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种是母体崇拜的体现。黑埃波罗赛、阿黑西尼摩、阿卜多莫等神是雌性无疑。葫芦神话是对神秘的母体生殖能力的崇拜。箭筒是女阴的象征，而‘伙头田’实际上就是子宫。‘雌燕’、‘布袋’、‘通天河中的水’、‘母狗’、‘又黑又窄的山洞’等，均与母体密切相联。彝族谷种神话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对母体的崇拜。”(68)
那木吉拉本年度发表的研究蒙古神话的多篇论文引人注目，如《蒙古神话与佛教文化关系研究综述》(69)、《蒙古神话和英雄史诗中的印度日蚀月蚀神话影响》(70)、《蒙古族神话中的腾格里形象初探》(71)、在《蒙古族北斗七星神话比较研究》(72)。讨论蒙古神话的还有索罕·格日勒图、斯林格《〈蒙古秘史〉所传“苍狼神话”与“阿阑豁阿神话”》(73)。
本年度，希腊神话重新引起学者们的特别关注，有关中、希神话比较的论文有：刘长《从中西神话之异看文学民族特色的历史渊源》(74)，李艳梅、白雪晖《中国古代神话与古希腊神话比较研究》(75)，陈秋红《远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希腊神话、希伯莱神话与中国神话之比较》(76)，潘世东《多维视野下的中国希腊神话之比较》(77)，潘世东、邱紫华《文化哲学视野下的中、希神话之比较》(78)，李艺《宙斯与盘古：中西创世神话之比较》(79)。专门研究希腊神话的有：赵林《希腊神话传说的文化背景初探》(80)，李湘云《〈荷马史诗〉——从神话走向理性》(81)，衡彩霞《希腊神话中人的自我意识探析》(82)，潘勇《论希腊神话的人本主义思想》(83)，纪琳《古希腊神话的人本精神及对西方文化的影响》(84)，王发德《谈希腊罗马神话对英美文学的影响》(85)，师华《古希腊神话与传说的价值认知》(86)、《古希腊神话与传说的审美价值认知》(87)，张金玲《浅议希腊神话永久性魅力》(88)，此外，林澜《五彩纷呈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世界》(89)讨论了如何欣赏希腊神话的问题。姜艳《源于希腊罗马神话的泛化神祗名称与典故》(90)试图通过例证扼要说明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词汇及西方文学的影响。进行中外神话比较研究的还有：赵炎秋《中西神话仙话比较研究》(91)，刘子敏《从新罗建国神话传说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92)，喻权中、张碧波《东北亚诸族创世与起源神话考原——兼与“东北亚的圣母柳花”说商榷》(93)，杨军《也谈高句丽柳花神话》(94)。张美蓉《父亲的故乡与母亲的故乡——日本神话与日本精神分析》则是中国学者专门讨论日本神话的论文(95)。顾海悦、曹燕、艾斐《〈圣经〉及印第安Acona部落中关于人类起源传说的跨文化研究》则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了圣经神话与印第安神话(96)。
本年度，讨论中国神话思想史和中国神话学史的论文有：张筠《孔子与司马迁神话观之比较》(97)、《从〈孔子世家〉对神话材料的处理看司马迁的历史观》。(98)
韩湖初《闻一多“盘古即伏羲”说难以动摇——兼评盘古神话由印度传入“已作结论”说》就近年神话学界流行的“盘古神话印度传入说”提出反驳，指出：“闻一多‘盘古即伏羲’说已为中华大地民俗学与考古学材料所证实，难以动摇。近年学术界有论者称盘古神话由印度传入‘已作结论’，是经不起检验的”(99)。李福清《从比较神话学角度看闻一多〈伏羲考〉》也肯定了闻一多的神话研究业绩，指出：“40年代初，闻一多以伏羲神话为中心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其研究特征：多参照古籍文献，也注重国外资料和活的民间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神话。并进一步指出：“从比较神话学角度看，伏羲是典型的文化英雄。文化英雄是较原始的神话人物，他为人类取火、制造各种文化物品，确定某些社会制度、礼仪等。”(100)
陈永香《人类学派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影响琐谈》指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现代神话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该文探讨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界对人类学派理论方法的介绍和运用及其在当代的余响，还分析了人类学派理论方法在中国神话研究实践中的得失”(101)。贺学君《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比较》对百年来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理论、方法、特长进行了历史梳理与比较，认为总体而言，呈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态势：早期，日本学界居于优势，很快，中国学界开始反影响；中期，交流受阻，双水分流；后期，中国学界形成全面强势。研究方法，各有所长，正可有效互补(102)。王孝廉《我的神话学历程》以个人回忆的形式讨论了一段中国神话学的学术史(103)，赵志忠《“尼山学”的出现与展开——纪念《尼山萨满》传说发表40周年》(104)和戈志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探索——评〈古帝传说与华夏文明〉》两文既是书评也是学术史的记录。(105)
本年度发表的神话学理论方面的论文亦有多篇。牛苏林《马克思论神话》指出：“神话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土壤，而且也是研究原始文化珍贵的‘范本’。马克思在人类文化学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神话进行了精辟的诠释：分析了神话的历史根源，揭示了神话的社会特质，阐明了神话与艺术的辨证关系，肯定了神话的文化价值，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史观”(106)。张晓平《文学意象的文化积淀与创造——兼评神话-原型批评》认为：“文学意象的创造不是孤立的，它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该文以“太阳”意象为例，分析了文学意象的蕴涵，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在创新过程中的转变，并从接受美学角度指出，读者的文化修养是影响文学意象理解的重要因素(107)。