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元明清文学的研究承续着近几年的强劲势头，据不完全统计，全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约达1200篇左右，这种繁荣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元明清文学研究正在酝酿一个新的高潮。
    2001年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呈现出三个比较鲜明的特点。特点之一是“世纪回眸”之类的学术总结和反思之作较多。这类作品既有总论，又有个论。内容上既包括诗文研究，也有小说、戏曲的研究。它们大多数不是纯粹的“回顾”，而是融入了论者较为深入的“思考”，有较强的理论特色。比如邓绍基、史绍良合撰的《二十世纪明代文学研究之走向》⑴，指出“二十世纪的明代文学研究，是逐步现代化的演进过程。由世纪初的从传统研究到现代研究的开始转型，到二三十年代为研究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尔后的十多年因战争原因而暂时停滞；到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发展，接着十年动乱，无学术研究可言；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明代文学研究突飞猛进。”又如赵义山《二十世纪元散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⑵，在梳理了上世纪元散曲研究状况后，认为这一方面的研究成绩斐然，尤其是“散曲研究从笼统的元曲研究中分化出来，成为与剧曲研究平行的独立学科，并得到长期发展，更是本世纪曲学研究的重要成绩。”在回顾过去的同时，他还展望了未来，指出今后的元散曲研究应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作家个案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第二，作家生平考订应努力进行；第三，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应不断更新；第四，研究领域应尽量拓宽；第五，研究信息和成果应及时交流；第六，一些重要的散曲研究资料亟待整理出版。这些观点，无疑是深中肯綮的。此类文章，还有张进德《20世纪金元词研究述评》(3)、陈文新《近二十年来明代诗学研究综述》(4)、沈伯俊《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论争述评》(5)、王平《二十世纪〈聊斋志异〉研究述评》⑹、人弋《世纪回眸：冯梦龙研究的历史和现状》⑺、朱伟明《20世纪的〈桃花扇〉研究》(8)、汪龙麟《纳兰词研究的世纪回顾》⑼等，这类文章的大量涌现，一方面反映了广大学者整理和反思的兴趣，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为今后的研究构筑了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因此，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特点之二是研究的对象比较集中，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是在整个元明清的文学研究中，小说最盛，从数量上言，诗文和戏曲方面论文之和还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三；其二是在诗文、小说、戏曲三个方面中，在传统的研究热点之外，新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并不太多。特点之三是论文大多具有文化阐释和审美批评的特色，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强调对研究对象作整体的审美观照，理论色彩较浓，这也是元明清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表征。后面两个特点，在下面的论述中可见一斑。
    在小说研究方面，小说版本的考证和比勘仍然是一个重要方向，尽管这方面文章的数量并不多。刘世德《〈金瓶梅〉与〈水浒传〉：文字的比勘》(10)一文通过仔细校勘《金瓶梅词话》所引用的《水浒传》文字，发现“《金瓶梅》作者袭用《水浒传》文字时，既参考了天本(天都外臣序本)，又参考了容本(容与堂刊本)。”根据这一线索，再证之于容甲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刊行于万历三十八年和容乙本(日本文库内阁藏本)的刊行晚于容甲本一二年左右的事实，刘先生最后指出：“《金瓶梅》恰恰袭用了《水浒传》容乙本的文字，因此，它的创作年代可以进一步缩小为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左右。”这一论点，无疑是一个相当精确的结论。在同期刊物上，还发表了石昌渝的《〈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作者对通行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观点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论据：一、嘉靖前没有人知道《水浒传》其书；二、《水浒传》所描写的士兵是正德以后的情状；三、《水浒传》写人们交易广泛使用白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正德之前，很可能在弘治、正德之后；四、《水浒传》描写的腰刀是明代中期才有的新式武器，而凌振使用的子母炮，则是正德末才出现的新式火炮。因此“综上所举的外证和内证，可以证实《水浒传》决不可能写于明初，只能是在嘉靖初年。”如此细密的考证，不但会使《水浒传》成书时间的疑点推向解决，而且也将影响小说史的重写和《水浒传》的重读。此类文章，还有刘世德《黑眉乌嘴的活猴儿——〈红楼梦〉版本探微之一》⑾、刘世德《这贾兰不是那贾兰——〈红楼梦〉版本探微之一》⑿、黄俶成《〈水浒〉版本衍变考论》⒀、黄霖《再论〈金瓶梅〉崇祯本系统各本之间的关系》⒁等等，莫不是深入扎实之作。
