称“钱封面”。对民国版本封面颇有研究的新文学专家高信先生，曾就此写过系列文章，介绍了一批鲜为人知，却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封面装帧家如季小波、刘既漂、郑川谷、莫志恒、汪仑等，他们代表了开明、良友等出版机构的封面设计风格。捧读这些各具特色的封面画，仿佛能触摸到设计者的心声与手温，令人倍感亲切。现在电脑设计，以字体为例，有宋体字但没有老宋体那样的美术字。过去设计者都是通过手写手绘，使古朴、厚拙的老宋体神形毕肖，韵味纯真。这样的艺术趣味，现在只能从民国版的“旧平装”中去寻觅去欣赏了。

    版权页

    在书籍上印制版权页的做法，并非民国时期独有，但却是从民国起始的，没有见过古籍善本有版权页一说。版权页多系现代印刷出版业中的技术性问题，显得有些枯燥、乏味。然而，民国版本中的薄薄一纸版权页，常常使我神魂颠倒，萦绕于心。

    有那么严重吗？我说有。对新文学版本的喜欢，尤其是那些以钩沉研究为主的专家学者，在内容已确认的前提下，版权页在他眼中就是一本书的“灵魂”。以研究为第一需要的人，内容自然是最重要的，是他赖以研究的基础，如同土地之于农人一样。新文学版本专家姜德明先生在《新文学版本》一书中，亦有论及。一本新文学书，如果缺失封面，还不至于影响研究考证工作。而一旦没有了版权页，那会给研究带来致命的打击，一些重要资料便无处可找。有人将版权页看做是一本书的“数据库”，是一个人的“身份证”。研究版本，过去只局限于宋版明版，其实，民国虽只有短短三十多年光景，其新文学的版本问题却十分复杂。

    我在旧书摊前，每见民国版书，视觉已感知到此书的封面款式与书名，大致就有了购买的欲望。当我取过此书，拿在手上急切要翻阅的，首先就是版权页，这是我最终决定是否购买的关键。

    新文学书的版权页并无一定格式，其印刷位置也不确定，有印在扉页背后，也有在最后一页的，甚至印在封底。版权页的内容也不固定，但大致有几个要素，通常有书名、著译者、出版、发行、版次、印数、定价等。从版本学来说，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年份、版次与印数，即哪一年出版，是初版还是第二版、第三版，各版次的印数多少等等。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本新文学书的历史演变过程，作出版本重要与否的准确判断。这些原版本的版权页，是研究者的第一手资料，正如新文学版本学家朱金顺教授所说:“我们研究版本的，最看重版权页”。此言善哉。

    记得在拍卖会上，有一册冰心的《繁星》，这是她早期的诗集。我在预展时翻阅过，发现此书缺失版权页，底价一百元，估计拍卖价在三五百元到顶了。然而，此书拍卖至一千五百元成交，使我颇感意外。买家难道不知此书无版权页，或许他们不在乎版权页，那真有点不可思议了。

    新文学版本书有的不标印数，给后人设下了谜团。那时不写印数，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现在有些书，亦不写印数，问了业内人士，说是商业机密。我看，这“障眼法”多数是为了克扣著作者的版税。也有系自费出书，印数少得无颜表白。

    新文学书的版权页上，亦有做得十分道地的，即在版权页上，贴上一枚版权印花。如斋藏一套《鲁迅三十年集》，鲁迅以私人印章“鲁迅”两字，红红的印在白纸上，剪贴在每一集的版权页上，既庄重美观，又表示了著作人对权益的自尊自重。

    有人说，版权页亦会发生印错之事，不可全信。我以为，如果这样假设，那么天底下真没有什么事可信的了。还是朱金顺教授说得对，版本学就得以原版原物的版权页为依据，别无选择。

    签名本

    本来不显山露水的签名本，近年来却受到众人追捧，有趋之若骛之势。从易中天到诺贝尔奖得主帕慕克，签名售书热浪此起彼伏。

    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民国版本的签名本。将自己的著作签名赠送朋友，是文化人的一种雅好。而签名本流落到旧书摊，往往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民国版旧籍本来存世量不多，而其中的签名本更是极其珍贵。以鲁迅为例，他的遗物包括签名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公家文物机关、博物馆的搜集庋藏，几乎已收罗俱尽，偶有“漏网之鱼”，简直就是“文物”了。一册良友版《爱眉小集》，因有“陆小曼”三字签名与一方“摩曼”的小红印，拍价从二千五百元一路追杀到六万五千元才尘埃落定。而许广平的一册《欣慰的纪念》，出版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严格讲还不能进入新文学行列，却因是鲁迅夫人的签名本，亦拍出七千元的高价。如果不是签名本，此书价格绝不会超过百元。这说明，名人签名本越来越值钱了。当然，要警惕的是，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签名本亦有作假，收藏者需多作识别。我读到陈子善老师的“签名本小考”专栏文章，篇篇精彩，谈的都是新文学旧版本上文学前辈的签名故事。这些新文学签名本凝聚爱书人的颇多心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顶级藏品。我亦有些新文学版本的签名本，然不同的是，这属老版本新签名，自忖比新书新签名来得珍贵些。这些年，我在淘书中关注一些民国年间出版，且作者还健在的旧版本，即便摊主要价高些，亦咬咬牙购下。因为，我近年结识了一些文学前辈，并成为“忘年交”。在旧书摊搜集到他们在解放前出版的旧书后，即持书拜访作者，了解该书写作出版的旧事轶闻后，再顺水推舟，请他们为我在书上签名题词，真是一举两得。我的不少文学史料的钩沉文章，就是以此为内容写就的。不少前辈作家，看到他们的旧著呈现在面前，来了眼神与精力，并发出深深的感慨。这些旧著，是他们昔年文学创作的足迹，承载着他们的人生沧桑。“七月派”老诗人孙钿看到我将他的两本诗集《旗》、《望远镜》展示出来后，激动地连连说:“难得，难得。”虽然历经磨难，他们自己早已没有了这些早年作品集了，仍为我热心执笔。先后有辛笛、任钧、金性尧、贾植芳等前辈以“韦泱”为上款，在这些民国版本上留下了他们的亲笔签名。这是他们留给我的珍贵手泽，如今人去字留，再也不可复得。我深铭于心，将以他们的道德文章为楷模，做一个正直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