杨晓林《神话-原型批评刍议》指出：“神话-原型批评源于弗雷泽的人类学，由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奠基，得助于卡西尔的象征形式哲学，弗莱将其建成宏大的理论体系。它的系统性、宏观性和整体性优势，体现出跨历史、跨文化的宏阔视野和大家气度，在西方文论界，曾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批评三足鼎立。但忽视文本审美价值和作家的个性、跨文化研究的不彻底性则是神话-原型批评的阿基硫斯之踵”(108)。李克《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研究刍议》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的分析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经典之作。他把神话研究引入科学的轨道，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的一个尝试。在打破传统学术研究的历时性思维、拓宽人们的研究视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09)。叶舒宪《发现女性上帝——20世纪女性主义神话学》介绍了西方神话学界的最新进展。(110)
刘凤泉《论原始意识形态及神话的积极意义》认为：“原始意识形态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具有形象性、神秘性、幼稚性的基本特征。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有着深刻联系，而它们在发生原因、形象构成、对待命运的态度、反映人的本质力量和发挥社会作用诸方面又有着根本的区别。神话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完美性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给后世以巨大的影响”(111)。南振兴《文化中的神话积淀》指出：“神话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积淀，它不仅遗留于语言之中，也无形地控制着该民族文化的发展。对神话的研究程度和重视程度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社会人文研究的水平。神话形象在文化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112)。卢德平《论神话的交流模式》认为：“神话话语的神话性，典型地反映了与经验思维完全不同的神话思维模式。对神话话语的传播过程的探讨，是研究人类文明传承机制的重要一环。神话话语的交流或传播，只有放在人类一般交流方式的总体框架内加以考察，才有可能揭示其中的本质规律”(113)。何江胜《神话与科学》认为：“神话是人类形象思维的产物，涉及自然世界和人的主体世界，用形象的方式解释自然，表现人生，反映真实。科学依赖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以客观世界及其种种现象为研究对象，解释和探讨客观规律。两者都是人类生存有益的建造物，都在力图构建人类理想的客体和主体世界”(114)。高玉《神话作为文献材料和艺术起源实证材料的质疑》一文讨论了神话文本作为实证研究材料的可能性问题，指出：“如何确定远古文献材料以及所记载的历史的真实性有很多难题。神话具有它的历史和文学的价值，但它作为文献材料能否作为艺术起源研究的实证材料值得质疑。”(115)
神话与作家、作家文学的关系是本年度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话题之一，也有些学者运用神话学的理论分析了一些作家文学作品，如于立新《论神话与小说的源流关系》(116)，熊进萍《略论中西小说的神话意识》(117)，张华娟《中国神话中的原始生命观对古代小说的影响》(118)，丁胜民《莎剧人性的神魔二元神话原型》(119)，赵宁《普希金与希腊罗马神话》(120)，王殿娜《分析〈启示〉的神话原型》(121)，李湘云《〈琼斯皇〉的神话体系》(122)，蒋玉斌《论〈红楼梦〉的神话意识表现》(123)等。
在传说研究方面，本年度发表的论文有陈岗龙《蒙古族识宝传说研究》(124)，石硕《论藏族关于自身族源的三个传说及其价值》(125)，王立《南亚树木崇拜和佛经母题对于树神传说的触媒》(126)，林振礼《朱熹与狐仙怪异传说探索》(127)，党芳莉《吕洞宾传说的早期形态及其在宋元之际的拓展》(128)，那木吉拉《成吉思汗“纪念陵”传说考证》(129)，薛曦《从“救兄未救父”的传说看妈祖信仰在琉球的嬗变》(130)，陆晓芹《对智的礼赞与生的求索——梁祝故事的“壮化”看壮族文化的审美意蕴》(131)，吴桂华《满-通古斯语族民间文学的奇花异葩——赫哲族的伊玛堪与鄂温克族民间传说的比较》(132)，陈金文《试析一组与妇女纹面风俗有关的黎族传说》(133)，赵丽萍、骆成秀《凉州传说》(134)，马培汶《重庆传说时代文学初探》(135)等。
三、故事学的新进展
故事学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诸领域可与神话学比肩的另一大学科分支。本年度，故事学研究专家刘守华、顾希佳都有新的贡献，各发表了多篇故事研究论文，如：刘守华《兄弟分家与“狗耕田”——一个中国民间流行故事类型的文化解析》(136)，《一个多民族传承的故事类型之比较》(137)，《两姐妹与蛇丈夫——“蛇郎”故事的中华文化特色》(138)，《“离经叛道”的奇女子——“仙女救夫”型故事的内涵及其渊源》(139)。顾希佳《“斗阎王型”故事的比较研究》(140)，《多行不义必自毙——“夺妻败露型”故事解析》(141)，《“鬼母育儿”型故事的类型分析及其流变轨迹》(142)，《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神仙考验”型故事解析》(143)。
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对浙江省当代流传和出版的“狗耕田”故事类型的全部28个文本进行了共时性的比较研究，认为在一个类型下可以划分出若干类型变体，同时在同一类型中可以划分出中心母题、母题链等一些重要单元。该文通过具体分析，就类型、类型变体、母题等的性能和机制问题，作出了若干理论性的重要推断(144)。这是中国学者本年度在故事类型、母题研究方面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引起国际故事学界的重视。
类型研究已俨然成为近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故事的主要范式，有些故事类型的命名已经为学界所公认，如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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