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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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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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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9)在他看来，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至少经历了四个阶段：(1)政治宣传中的引进(苏联教材翻译)；(2)阶级斗争推动下的萌芽(以群、蔡仪)； (3)“小动大不动”，以匆忙适应教学的转折；(4)用沉重的翅膀艰难起飞而进行第三代教材建设。虽然成绩有目共睹，但至少仍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左”的残余仍没有肃清；马、中、西三个体系在学理上的协调仍没有解决；“形象、典型等概念是否可用来概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千姿百态文学的共同特征；文艺学如何应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文艺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有无存在的充足理由；若有，在哪里；文艺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基点、生长点如何确立；未来怎样发展；前景如何，等等”，(10)这些都是当前文论建设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陶东风认为，由于受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大学文艺学教科书常常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论文学理论的具体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及其“答案”，把文学艺术理解为具有“普遍规律”、“固有本质”的实体，热衷于生产“普遍有效”的文艺学“绝对真理”。这使得它既丧失了学科的自我反思能力又无法回应日新月异的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因此，“学科建设和教材改造的核心是反思文艺学学科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应该打破‘四大块’的构架与剪刀＋浆糊的编写方法，在认真研究中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基础上，提出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学理论共同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与重要概念。”⑾目前，陶东风等学者所申请的教材改造项目已列入北京市精品教材规划，研究者们在反思大学文艺学现有教材的基础上，力图体现新的文学观念、教育／教学理念以及教材编写理念。此外，童庆炳、吴中杰、古风等学者对文艺学教材的研究也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2001年的“当代文学理论新趋势与教学改革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文艺理论的教材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童庆炳以他所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教材和五六十年代的文论教材做了一个比较，认为文艺学教材，不能只有框架，没有体系。新教材的特点是吸收了中外文论的成果，避免以偏概全。对国外文论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鲁晓鹏对美国的文论教学情况的研究，周启超对俄罗斯文论新教材使用情况的研究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孙绍振、陈良运、南帆等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正经受着挑战。我们有理由将这种挑战理解为一个重大的契机：现在恰恰是考虑文学理论学科重建的时候了。”“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文学理论当然无法回避对于文学生产工具以及传播体系的考察。不言而喻，现今的文学大量生存于报纸、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中，文学理论有理由将这些文学生产工具传播体系以及崛起的大众文化纳入视野。考察文学如何与新的文化环境对话，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类型正在浮现，这显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开放性。”所以说，“重建文艺理论学科是时候了”。(12)
但是，如何“重建文艺理论学科”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李春青认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偃旗息鼓之后，这个学科实际上已然处于一种面临解体的尴尬状态。”“那种作为总体性意识形态之话语表征的文学理论成为历史陈迹之后，那种以揭示普遍原理、规定共同准则、吁求同一种价值功能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而时下许多学者还循着老路苦苦追寻“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之类严肃而神圣的问题，实在是空耗精神!⒀曾庆元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时下的不少文学理论过分注重文学活动中的具体问题，缺乏对文学为什么(人为什么需要文学)、文学是什么、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律’、‘原则’等普遍有效性问题的全局关照，而使自己的研究处于低水平的重复上，难以实现质的蜕变和飞跃。”(14)
文学理论这一学科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的出路何在呢?李春青认为，应该“强化自身的学科性，即凸显学科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具体地说，一、确定那些具体的、有追问意义并且有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二、将具体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视为当然的研究范围。三、文学理论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应该探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集团的意义与价值。(15)
胡经之则认为应重点处理好这样三个关系：“自律”与“他律”如何统一?“具体”和“抽象”如何结合?“对话”与“独白”如何互动?⒃钱中文认为，“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的文化建设的需求，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它无疑应当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创新，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面向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它可以适当地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如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的唯中心论、僵死教条等等，但不是后现代式的满足于事态的描述、报告与消解。”(17)
三、文艺学学术史研究的现状和意义
有关统计表明，20世纪中国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超过了1000部。这其中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印的《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著录1949年以前各类文学史著作320余种；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版本概览》著录1949-1991年间的同类史著578种；加上近年出版的数字，20世纪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当在1000种以上。⒅
