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文学的审美价值创造包含着两个密切相关的层面：其一是感性现实的层面。对文学作品而言，就是那些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和想像的因素——形象、意象、情节、词语、音韵，即形成作品的感性外观的种种成分。这些具体可感的因素，无疑能够引起人的美感享受而激发精神性的愉悦。因此，文学作品有着与语言艺术的性质相吻合的感性价值。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它可描绘形象，叙述事件，传达感情。从文学运用语言媒介来建构作品，赋予作品以感性生命的角度讲，作品的感性价值是依靠形式来实现的。所以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感性现实的层面，也可称之为形式价值或符号价值。其二是“内涵的价值”或“内容的价值”。语言是由词、句子组成的，词与句子都含有意义。文学作品正是由这些携带意义的词与句子的组织、结构，建造了它要表现的事物。词与句子经过作家审美整合，不仅保留了它们的意义，而且按照“整体大于部分”的观点来看，它们在建造了作家的艺术世界（被表现的事物）之后，就极大地丰富、扩展了原来的意义，还会产生新的意义。比如，人们所熟知的“午夜江声推月上”这句诗中的每个字、词都有它们的本义，但是，当诗人凝聚成一个完整的诗句后，却产生了全新的意义，传达了诗人对于对象的特殊感受：月亮贴着水面升起，仿佛是江水的波涛声把它推上中天。一句诗是如此，一部作品就更是如此了，并且要复杂得多。这说明，在形式—符号的背后，还潜藏着意义。作品的内涵价值就在意义之中。美学家杜夫海纳曾说：价值“存在于对象的存在之中，特别是存在于赋予它以形式与风格的东西之中，也就是存在于给它以活力的意义之中”。[1](P27)列·斯托洛维奇也指出：“所有研究价值问题的哲学家，不管怎样都通过‘意义’的概念来确定价值范畴。”[2]文学作品具有形式—符号价值，更具有内涵价值，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是，真正决定一部作品价值的大小、高低与优劣的主要因素，是其“内涵价值”，尤其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是杰作就更是如此。杜夫海纳如下的话，表明了美学家、批评家对“内涵价值”的重视：“要区分各种审美价值，即使使它们无限地分离，也要从形式走向内容，要仔细地考虑每个特殊本质，也就是回到每个审美对象所提出的意义上来。”[1](P25)

    可见，文学批评对多维价值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应把阐释与评价指向意义，即指向文学所探寻和表现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引导读者积极向上，不断提升人生境界，发挥文学批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其次，当代文学批评在形成多重价值选择的运作机制中，越来越显现出一个共同的基本价值取向，即从多种形态的艺术美中突出崇高美的意义，从多种审美价值的认同与评价中突出具有崇高品位的审美价值，以此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了文学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从而也就昭示了文学的价值是一种关乎人的生命、意义的价值。文学的价值首先是主体精神需要的价值，然而，人的精神活动又是同其现实生存的实践活动密切联系，双向互动的。这样，对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也许就不能仅仅从精神需要方面，还应当从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发展方面来理解。根据现实人生的多方面发展需求，文学也许可以说有两重主要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

    其一是补偿、调适的价值取向与功能。所谓“补偿”是指对人生缺憾（缺乏或失落了某些东西）的某种弥补和偿还。从人的生存发展愿望来说，没有谁不追求人生的充实和生活的圆满，然而现实人生本身却往往难以尽如人意，构成了这样或那样的缺憾。这些人生缺憾在现实活动中得不到补偿，那么，就往往导向在精神上，并在文学中以审美超越的方式实现补偿。所谓“调适”，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到某些打击、挫折和压迫，心理失去平衡，这样就需要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使之适应于现实的生存发展。这时，文学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节方式，发挥其调适功能。总的来说，补偿调适主要在于寻求心理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审美世界是人的不安灵魂的栖息之所。

    其二是建构、激发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建构”与“补偿”相适应，是对更高尚完美人格、更健康完美心理、更富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塑造；而“激发”与“调适”相对应，则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变革现实的意志和情感力量的主动呼唤与激励。正常的人都有向美向善的天性，有美化生活、丰富人生、完善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愿望，虽然这种愿望要求在现实中的实现有种种局限，却可以转化为文学审美活动中的积极追求。它一方面表现为主体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出发，对健全、高尚、理想的人格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合理的人生生活肯定性的塑造描写，从普罗米修斯式的崇高人格到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从简·爱的生命意志到安娜的人性追求，从高尔基的雨中海燕到郭沫若的火中凤凰，直至当代文学中的乔光朴、陆文婷等人格类型，都具有强烈的激发人、提升人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对异化心态、扭曲了的灵魂及一切违反人性的事物、不合理的人生生活的否定性描写和批判，从鲁迅笔下阿Q式的病态人格到现代主义中写到的种种人性异化现象，都是在否定性的描写中唤起、激发人们对自身和社会的反思，让人警惕自身的异化，超越自身的局限，去建构健全的心理、人格，去追求合理的人生生活。

