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悼词》作者为要“揭穿”关于鲁迅的“爱国主义神话”,指责道:“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为什么不能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这种指责,看起来义正词严,其实却暴露了作者既不了解中国革命,也不了解鲁迅思想,却硬要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的霸道作风。鲁迅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他反对赤膊上阵,提倡韧的战斗精神,这正是他深刻之处。而《悼词》作者却反而指责他并非真正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这岂不是颠倒是非,混淆正误?余秋雨“文革”中参加过写作班子,难道过去历史上的事也可以成为评价他今日作品的决定性依据?我们可以看到,酷评家们在评论名人名作时,似乎有着极大的“窥私癖”。

当代中国大众差不多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情结”,加之几千年的民族传统又使他们特别注重人伦道德,常怀有道德义愤,若能煽起大众这方面的情愫,便一定能赢得大众的心。所以酷评家们便翻箱倒柜,把一些名家的政治态度和生活作风展现出来,昔日文坛争斗的内幕乃至黑幕也给抖搂出来。批评家的正业主要是评价作品的得失。为了全面分析作品,当然要涉及作家生平和人生道路,但决不是为发掘别人隐私而去发掘。即使在分析所谓的“隐私”、“内幕”时,酷评家们也全然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他们常常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无视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作家提出非分的要求。《悼词》中指责钱钟书道:“钱钟书这样的人,他在‘文革’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他实行的是乌龟哲学,鸵鸟政策,他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正在发生的惨无人道的事情视而不见,强权之下,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人格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有什么资格做‘文化昆仑’?”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钱钟书能保持一个学者的清醒头脑,以沉默表示抗争,就已经不易。“文革”刚一结束,便有学术巨著《管锥编》问世,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人,总是历史地存在着。因此,必然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评估一个作家的贡献,主要应看他对前人发展了些什么,与同时代作家相比高出些什么,或者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独特之处,而不应苛求过去的作家没有达到今天的要求。在社会转型期间,酷评家们在传媒诱惑和市场压力的挤压下,为了引来大众的青睐而揭短、攻讦、讨伐、厮杀。出现这些情况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一方面,旧的评论话语和批评方法日见其绌,而新的有效方法和话语又未找到或不熟练,于是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减弱乃至“失语”的状况。而另一方面,大众传媒迅猛发展,亟需一些评论装点门面。这便有了媒体批评、广告评论等现象出现。

实际上,这背后晃动着金钱和人情的影子。那些企图一夜成名的无名小卒或已有一定名声又怕失落的中小名人,以“酷评”方式,说些刺耳的话语,引来社会的注意和同行的关注。实际上,所谓酷评是违背文学批评精神的,它并不能使文学批评有所长进,只能使酷评家们越来越处于尴尬的境地。而要摆脱困境,首先就是要走向客观化。酷评,其实就是忽视、抛弃、抹煞了文学批评不可缺少的客观性而主观性过度膨胀、肆意泛滥的批评。

文学批评不能完全仰仗于自己的经验和印象。读王朔对金庸的批评文章,知道他骂金庸是因为他读不下去金庸的作品,虽然下决心耐着性子读,也似乎没有读完金庸的任何一部武侠小说。在尚未认真阅读作品的情况下,张口就骂,是无视批评对象的客观性而主观性过度膨胀的批评。不去读作品,不去读懂作品,就妄加评议,这与真正的文学批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提倡客观化的文学批评不是否定文学批评活动中批评家自我的存在,不允许批评家在文学批评论著里拥有表达自己的主观愿望、情感、欲望的权利和空间,而是在恪守文学的社会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判断能力对文学现象,特别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符合文学实际的说明和阐释。文学批评的客观化需要符合文学实际的理论指导,承认和尊重文学自身的客观规律,承认和坚持文学作品的客观标准,面对作品的客观面貌,对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当前批评的文学性正受到伤害,文学被泛化了,泛化成了无边无际的“文化”或是别的什么。

一些批评家的眼里甚至没有了文本,或者是即使看到了文本,那也只是利用它来说自己的话。他们不是从内部发掘文学的审美性,而是从外部谈论社会、历史、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把文学研究推向广泛的社会文化问题,并往往将社会文本等同于文学文本。《悼词》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要找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一种伟岸的人格”,然而找来找去找到的却是一生都没有写过文学作品,或者偶尔写过一点文学作品的人。这又怎么能称得上“文学大师”呢?显然,《悼词》批评的重点不在文学性上,而是在政治伦理上,同时兼及个人道德。贾平凹无非写了本《废都》,酷评家用得着指着人家说“纵万般风情,肾亏依然”?谁考证过庄之蝶就是贾平凹?作品中的人物是作者的原封不动的翻版?酷评家们只宜去分析作品的得失,而不应该拿作者的私生活乃至隐私来招徕顾客。

酷评家们尽管他们手中挥舞的是新式武器,而脑子里却装着许多旧意识。比如,那种“横扫一切”的架势,那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调门,强词夺理、乱加人罪的手法,要人死而不要人活的残酷无情,与理性精神相去甚远。甚至使人想起“文革”时的做法,是绝不应该视而不见的。酷评家们对于文学并非抱有建设性态度,并不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积累和建构。当下的酷评,无非是在制造一些“文字垃圾”。企图靠骂人、揭短来引起关注,这似乎才是酷评的真正用意所在。

[1] 《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载《芙蓉》,1999年第6期。

[2]作者朱大可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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