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度的中国文艺理论虽然依旧保持着世纪之交特有的活跃状态，但就其关注的问题而言，理论的创新意识正在相对减弱，长期困扰理论界的当代文论的体系建构等问题始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传统的理论范式和话语系统正在逐渐失去往日的效力，而新的理论格局和学术规范还没有明确建立起来。在2001年，我们甚至很难找出一个具有明显的年度标志意义的学理问题来。与前几年中国文论发展的基本情况相比，可以说2001年的中国文论，既没有让人信服地解决多少旧问题，也没有令人振奋地提出多少新问题，它似乎正处在一种困顿地积蓄力量并焦虑地寻求突破口的相对沉寂状态。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论处在一个困境与机遇互相交织的转型时期，虽然没有太多令人振奋的作为，但总的说来，马列文论和原理研究仍在稳步向前推进，西方文论译介和研究的实绩亦不可小视。对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的探索与争鸣以及对文艺理论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和探索仍在继续；“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在新世纪仍然保持着强劲势头。对全球化背景下文艺理论的发展与未来的关注，“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及其对传统文论的挑战，“休闲文学”的再度提出和引起的争鸣，“生态文学”的闪亮登场和文艺理论界的回应等等，对中国文论的发展都将产生相应的影响。2001年的中国文论总体上可以说只是在继续演奏着上个世纪就已开始的一支多声部的交响乐。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描述和评价2001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呢?就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和学术发展态势而言，本年度文艺理论研究的着力点或侧重点大体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全球化语境下文论的危机与出路；二、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教材改造；三、文艺学学术史研究的现状和意义；四、生态文艺学走向学术前沿；五、关于网络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六、文艺理论走向文化研究的新动向。前面几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受到部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后面几个问题虽然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情况，但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已经有人申报过相关的科研课题，有的课题甚至已经结项了。因此，对于本年度来说，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新问题”。不过，我们相信，密切关注和深入探索长期处于热点状态的“老问题”的“新进展”，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同样是有趣有益且必不可少的。
    一、全球化语境下文论的危机与出路
    就全球范围而言，“全球化”显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在中国学术界，有关“全球化”的研究变成热门话题却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动向。从人大复印资料社科研究论文索引收录的近千万篇论文看，1978年到1985年没有一篇专论全球化的文章。1986年以后，国内报刊才出现了零星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有关全球化研究情况的短文。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研究才开始引起中国学界的真切关注。但是，论文的数量相对来说还不算太多。1997年以前，专论全球化的论文总共也只有200多篇。此后，相关论文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连年增长，在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卷收录的169336篇文章中，仅论文标题中含有“全球化”字样的文章就有1386篇，涉及全球化问题的论文上万篇。从统计资料看，在新世纪刚刚开始的学术界，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比“全球化”更流行的概念。可以说，“言必称全球化”已经成了当下学术界的一大奇特的文化景观。
    但是，在这种火热场面中，文学研究的“边缘化”局面却并没有太大改观，过去那些习惯于站在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呼风唤雨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在今天的全球化大潮中，似乎再也难以重现当年的英雄本色。曾经发表过《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在中国的《文学评论》杂志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他曾经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发展前景作过这样的描述：“一、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二、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三、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取代。四、文化研究迅速兴起。”(1)现在看来，他的预言已部分变成了现实。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米勒在依次论述了印刷技术以及电影、电视、电话和国际互联网这些电信技术对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写作的影响之后，认为“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2)
    米勒的文章，在中国文艺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众多中国学人争相引用这位美国大师的名言，连电脑的智能拼音把“米勒”写成“弥勒”也成了“别有深意”的文化趣事。但“米勒”毕竟不是“弥勒”，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外来的和尚”。童庆炳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中就开门见山地说，米勒的“推论和预见”“我难以苟同”。“米勒推论和预见——由于新媒体的发展，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都将消亡。文学消亡了，文学批评也就随之消亡了。”在童庆炳看来，“这种极端化的预言”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他相信，“只要人类和人类情感不会消失，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的文学就不会消失。”(3)由于“全球化”是一个仍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多元概念，所以，对这一概念的过度诠释、多重误读、反反复复的商讨与争鸣不可避免地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全球化固然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进程，同时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感受，诸如“地球变小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地球村”，“世界社会”。这些概念和想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革命、通讯技术的革命扩大了人的视听和行动范围的结果。⑷对于文学艺术而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理解为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全人类共享；是价值共识，而不是排斥个性、多样性、多元性。”(5)概念辨析固然重要，但是，就中国文艺理论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研究似乎显得更为迫切。