    文学的这两重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在层次、品位上显然有比较消极和比较积极的区分，但应该说都与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相联系。众所周知，人生有两个基本向度：生存指向现在，发展指向未来。立足于现实生存，人们面对的现实和自我也许将永远是不完善的，生活往往有波折，人生难免会有缺憾，心灵也时常可能发生倾斜，因而精神上以文学审美方式实现的补偿调适也许是永远不可或缺的；而着眼于未来发展，自我有无限的超越性，精神人格也有无限的可塑性，人生更有无限的发展前景，具有生命活力和自强意识的主体永远不会放弃对健全人格和完美人生的追求，这种自觉追求在精神方面就往往转化为文学审美活动的建构与激发，并最终影响人的现实生存与发展，因此，文学的这两种取向和功能，都各有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从中外文学理论批评史看，有不同理论倾向的美学家、文论家的价值选择是各有偏重的。比如，那些把文学活动和个体的生存意义相联系的人们，往往比较偏重于文学的补偿调适功能，如康德、席勒、尼采、叔本华和王国维等；而那些把文学活动和社会变革、人的解放与发展相联系的人们，则往往比较重视文学的建构激发功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鲁迅，都把这种取向视为文论家、批评家的主导取向。

    针对当今一些人把文学的审美世界看做一个与现实世界隔绝的封闭的精神避难所，从而把文学审美活动当做逃离现实、退回内心的方式，而陶醉于自娱自恋的狭小空间的现象，我们的文学批评在认同这两重基本价值取向时，尤其要区分补偿、调适价值中的不同层次和品位，使那些健康、向上的精神价值在人们的补偿调适中得以升华；同时，还要从建构、激发的价值中，区分不同形态和层级的崇高美，展示其丰富多样而统一的价值内涵，为丰富和满足大众的精神需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个性，塑造崇高的国人灵魂，发挥其积极引导作用。

    三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在构建多维的价值功能系统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有机统一的最高标准与方法，因此，就能避免那种把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的理论偏颇。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西方文论新潮的影响，有的人视历史观点的批评为“外部研究”、美学观点的批评为“内部研究”，以致在割裂两者的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提出所谓“回到文学自身”、“回到审美自身”而排除“历史观点”的主张，并在批评实践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当代文学批评正是在克服种种片面性的观点中，进一步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运用于文学批评，所倡导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的最高标准与方法是作为深入解释文学现象的指导线索，而不是可以到处乱贴的标签。那种不对具体文学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将文学事实宰割得适合“标签”的做法以及机械地硬性从文学作品中去寻找经济的决定因素的做法，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在晚年看到了这种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倾向，并在《致康·施米特》中严正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3]唯物史观作为文学批评的指南，就是为批评家的批评运作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发点：解释文学这种精神生产，不应停留于寻找和说明其精神方面的动机，必须进一步追溯隐藏在这些动机后面的历史动因。同时，对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解释、评价，也不可能直接从物质经济基础推论，而必须深入到历史过程、生活过程中去，从而发现物质存在条件是如何经过政治、哲学、宗教、心理等等中间环节的折射，反映到作家头脑和文学中去的。可见，唯物史观指导下所进行的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是最能科学地阐释文学的本质规律、体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的批评，决非教条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批评。

    正因为“美学的历史的”批评观点能充分涵容和阐释人类复杂多态的文学现象，因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实践必然要赋予这个最高标准与方法以新的内涵，从而要求当代批评家以更自觉的美学意识和深广的历史意识的融合，去梳理、辨析多维度的批评模式，形成综合、互补的批评体系，展现“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开放性与整合力。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内在”批评的模式冲击、质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时，由于不少文论家、批评家自觉地把多维的批评世界纳入“美学的历史的”总体批评标准与方法中评析，因而既看到“内在”批评视角与方法同“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与方法的悖立，更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包容和互补、共存的可能性。这样，就把两者之间的特点与局限置于文学批评系统中加以定位和确证，从而避免了非此即彼的理论偏颇，并使人们在多维批评模式的对话中更准确地认识到，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虽不能穷尽文学的全部奥秘，不能代替其他观察、评价文学的角度，但它毕竟是一个恰当地透视文学活动的窗口。如果否定了这种批评模式，就必然割裂文学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内在统一，导致文学的审美本质与社会本质的分离。但如果夸大这种批评模式的适应对象与范围，就会拒斥其他批评视角与方法，架空了自身的阐释和评价功能。各种“内在批评”模式的出现，虽然凸现了“美学的观点”，强化了对文学的个体性、独创性、艺术性，即文学的审美本质的阐释，但由于切断了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世界的联系，“内在”批评模式就会走向纯审美、纯形式的歧途。实践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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