    小说理论研究方面，谭帆《“小说学”论纲——兼谈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⒂、杜贵晨《论〈水浒传〉 “三而一成”的叙事艺术》⒃和吴子林《小说评点知识谱系考察》⒄等都是颇有新意的文章。谭文认为传统的小说理论批评研究格局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厚”，但仍有“偏仄”之弊，“忽略了理论批评在小说领域的特殊性”，因此应当建立一种新的小说学研究格局。“中国小说学研究主要由三个层面所构成，即：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说的文本批评，这三个层面构成了小说研究的整体内涵。”谭文同时指出，之所以将这三个方面作为小说学的研究对象，最为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使小说学研究更贴近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实际，将中国小说学研究与中国小说史研究融为一体，从而勾勒出一部更实在、更真切的古人对‘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历史。”显然，这是需要付出长期而深入的努力的。杜文也同样表现了可贵的思考品格，全文通过对《水浒传》中“大量而又多样化”的与“三”有关的情节结构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三而一成”的叙事法，并且认为：“《水浒传》‘三而一成’的叙事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玩味的文学现象。”吴文的研究视角也颇为独特，全文分为“小说评点与儒家经学传统”、“小说评点与读书法”、“话语与权力”三个部分，认为“李贽和金圣叹分别以‘童心说’‘才子说’建构了小说评点的知识谱系。他们消解了读书法与儒家经学传统的‘胶着’状态，使读书法完全独立于‘传经’‘传道’的经学传统”，“其知识谱系的建构过程中，隐含着权力话语的争夺。”
    宁宗一《史里寻诗到俗世咀味——明代小说审美意识的演变》⒅和张锦池《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⒆则是从文化和审美的角度进行小说研究。宁文认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可以视为一种“英雄文学”，其艺术风格表现为“豪放美、粗犷美”，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向纵深发展，小说的审美意识也需要随之更新，因此，“《金瓶梅》的出现，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体现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洪流的反动”，“《金瓶梅》关心的是有质感的生活，它标志着小说艺术追求生活流和原生态的写实美学思潮的出现。从小说思维方式看，前者具有历史反思的意味，后者则有几分反讽意味。”看来，在“说不尽的《金瓶梅》”面前，宁先生永远都有常说常新的话题。张先生也是赞同“说不尽”的观点的，不过，张文是从“人间喜剧”的角度来解读《金瓶梅》的，他从对《金瓶梅》结构方式的分析入手，指出《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包含三个不同的层面：即哲理层面、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因此，《金瓶梅》是以写财色交易之罪恶为表，钱权交易之罪恶为里的社会文学，乃举世鲜匹的‘人间喜剧’。”文章的论证和分析是极为精彩的。
    由于刊物的带动关系，《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的研究可谓盛之盛者，这方面的优秀之作不胜枚举。梅新林《“旋转舞台”的神奇效应——〈红楼梦〉的宴会描写及其文化蕴义》⒇、关四平《论〈红楼梦〉真人的人生态度及其文化渊源》(21)、曹萌《清初社会思潮与〈聊斋志异〉蕴涵的文化传统》(22)等论文皆可称代表。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红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北师大所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发现和初步的研究，曹立波《我看到北师大脂评本的经过》(23)、张俊、曹立波、杨健《北师大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概述》(24)、冯其庸《关于北京师范大学藏〈石头记〉庚辰抄本的几点思考》(25)等文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另外，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26)和李舜华《从经济因素看明中叶小说的接受层——关于“章回小说价格昂贵”说与“文人接受”说质疑》(27)颇值得重视，这二位博士后从小说的接受与传播的角度从事研究工作，这正是目前古典文学研究最薄弱的一个环节，而且，这一研究方法，在国内还是颇为新颖的。
    在戏曲研究方面，《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发表了徐朔方《评〈录鬼簿〉的得与失》，徐先生认为，《录鬼簿》作为一部珍贵的著作，一方面反映了元代曲家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却不应将其视为毫无问题的信史。“作为信史，其不足首先表现为若干作家年辈排列的不准确。”比如将关汉卿的年辈置于石君宝、王实甫之前，就是一个错误。徐先生认为，“这些都是严重的缺点”，它给后代的元曲研究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其最突出者就是学者们大多忽视了在所谓元杂剧作品中实际上有不少金代作品的事实。“晚明臧懋循编《元曲选》及晚清王国维作《宋元戏曲考》都以所谓元曲(实际上应为金元杂剧，或金[宋]元杂剧)都是元代作品，这是一大误会，”“不得不指出，这是向来治金元杂剧(即所谓元杂剧)的一大失误。”
    在戏曲研究中，汤显祖研究向为热点，2001年也不例外。徐朔方《答程芸博士对我汤显祖研究的批评》(28)和程芸《关于汤显祖研究的“对话批评”》(29)是两篇答与辩的文章。二人主要就“汤学”的有关问题，尤其是罗汝芳和达观对汤显祖思想的影响问题和汤氏传奇的腔调问题展开了讨论，值得一读。程芸还发表了《有无之际——“汤沈之争”与晚明戏曲主潮刍议》(30)一文，其中，对汤氏传奇的腔调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此外，邹元江《狂斐之章：汤显祖的人格精神和理想》(31)， (韩国)崔洛民《汤显祖之江西意识及其与吴文人的矛盾》(32)、王凤霞《佛道视镜下的“临川四梦”》(33)等论文主要从士人心态的角度进行研究，这也是近几年较为流行的一种研究法。而吴文丁《陆王心学是〈临川四梦〉的催产素》(34)、江巨荣《李言恭与汤显祖》(35)、邹元江《简析徐良傅对汤显祖思想的重要影响》(36)等文章则是从传统的思想史的角度来解读汤显祖。
    有关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李渔、孔尚任等著名剧作家的研究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如：李淑英《窦娥双重性格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37)、张则桐《从女性文化看关汉卿旦本戏的文学史意义》(38)、谢美生、王华之《王实甫居家定州考析》(39)、韩登庸《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西厢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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