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异同》(278)，邹浩《汉英谚语的表现力与思维方式及文化观念》(279)，温朔彬《实践里的智慧 生活中的哲理——试论汉语谚语的哲学思想》(280)，杨万娟《论谚语和它近邻的种属分界》(281)，刘新义《从一组有关言语的谚语看人类共同的言语观》(282)。
在其他民间语言形式的研究方面，有张天堡《中国民间反切语简论》(283)，莫道才《〈大招〉为战国时期楚地民间招魂词之原始记录说》(284)。
五、民间文学研究总论
本年度，总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论文有：俸俊馨《试论傣文对傣族民间文学繁荣发展的贡献》(285)，谷因《简论布依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286)，李晓丽《藏族韵文体民间文学中的民俗因素》(287)，毛巧晖《撒拉族民间文学中的民俗事象透视》(288)。
在民间文学史研究方面，本年度有吴海鸿《回族文学的萌芽——唐宋回族民间文学》(289)，陈许《美国民间文学述评》(290)。
在民间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方面，有曲杏春《论〈史记〉与民间文学的关系》(291)，肖振宇《论民间文学对〈史记〉取材的影响》(292)，刘中文《论刘勰的民间文学观》(293)，黎敏《郑振铎对民间文学诸体裁的研究》等。(294)刘守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认为：“以科学方法采录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活动兴起于‘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后将它纳入政府文化工作范围。八九十年代在全国普查基础上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使采录和研究工作形成热潮，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正走向成熟。开发利用民间文艺资源的美好前景和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危机均令人关注。”吕微《论学科范畴与现代性价值观——从〈白话文学史〉到〈中国民间文学史〉》指出：“学科对象的逐步明晰化既是学科自觉的标志，也是学术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价值倾向使用不同的价值范畴，学科历史由此而演进。现代知识逐步片面化和绝对化(学科分化)的过程只是现代理性建立自我权威的知识手段，现代理性反求诸己，就实现了其强加于人的统治。”(295)吕微还发表了《民间文学：现代中国民众的“道德-政治”反抗——欧达伟〈中国民众思想史论〉对〈定县秧歌选〉的研究之研究》(296)。此外还有陶阳《我与民间文学》(297)，过伟《岭南挖井五十冬——漫议民间文学、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发展轨迹与研究心态》(298)，过伟《论姜彬的区域民间文化研究》(299)，梁贤之《夏明翰与民间文学》(300)。刘锡诚《关于当前民间文艺的几点思考》指出：“中国民间文艺源远流长，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计划以及围绕着集成而开展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为标志，进入了‘后集成’时期，因此推动了神话学、史诗学、民间文艺学等领域的学科建设，前景看好。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人才流失、调整失衡等一系列隐忧，有待进一步加强。”(301)民间文学理论的总论和专论性文章，本年度只有陈金文《民间文艺审美论纲》(302)。
六、简短的评语
综观2001年中国大陆的民间文学界，从成果数量来说，神话研究仍然牢牢地稳居榜首，其次是故事研究、史诗研究、歌谣研究和谚语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传说研究和民间叙事诗研究由于数量很少，因此只有当笔者将其附着于相近的神话研究和史诗研究等名目下的时候，才能进入本文的分类评论，而学者们对于小戏、童话这两类民间文学体裁的关注就更是少得可怜。但是，尽管神话研究在数量上占尽优势，却并不表明其研究质量都是上乘之作；与故事学相比，无论理论思考的深广和严谨，还是运用分析模型的成熟程度，多数神话学研究都要稍逊于故事学研究。原因在于，故事学有其基本的(即经典的，尽管也是较为传统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技能如类型研究、母题研究的方法，而许多神话研究者在方法论方面的自觉程度则显然不足，一些学者在采用象征分析、现实还原等方法研究神话时，由于理论、方法不够周严，所得结论的任意性较强因而往往难以服人(那些得到人们赞许的神话学论著则往往是借用了更加规范的故事学的理论和方法)。由于神话研究更能发挥学者的主观阐释能力，因之这既是一个较容易进入的学术空间(论文数量多与此不无关系)，但也是一个最难取得真正学术进展的研究领域。
这里涉及到在学术写作的过程中“如何阐释”的问题。根据启蒙主义的知识观，以往我们总是坚持，即使人文学科也主要是对客观实在的认识(求真)，因此学术研究的成败应当全部从“认识论”方面找原因。但是如今，学界的看法已经大大改变，人们发现，学者关注哪些问题、如何分析，甚至结论，都与学者本人当下的存在状况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因此今天的学界更多地是从以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建构论”——赋予“实在”以意义的角度看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支持以上说法，本年度有10余篇研究古希腊神话及荷马史诗的论文发表，这么多学者、论著在同一年度关心同一论题(大多讨论古希腊人的人本理性精神)，在往年是不多见的(因为中国学者更多关注本土问题)，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学者主观的价值论关切对于论题选择甚至结论取向的内在影响。