    因此，在文艺理论界，学者们更为关注的还是全球化语境中文学艺术的生存和发展及其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例如，在《全球性语境中的自然形象》一文中，王一川把“自然形象”的审美放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个案研究，认为“全球化并不是带来全球同一性，而是加剧了主体的内在冲突，激发了寻求全球性语境中的差异和独特个性的冲动”。陶东风在《解构本真性的幻觉与神话》中从全球化眼光指出赛义德等人理论被引入中国后所导致的异变，指出任何文化(包括文学、文论)都是被建构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以麦当劳快餐在中国的“中国化”为例，形象地说明了本真性的不存在。李春青的《全球化语境中的古代文论研究》一文，重点凸显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困境与如何应对的方法，指出古代文论研究应从考据、还原中超越出来，而对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予以阐释，生发出新的意义。在《影响中国文学“送出去”的三种心态及对策》一文中，李珺平呼应季羡林、汤一介先生的看法，从全球化语境中观察中国文学与文论所面临的尴尬状况，以及消除的对策，特别分析了影响中国文学与文论向全球传播的三种心理障碍等。王钦峰的《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学的边缘化》一文所提出的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与文论如何复归人文本位，如何在技术入侵、俗滥符号等狂轰滥炸下突围等，也极具现实意义。(6)
    全球化语境对中国文艺理论的生存和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钱中文认为：“进入全球化语境的我国文学理论，既有解构，又有建构，是现代性精神的体现。我国十多年来的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当前在我国兴起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的总体研究不同，是在外国‘文化研究’影响下形成的，带有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它扩大了我国的学术话语，显示了学术的进步，但在切入现实真正存在的重大问题方面还有较大距离。在当今欧美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情况下，我国文学理论应面向现代性诉求，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与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可以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但不会被主要建立在后现代性基础之上的文化研究所替代。”⑺
    关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危机与出路”的探索和论争肯定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点文论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以“全球化”这一策略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和美学精神，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影响，而是积极地介入国际理论争鸣，只有如此，中国理论家才有望在世界文论的大舞台发出越来越强劲的声音。⑻
    二、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和教材改造问题
    关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教学改革”问题来由已久，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新时期”之初。但是，从有关文艺学的会议、论文和著作情况看，学科反思与教学改革从未像2001年这样变成文艺理论界如此迫切地要求重点解决的焦点问题。2001年召开的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都不约而同地把它们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例如，在北京召开的“当代文学理论新趋势与教学改革研讨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理论研讨会”、在扬州举行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研讨会”、在济南举行的“全国文艺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在武汉召开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学术研讨会”等等，都把文艺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或文艺理论的教学改革作为研讨会的重要内容。
    有关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或教材改造的著述也出现了往年难得一见的盛况。如孙绍振、陈良运、南帆合写的《重建文艺理论学科是时候了》、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曾庆元的《也谈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合法依据一评李春青的〈对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反思〉》、陶东风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姚文放的《文艺美学的合法性问题》、杜卫的《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理论》、赵宪章的《文艺学和文艺美学面临的问题》、李珺平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与教材建设的思考》、胡经之的《我看文艺学教材》等等，对学科建设和文论教学问题从学理层面和操作层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李珺平认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学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学科建设的迅猛发展。但轰轰烈烈的学科建设下面隐藏着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