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尾声，发生于1923年的“科玄论战”（亦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或迳谓“人生观”论战）近年来被学术界重新发掘出来加以再研究。围绕着这场论战的时代背景与具体经过，以及论战双方的各自思想渊源乃至分别陷入的误区，时下诸贤已不乏论述。然惜乎视野之拘囿逼仄，大多阐释往往仅限于论战本身所牵涉的纯粹哲学范畴（如“自由与必然”）展开，至于对参战双方知识论基础的解析则在很大程度上付之阙如，更未能联系透视到其在政治哲学畛域内的深远影响。故此笔者不揣谫陋，拟引入哈耶克关于“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理论架构，来厘清中国自由主义在知识论上误入的歧途，并探讨其对实际政治走向所产生的潜在驱动。
一
诚如有论者指出，这场论争的焦点核心正在于所谓“自由意志”问题，“玄学派”主将张君劢当时就曾精辟透彻地概括道：“此二十万言之争论……若去其外壳，而究其精核，可以一言蔽之，曰自由意志是矣！”（1）后来瞿秋白也代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这场论战作出总结，认为“‘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别的都是枝节。”（2）毋庸讳言，这个由被贬损为“玄学鬼”的张君劢所率先提出的问题具有着相当的思辨性与深刻性，“因为从来没有一个问题象意志自由这个问题这样费脑筋，这样难于断然地加以肯定或否定。”（3）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径直揭橥了启蒙所亟须答复的首要问题，正如启蒙运动始作俑者陈独秀亦曾一语道破的那样，“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4）。确实，在理性自觉的启蒙精神上，“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首先讨论理智与感情的关系”。（5）
面对着这桩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公案，玄学派与科学派所操持的基本论调和终审判定是大相径庭、截然两橛的，并由此构成了论战的主体内容。概而言之，玄学派引一战后西方哲学之转向为奥援，来竭力论证“欧洲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并在承认“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不争事实后，继而强调“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6），认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7）梁启超就曾举例说，“请你科学家把‘美’来分析研究，什么线，什么光，什么韵，什么调……任凭你说得如何文理密密，可有一点儿搔到痒处吗？至于‘爱’那更‘玄之又玄’了，假令有两位青年男女相约为‘科学的恋爱’，岂不令人喷饭？……推而上之，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释迦割臂饲鹰，基督钉十字架替人赎罪。他们对于一切众生之爱，正与恋人之对于所欢同一性质，我们想用什么经验什么轨范去测算他的所以然之故，真是痴人说梦。”（8）其深层缘由，乃在于“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9），正所谓“往往有理智的判断上，以为极不可能的事，而靠着意志的力量，竞可以实现。……而任何难事，意志力强者往往可以通过。”（10）
而与此相反，由于“启蒙运动的另一方面是近代科学的兴起”（11），因此一旦当“赛先生”的形象因遭遇玄学派的挑战与攻击而有所黯淡时，以启蒙为职志的科学派人士自然纷起而为“科学万能”、“科学至上”辩护，捍卫科学的尊严。他们针锋相对地就“一战”话题，力图洗刷开脱玄学派对科学“务外逐物”的罪名指控，恢复还原其“纯洁高尚”之面目。（12）经由对其言论的脉络梳理，我们另外还可发现，科学派并未满足停留于单纯防御固守的辩诬层次上，而是迅即转入了对玄学派所暴露出来的理论罅漏发起全面反攻的阶段。在此逐步收复失地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环境、教育诸因素对人的精神现象的决定作用，来证明所谓“自由意志”纯属子虚乌有；而且还直接将人生观化约成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认定“（科学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13），由此讥讽张君劢的玄学虽然玄而又玄、千变万化，但终究逃不出科学先生的手掌心，从而颇为自信地预言：“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14）
由上述两军对垒、言辞激烈的相互论辩显而易见，对“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这一问题，玄学派与科学派分别作出了否定与肯定的回答。那么双方为何会形成如此颉颃扌干格的歧异冲突呢？目前论者大多从思想根源的角度切入，将论战双方的理论武器与唯意志论和唯科学主义一一对应起来。应当承认，这一视角的开辟具有颇为深邃的发掘价值，其中关于“唯科学主义”的概括尤为精当。（15）然而笔者以为将玄学派的哲学基础归结为唯意志论，尚不足以完全凸显其所持的全部观点。
揆诸美国学者P.泰勒的定义，唯意志论的中心思想在哲学上，“是指意志对于理智或理性来说，乃是处于优先或优越的地位。更概括而言，唯意志学说就是用意志这个概念去解释经验与自然的各方面的问题；或者就象某些古老的哲学所主张的那样，用激情、欲望、愿望或自然倾向这些概念去解释经验与自然的各种问题。”（16）而在这场论战中，玄学派虽然也往往将情感视为生活“原动力”（17），但是他们所论更主要的则是突出了科学理性的局限性，如梁启超就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18）而与此旨趣大异，科学派则大力标榜与弘扬科学理性的作用和地位，甚至将之提升置于万物主宰的宗教高度，陈独秀就曾号召“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19）由此可见，论战双方并未过多涉及“理智与情感”究竟何者为本源的这一本体论问题，而着重争辩的关键乃在于理性所适用的范围以及程度。职是之故，笔者认为，诚然玄学派在很大程度上不无唯意志论的色彩，但倘若以此来作为其所有立论之表征，则未尽恰当；况且无论是从词义抑或内容来看，唯意志论与唯科学主义由于“所指”各异，其实并不构成直接的正面对抗。基于上述的考辨分析，如果仍拘泥纠缠于“唯意志论”这一角度，即使再用力切入，也是枉费心机、徒劳无功，难以揭示论战双方之所以产生对立的嚆矢所在。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关于“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区分，为我们提供了继续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的理论架构与全新视角。