但是，“存在”或“价值”渗透到学术的“理解”和“解释”当中是否就意味着学术可以“随意”——结论“怎么都行”，如同非理性知识学所断然裁定的那样?换句话说，在“赋予意义”的同时，“求真”还应否坚持?怎样坚持?还要不要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从而面对“过度阐释”的批评?在目前中国民间文学界特别是神话学界，这个问题是十分突出和严峻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做学问的态度问题，更是一个学术理论和方法的问题，还是一个学科传统的问题。笔者在此所谓的学科传统，主要是指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学术师承问题。由于目前民间文学专业呈萎缩之势，因而大量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出自本专业的研究人员，而是出自其他学科的学者以及非学院的民间学者的工作，由于这些学者中的许多人未曾受过专业技能的训练且其研究方向又主要受到个人兴趣的引导，因而其成果的专业水平和规范程度都会打一定折扣，反映到本《综述》中，读者就可发现，笔者所引论文多数都刊登在地方级的刊物上，在高层次的中央级刊物上，很少见到有关民间文学的研究论著发表(当然也与民间文学专业刊物不多有关，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和具有全国影响的《民俗研究》较多刊登民间文学学术论文外，目前并没有中央级的民间文学专业学术刊物)。学科传统的薄弱是导致大量“学术随意”的原因之一，因为在非专业的兴之所至的引导下，研究者首先考虑的不是继承学术传统，而是“截断众流”和自抒胸臆，从而生产了大量过眼云烟的意见，而不是可积累的知识，于是求新的良好愿望却事与愿违地导致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在民间文学学术传统萎缩的今日，我们该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办法之一是加强学术史的研究(包括编写各种文献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贺学君研究员与日本学者樱井龙彦在蔡大成、钟宗宪先前工作的基础上编写了《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但尚未在大陆出版)，从而为所有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民间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函授”的学术史课程，只有补上学术史这一课，庶几才有依赖众人之力(包括所有专业和非专业研究者)“挽狂澜于既倒”的可能。据说，一代宗师钟敬文老生前曾有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计划，惜未如愿，但可见老先生也早有这方面的考虑。学术史的知识无疑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术台阶，让我们能够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思考今后的学术之路该怎样走?走什么路?
在指出了目前学界存在的上述问题之后，当然还是应肯定2001年度民间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其中值得推荐的是周福岩对耿村故事集合文本的研究、刘守华对民间故事史的研究、陈岗龙和那木吉拉对蒙古族神话传说的研究、刘魁立对故事母题、类型的研究、万建中对叙事作品中禁忌主题的研究、钟年对民间文学当代讲述关系的研究、江帆对民间文学“表演空间”的研究，以及吕微对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
(1)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
(3)巴蜀书社2001年9月版。
(4)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版。
(6)博士论文，南京大学，2001年。
(7)博士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
(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9)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
(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11)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12)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3)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7月版。
(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15)民族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6)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
(17)学林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18)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2001年版。
(19)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0)青岛出版社2001年9月版。
(21)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
(22)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23)《江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4)《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
(25)《人文杂志》2001年第5期。
(26)《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7)《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28)《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29)《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0)《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31)《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32)《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3)《集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34)《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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