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进步密切相联的。世纪之交，许多期刊杂志报纸都开设了诸如“20世纪文学研究回顾”、“百年视野”、“20世纪中国文艺纵横”之类的栏目，这反映了人们对过去百年中国文学作宏观反省的极大热情。2001年作为新世纪的开局之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显著的变化，是由单一的反思回顾，逐渐转向对学科自身建设中具体问题的探讨。过去那种重在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宏观讨论，被诸如“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等具体话题所取代；围绕诸如“分期”、“传统”、“世界性因素”、“当代性”等问题进行的具体研究，也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这些，成为本年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推进的较显著的标志。
年初，《复旦大学学报》开辟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专栏，讨论一直延续到年底。其中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讨论的文章占有较大比重。章培恒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中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在20世纪初至1917年文学革命以前，因为这时“已经出现了与新文学的主要特征相通的因素”。严家炎在《文学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文学史的分期应以文学自身的演化为依据，不必与历史分期强求一致。“20世纪中国文学虽有曲折，‘现代性’(‘人的觉醒’、‘文的觉醒’)仍是主要标志。”范伯群在《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中也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滥觞期应以“文学观念更新”为启动发力点。他认为是小说革命以及“市民大众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文学的现代化。《海上花列传》是现代都市通俗小说开山之作，而所谓谴责小说实际就是现代通俗社会小说。上述各家观点表明，关于现代文学起迄期的讨论，中心点已不在具体的时间界定上，大家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文学史交替中(分期里)新因素的增长。主持这次讨论的章培恒、陈思和明确指出，“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今天与未来”；“我们传统的20世纪文学的空间必须有一次大爆炸和大整合，当新的文学空间和文学元素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以后，我们的文学史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将会有一次彻底的调整”。讨论中郜元宝的《尚未完成的“现代”》、刘志荣的《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沈永宝的《试论政论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刘登翰的《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的写作》等文章，也都提出了对传统的现代文学史框架和内容进行调整的问题。(60)
年中，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为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中，许多学者注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进程和转型中探寻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更新，并试图从中发现激活文学史研究的新因素。会后许多学者陆续发表论文继续讨论这一问题。黄曼君的《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形成新型传统》，从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过程，即从“转型、构型、定型”三个阶段的描述中，论述了现代文学在不断整合中的变异、同一和延续的特征，以及其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审美和思想因素。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叙事的语言传统》，通过对叙事文学语言传统的探讨，来寻求现代白话叙事语言的起点；通过追溯现代白话塑型的经验历程，来重估现代白话诗学践行的空间和特征。王本朝的《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信念》，认为晚清文学是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资源，从晚清到现代有由外到内的意义结构，从而演化成文学的内在传统。何锡章的《“启蒙”与“教化”：中国现代与古代文学功能观比较》(61)，也从一个侧面清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渊源。
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历时的动态过程，更成长于立体的空间范围。陈思和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62)一文中认为，“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被纳入世界格局，那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动接受，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响)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不管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否有直接关系，都是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钱林森的《20世纪法国新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63)、王列耀《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戏剧悲剧意识建立过程的影响》(64)、高玉《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65)等论文都是立足于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梳理在“世界性”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特征，阐释新文学发生的多重因素。张新颖的专著《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66)，可以说是本年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该著相当深入地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学“外来”与“本土”因素交织而产生的“现代意识”的复杂状况；并以东西方文学互动影响的思路，确立了“中国现代意识”的概念，指出了中国新文学中现代主义创作思潮的形成和演变的路径。