二
所谓“建构论唯理主义”，是指那种立基于每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为和个人生而具有智识与善的假设、极端颂扬人的理性能力、确信人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即达到全知的“全知论”（20）；而所谓“进化论理性主义”则是指那种认为人的理性能力有其限度、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甚至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处于“无知之幕”原初状态的“无知论”（21）两厢对勘，不难看出，以上二者适足构成“科玄论战”中参战双方的知识论基础。（22）
面临这一对知识论范畴，究竟该做何种取舍？哈耶克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将夸大人类心智的“建构论唯理主义”视作是一种盲目乐观的、易于导致“致命的自负”的“不幸的观念”，强调指出“在社会领域中，却往往是那些并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采取科学家那种强调已知之物的取向，很可能会导致极具误导性的结果。”（23）哈耶克不仅指斥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虚妄，而且断言，“建构论唯理主义”最终必然会适得其反地导向非理性主义乃至反理性主义。由是他坚决反对这种对理性的滥用，包括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误用到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的做法（24），而倾向于对理性的作用持一种审慎估计的态度，亦即“进化论理性主义”（25）。
平心而论，哈耶克这一堪称经典的见解是十分敏锐且极具洞察力的，他对“科学主义”之偏颇的批判也是极为到位和中肯的。以此来观照“科玄论战”，科学派为了把玄学派彻底驱逐出舆论界，并使大家相信科学的法力无边，遂将科学诉诸于一种不容评判、不容质疑的宗教境界，以“赛菩萨”取代了“赛先生”，甚至不惮以“科学神”自居，从而忽略了科学本身的开放性和发展性要求，这恰恰是与理性精神是相悖的。胡适等人一方面提倡存疑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告诫人们不要轻信奉行所谓“天经地义、金科玉律”的教条；可是另一方面自己却深陷于其中而不自知。这种以科学理性始、却以反理性主义终的“始料未及”的思想悲剧，以及那种“通过对方法的崇拜导致了方法论的形而上学，与此相异的精神活动却被讥讽为‘非科学’的”（26）的颟顸妄断，或许均不得不归咎于其在知识论上的混淆不清乃至自我反思的极度匮乏。
“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谬误不仅体现在知识论上，而且还深刻地反映于其对实际政治走向的影响。“建构论唯理主义”断定：科学是确定具体知识的唯一方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将使得我们能够了解与掌握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而且这些知识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被合理地配置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这种知识论的预设在政治哲学上就意味着一些人（少数政治天才）凭藉自己的理性秉赋有可能完全克服无知，最终达到全知全能，发现唯一正确的“终极真理”，并足以知道且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型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从而能够巨细无遗地设计建构出一整套理想的社会秩序来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加以干预性规范；在这样的社会中，大多数成员只须信奉服膺、顺从遵循这些“终极真理”而无需进行自由的探索与选择。
以上“建构论唯理主义”所描绘的社会政治状况似乎充满了理性与有序，不失为一幅美好的蓝图范本，但在哈耶克看来，这却无疑地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与自由主义的追求目标是根本背道而驰的（27）；相反地，“进化论理性主义”则认为人的理性能力有其限度与底线，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达到全知，而这恰恰为个人的自由选择留下了空间。于是他写道：“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如果存在着无所不知的人，如果我们不仅能知道所有影响实现我们当下希望的因素，而且还能够知道所有影响我们未来需求和欲望的因素，那么主张自由亦就无甚意义了。”（28）所以，“个人主义者的论断的真正基础是，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知道谁知道得最清楚；并且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一个社会过程使得每个人在其中都能够尝试和发现他能够做的事情。”（29）对这个庶几可谓是构成其自由主义体系理论基石的观点，哈耶克始终笃志不移，而且在1962年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我在晚近的一部著作中力图表明，个人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的终极原因，乃是人们对于大多数决定所有其他人的行为的情势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无知，而这些其他人的行为则是我们得以不断从中获得助益的渊源。”（30）
由是返观“科玄论战”，科学派从“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知识论基础出发，尽管或许根本是出于无意识或不自觉，但却不妨碍其必然演绎出将知识与真理的垄断特权交予少数天才型人物的主张，“因为智慧高一分，识见要高一丈，常人无论如何努力都赶他不上。”（31）按照这一逻辑推论下去，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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