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富有启发性。秦弓的《论五四文学的传统》(105)和《“整理国故”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106)，以丰富的史料整理和严谨的论述，对五四的反传统、“整理国故”的文化思潮做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阐释。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107)，对历史原貌的呈示和对文学自身演变发展路径的客观叙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严家炎的《论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108)、林虹、刘凤山的《以反载道始，以新载道终——五四文学革命之一解》(109)、王光东的《民间意义的发现——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110)、黄万华的《价值预设和实践偏离：五四新文学的矛盾运动》(111)、苏桂宁的《科学，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资源》(112)、林精华的《论五四时期对俄国文学的接受》(113)等论文，也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重新探讨了五四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价值。
40年代文学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较有进展的领域，本年度在这方面继续有不少成果出现。黄万华在《从呼应到融合：世界战争文化格局中的中国文学》(114)一文中提出了将“抗战时期文学史”改名为“战时中国文学史”的构想，强调40年代战争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互动关系。严家炎、范智红的《小说艺术的多样开拓与探索——1937-1949年中短篇小说阅读琐记》(115)通过对4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重读和细读，力求真实呈示这段文学的价值和丰富性，其研究显得较为扎实。段美乔的《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新写作”》(116)和《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新写作”的形成》(117)，对1946-1948年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史料发掘和文学史的新叙述，对40年代文学研究有所突破，是本年度40年代文学研究较重要的收获之一。高翔的专著《东北新文学论稿》(118)通过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思考东北现代文学的特点；汤哲声的《论40年代上海“方型刊物”》一文(119)，则从文学与现代出版物的关系，揭示出40年代上海文学的某一个侧面。
近年来，已有较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注意从出版、报刊等传媒的角度，来拓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本年度发表的王学钧的《文学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120)、鲁湘元的《〈申报〉与中国近现代报刊文学》(121)、刘淑玲的《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122)、李春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中国新文学》(123)等论文，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研究继续有所扩大的代表性成果。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科的学术史和学科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年度出版的徐瑞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124)值得注意。全书100余万字，分“史著·史料”、“分类·分期”、“社团·流派”、“作家·作品”四大部分，较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概况。该著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史的空白。温儒敏的《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125)和《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张力——重读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26)、罗岗的《“分期”的意识形态——再论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7-27〉的出版》(127)、吕微的《论学科范畴与现代性价值观——从〈白话文学史〉到〈中国民间文学史〉》(128)等论文，所关注的是诸如“大系”、“纲要”、“民间文学研究”等学术资源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影响。这些成果也都可以归入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范畴。
四
与往年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基础、最大量的成果，仍然还是作家作品研究。本年度在这方面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
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著名作家研究，在文学史的多样化写作下，已较长时间失去了往日研究的中心位置。今年虽举行过一些茅盾、巴金的纪念会和专题学术研讨会，但在这方面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程国君的《论郭沫若的小说艺术》(129)、朱德发的《现代理性话语：茅盾“人的文学”观念建构》(130)、逄增玉的《〈子夜〉：现代性缺失与冲突的悲剧寓言》(131)、范伟的《论巴金“家庭故事”与“团体故事”的同构性》(132)、张全之的《论战争记忆与老舍创作的国家复仇意识》(133)、陈坚的《历史与生命的双重空间：曹禺悲剧的人文意义》(134)等论文，面对这些已有相当研究深度的作家、作品，积极寻求新的研究角度，为推进研究的深入而作了艰难的努力。田本相的《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135)一书，以访谈方式记录了作家情感生活的某些方面，并昭示了作家晚年的复杂心态和创作枯萎的部分原因。该书为深入完整地了解曹禺性格与创作提供了较为珍贵的史料。