到了新旧世纪之交，学术回顾与反思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股潮流。各个学科都在回顾来路，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仅就“中国20世纪文艺学”而言，这类回顾与反思之作就不下数十种之多。如黄曼君主编的《中国百年文艺理论批评史》、陈传才主编的《文艺学百年》、庄锡华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艺理论的世纪风标》、杨春时的《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史》、余虹的《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刘增杰的《云起云飞》、倪邦文的《自由者寻梦》、解志熙的《美的偏至》、沈卫威的《自由守望》、孙先科的《颂祷与自诉》、关爱和的《古典主义的终结》等。这些著作都从历史视角对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与规律进行了侧重点不尽相同的研究。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20世纪文艺学进行清理和反思，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一课题出现在世纪之交，是否可以说是文学研究发展到一个特定时期所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从一定意义上说，2001年由杜书瀛和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这一4卷5本、140万字的学术巨著的编撰和出版，正是这种“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重要成果。(19)
20世纪文艺学学术思想的变化极为复杂，要清理出一个头绪来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学术工程。樊骏认为，仅就20世纪后50年的文艺学学术史而言包含着这样几个不同的时期：一、50-70年代是文学研究的大批判时期；二、70年代后期是反思时期；三、80年代中后期是一个提倡新观念、新方法的时期；四、90年代学术研究工作开始重视学术评议和学术史总结，说明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自觉的学术意识。(20)
近百年来，中国文艺学处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时代变化快，学术面貌纷繁复杂。最近20年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提倡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和独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体系，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文艺学学术史应该将这种“理论自觉”的要求上升到历史的高度。童庆炳、何西来等认为，在新世纪从事学术史研究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表现意义：第一，时代需要大气魄、大规模、系统性、开创性的学术史研究著作，这样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开拓性意义。其最主要的功绩就是文艺学学科进一步清理出了一块场地，为今后的文艺学建设作出了贡献。第二，把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结合起来，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应该让学术史的整体性特征得到合理体现。第三，学术史的写作观念应该新颖独到，应该体现新世纪的学术特征。第四、学术史研究应该自觉地摆脱长期以来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意义，过分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老套路，从更多的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系统地、全面地综合考察文艺学运行的历史轨迹。第五、应及时总结文艺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并将新时期以来的新观念新方法容纳到学术史的研究之中。第六、应尽力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理出明晰的历史线索。对历史上文论家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解决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尽可能合理的答案。(21)
童庆炳强调，应该特别注意理论史的观念问题，因为“观念的新颖独到，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写史不但要写‘史实’，更要有‘史识’。现在看到的不少称为什么什么‘发展史’的著作，资料很丰富，但见识很少，只是把这些资料连缀起来而已，这样的著作最多只能成为‘资料长编’”。(22)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艺学界的历史遗忘，理论的历史性丧失，理论的“事件化”长期得不到文艺理论工作者的重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学术现象。陶东风在评论《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时说：“《学术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强烈地体现出了理论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把理论还原为历史。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如何进入理论，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进入历史，可以丰富并检验理论，使一些丧失了历史维度的理论重新历史化。”如，对“文学”观念的产生、演化进行历史性的考察，我们会真切地发现，所谓的“纯文学”其实只是一种历史建构物而已。又如，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建构与体制化及其与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的关系等，只有进入历史，才能获得实质性的研究成果。(23) 四、生态文艺学走向学术前沿
向玉乔在《论环境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一文中指出：“环境文学(或称生态文学)是20世纪中期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它主张通过传统文学形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生态伦理意义上的审视和探讨，提倡环境保护既是环境文学的明确主题，也是环境文学的最主要特点。环境文学对目前困扰人类的生态危机表现出沉重的忧患意识，并呼吁人类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而推动人类生态文明进程。它是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片绿草地，它不仅让人感受到文学艺术的温馨和美丽，而且给人类环保事业增添了一份成功的希望。”(24)“环境文学”与“生态文艺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之间的相关相联与相似也是显而易见的。兴起于20世纪中期的“环境文学”至少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当代文艺理论界大力呼吁“生态文艺学”的学者在学科内外会拥有庞大的“同盟军”和响应者。
有人追问：21世纪的文学艺术与文艺学向何处去?张皓在《生态文艺：21世纪的诗学话题》一文中回答说：“关注生态，发展生态文艺，创建生态诗学，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这是全球性生态问题的严峻形势对人们提出的要求，是文艺与诗学的必然走向，也是人类本身发展的需要。”全球化生态危机引起人们高度关注与反思，随着生态学与生态文艺的勃兴，21世纪的文艺学开拓了新的话题，走向生态领域。”(25)走向生态诗学，是否真的已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在世纪之交，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等著作，在当代文论研究过程中吸收现代生态学的成果，追溯中国文化的自然精神，自觉地创建生态诗学，揭开了中国生态文艺学走向学术前台的序幕。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文学艺术需要与人生与社会与自然建立有机的良性的关系，保持生态平衡，才有利于人类的生存，有利于文艺的发展。如何解决21世纪面临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矛盾，西方学者感到困惑而转向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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