这一年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是在对历史的宏观反思中来重新认识学科自身的特征的，即使涉及具体文学现象，所关注的也常常是较为宏观的文学史问题。裴毅然的《城乡之战——百年中国文学精神资源之探》(67)、黄发有的《想象的代价——20世纪中国自由写作论纲》(68)、高有鹏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69)、刘登翰的《分流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70)、李新宇的《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再思考》、张福贵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两种反现代意识》、程悦的《在西方语境下言说——试论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价值观念衍变》、张清华的《文化实践和精神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主义的两个问题》(71)、夏子的《解构与颠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轨迹》(72)等论文，从现代文学某一具体现象或问题入手，注重勾勒出这些现象或问题与整体文学史的关系，充实与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认知范围。朱晓进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73)、张学昕的《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论纲》(74)、王辽南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流变规律》(75)、宋剑华的《主流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作家的思想历程》(76)和《论主流价值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77)、赵德利的《女神与女巫：女性偶像的雕塑与颠覆——20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78)、杨联芬的《文明的追慕与质疑——20世纪中国文学文本的一种解读》(79)和《文明的追慕与想象——晚清小说“现代性”一解》(80)等论文，注重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研究角度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发展，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形态和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发表的刘宏伟的《密语写作与新政治建构的日常生活的冲撞——胡风精神苦旅之一》、程光炜的《周扬与当代文学》(81)、席扬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82)、徐仲佳的《启蒙：形式的意义——现代小说叙述方式的抽样分析》(83)等文章，打通了旧有的现当代文学的框架，从现当代的整体联系探讨问题。上述成果的意义，不只在于单纯的时间段的延伸，而是在于学术视阈的拓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切实地感受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已经由名称、性质的讨论，开始转向实质性的学术研究了。
还应该提及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推出的关于“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一组笔谈。严家炎、樊骏、李欧梵等8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肯定了通俗文学在整个现代文学中的学术价值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文艺报·文学周刊》11月13日、12月4日又开辟“通俗文学理论研究与探索”专版，发表了一批青年学者的文章，继续讨论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研究问题。在理论探讨的同时，本年度继续保持了近年来通俗文学研究的势头，产生了一批通俗文学研究的具体成果。张元卿的《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84)和方忠的《台湾通俗文学论稿》(85)两部专著，以通俗文学研究界以往关注不多的区域为研究对象，填补了通俗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汤哲声的《蜕变中的蝴蝶——论民初小说的价值取向》(86)和张光芒的《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87)等论文，注重通俗文学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并注意从学理上对之进行研究。上述成果表明，通俗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它在整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
三
与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相承接，本年度在文学思潮、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方面，继续有大量新的成果产生。许志英、周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88)以其对文学思潮的独到理解，对文学创作现象的独特把握，及独具的思潮史的叙述方式和构架，在已出版的众多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著述中，拥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价值。该著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研究方法上均能给人们提供一些启示。江沛的专著《战国策派思潮研究》(89)，资料翔实，论述严谨，是对“战国策派”这一具体思潮流派进行研究的拓荒之作。该著将“战国策派”摆到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对其产生的文化环境、哲学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了具体的阐释和客观的评价。冯奇的《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90)、朱寿桐等人关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命运”的专题讨论(91)、俞兆平的《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92)等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思潮进行了历史反思；而吕周聚的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学》(93)和论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94)，则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传播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
与文学思潮密切相联系的社团流派研究也有不少收获。钱振纲的《论民族主义文艺派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的二重性》(95)，从实证的角度入手对民族主义文艺派的复杂性进行了揭示，通过细致辨析，得出了以往仅从政治评判的角度所难以得出的结论。周仁政的《论后期京派文学》(96)较细致地探求了京派群体流变中的新因素，提出了对这一群体的一些新的认识。蓝棣之的《九叶派的诗歌批评理论探源》(97)通过对九叶派公认的诗歌理论家袁可嘉的个案研究，探讨了九叶派的诗歌批评理论的特点、意义和贡献。高恒文的《“学衡派”与20年代的国学研究》(98)，从校园文化的角度对学衡派所作的考察也颇有新意。吴福辉的《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99)，将30年代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三种文学置于共同体内，充分认识它们的相互对峙和互相渗透，并从而对这三个文学群体共同书写现代品格的意义作了中肯的评价。旷新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100)更具体地从左翼文学与新文学、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中，发现了以往左翼文学研究所遮蔽的许多东西。而盘剑的《革命文艺与商业文化的双向选择》(101)和马睿的《左翼文学的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102)，则从作家、创作本身探讨了左翼文学诸多复杂现象的缘由。
本年度，有大批研究成果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和局部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的。高玉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103)、《对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语言学再认识》(104)，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或局部的品格和意义进行了再认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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