近年来，伴随着出版界对一些文化名人的商业炒作，诸如张爱玲、丁玲、沈从文、徐志摩等人的传记也被低俗化地重复出版，这多少影响了对这些作家进行研究的严肃性。但总的说来，对张爱玲等许多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本年度，在一些作家的研究方面继续有成果问世。张爱玲研究继续是人们的关注点之一：以张爱玲个案分析引发的一些学者之间关于沦陷区作家评价问题的争鸣，虽论争双方不无各持一端的片面性，但讨论本身还是有意义的，争论中对张爱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也有所澄清。本年度出版的子通、亦清主编的《张爱玲评说六十年》(136)一书，近50万字，分为“评说钩沉”、“生平忆念”、“海外‘张学’”、“国内论议”四辑，搜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张爱玲生平、创作及研究的重要史料。季红真的《开启通往主流文学之门》(137)，在对张爱玲作品细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张爱玲“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之子”、“现代文明最早的批判者之一”的观点。丁玲研究是今年现代作家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现象。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观察丁玲》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的《左右说丁玲》两书都是以当代文化现象作引线而编选的作家生平、研究史料集。两书均以翔实的材料，以丁玲一生沧桑的生动地展现，尤其是她与沈从文、周扬等作家的矛盾纠葛，揭示了环境的严峻和人性的复杂性。许传宏的《析丁玲晚年的文学价值取向》(138)、刘绍信的《丁玲小说〈夜〉的重读》(139)、肖樱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四五十年代的文艺论争》(140)等论文，分别选取了作家晚年的文学生活或一部具体的作品，结合丁玲丰富的精神世界来加以分析，揭示出了丁玲过去被作为主流作家去认识时所遮蔽的一些东西。万直纯的《丁玲和她的文本世界》(141)一书，在作家人格剖析和价值评判方面紧紧扣住文本世界，侧重分析丁玲的审美方式、方法的选择，透视出作家的独特性和丰富复杂性。在沈从文研究方面，范家进的《沈从文4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乡村牧歌的渐次喑哑》(142)，注重考察创作过程中影响作家思考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并由此来揭示沈从文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变化；张新颖的《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40年代》(143)，则侧重从文本分析来透视沈从文40年代思想的迷茫与苦痛。在徐志摩研究方面应该提到的是韩石山的《徐志摩传》(144)。该著在资料的发掘、甄别及运用方面，表现出了著者对待历史的真诚和严谨，是众多已有徐志摩传记版本中一部有特色的传记。此外要指出的是，本年度在对近年来受冷落的一些作家的研究方面，也有了可喜的收获。马云的《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145)一书，将端木蕻良及其作品置于30年代长篇小说、乡土小说、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东北作家群、长篇历史小说等的比较之中加以研究，并对端木蕻良的创作个性进行了揭示和评析。刘增人的《王统照论》(146)一书，从文化背景、个性气质、民族感情、人际关系的角度，客观而细致地分析了王统照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的得与失，是研究王统照人品与文品的一部较系统的学术著作。
本年度，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研究中收获较大的是诗歌。骆寒超的《论中国新诗八十年来诗思路子的拓展和调控》(147)，从新诗历史发展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把握其基本的走向，提出了对新诗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陈旭光关于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的系列研究(148)、钟军红关于20世纪新诗批评的研究(149)、李蓉关于现代女性诗歌文体的研究(150)等，都是选择一个具体的切人点来对新诗进行整体性的观照，这使得对新诗发展历史的总结能够更为具体而深入。孙玉石和蓝棣之则不约而同地对新诗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承传关系作了具有历史感的思考(151)。此外，周云鹏的十四行诗体的研究(152)、普丽华的现代长篇叙事诗研究(153)、杨四平的现代讽刺诗的研究(154)等，虽都是着眼于新诗局部研究的细致耕耘，但又无不与现代诗歌整体性研究的突破相呼应。就单个诗人的研究而言，研究李金发、穆旦、戴望舒、穆木天四位诗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研究内容的分量上都超过了往年。其中谢冕的《李金发及其象征诗对中国现代诗的影响》(155)、龙泉明、汪云霞的《痛苦的灵魂——论穆旦40年代的诗歌创作》(156)、王文彬的《论戴望舒晚年的创作思想》(157)、罗振亚的《戴望舒诗歌的特质情思与传达策略》(158)、孙玉石的《穆木天：新诗先锋性的探索者》(159)等论文，都颇有深度或新意。
在小说研究方面，本年度成为热点的当推废名小说的研究。格非的《废名的意义》(160)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废名小说在文体、叙事方式上的多方面探索。刘勇的《废名小说的时间和空间》(161)则运用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从细节分析入手，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解读，通过发现和辨析废名小说在不同阶段的问题特征和叙事方式，来揭示废名小说的独特艺术内涵。吴晓东的《背着“语言的筏子”——废名小说〈桥〉的诗学解读》(162)通过对废名小说《桥》的精细入微的诗学研读，颇有深度地揭示了这篇小说的神奇魅力。
散文研究方面，王兆胜的现代散文随笔和纪游散文的研究值得注意。他的《论中国现代随笔散文的流变》(163)抓取典型的现代散文随笔作家，理出了现代随笔的整体发展线索。黄科安的专著《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164)，从“理论话语建构”、“文化类型剖析”、“散文诗学研究”、“文类考察”四个方面对散文的研究，“显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趋向：散文批评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描绘和追踪，而是在艺术和学理结合层面上，对于散文作家主体和他们的文本的深层介入”(165)。
戏剧研究一直是现代文学整体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社会科学辑刊》杂志本年度第1期以“百年话剧研究回顾与展望”专栏发表的一组有关戏剧研究的笔谈文章应予重视。董健在文中认为，百年话剧研究的回眸展望，应着重从找问题方面切入；他还明确提出，话剧研究要在现代意识、科学的戏剧学、戏剧史料学三方面进行补课。的确，这一年中除了几篇研究曹禺剧作的文章，如王列耀的《“罪”意识与中国现代戏剧悲剧观》(166)、刘艳的《曹禺：中国现代话剧的突破和超越》(167)等论文外，没有出现更有分量，能称得上突破的戏剧研究的成果。现代戏剧研究的深入，还有待来日。
上述仅仅是我们对21世纪元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匆匆一瞥，尽管可能挂一漏万，但我们还是感受到了世纪伊始良好的开端。这也使我们有理由期待来年的研究有更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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