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历史的物质条件

以前的人相信历史的循环，现在的人相信进步，这是一种
对历史的想象投射……历史的想象要透过一定的「物质」条
件建立起来。博物馆、记录片、史籍、地图、小说和电影
在在地承载历史，又被历史想象规约着（梁文道，8）

一九九七年六、七月间的「回归」前后，香港的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题为「九七博物馆：历史、社群、个人」的展览，分别以图像、文字、对象、录像和装置艺术等各项媒体，书写、记录和想象香港一百五十三年的殖民地历史，意图以香港本土的生活记忆与文化想象，抗衡官方属于大中华民族性的历史叙述；1上面引述的一段话，便是梁文道为这个展览写在场刊上的前言。梁文道的论述，带出两个重点：历史具有想象性的成分，而同时它又是存在于物质的建构之中。历史的存在，是基于人为书写的结果，书写的结果，是遗留下大量的物质记录和证明──无论书写的方法是文字还是图画，无论留下的记录是书本还是影像；但反过来，这些在时间历程中不断遗留下来的物质记录，又会不断成为历史延续性书写的材料，而在这种循环再造的关系中，历史的书写和阅读，便是依靠人类想象力的串连、再现和建构。因此，历史是想象性的，它的想象性是它真实的基础，而它的物质存在，是其内容的承载与规范；换句话说，历史不同的物质形态，开展了不同的想象性空间，例如梁文道指出的博物馆、记录片、史籍、地图和小说等，这种种不同的物质存在，因应其各自的物质条件和特性，以及曾被赋予的书写痕迹，便会展开了不同的历史诠释和意义。当人们汲汲于追寻自身的历史意义时，不过是为了要在时间里寻找线性的叙述、在空间里寻找横切的探索，以及在这当中的个人位置，这种在历史时空里寻找个人立足点的做法，便是「文化身分」的议题了。

早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五年间，西西在她的连载小说《我城》里，已经指出香港是一个祇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143）。西西的话语，牵引的是有关香港的文化身分问题，所谓祇有「城籍」而无「国籍」，一方面反映香港「大都会」的（cosmopolitan）形态和性格，另一方面则隐喻了香港在「九七问题」涌现之前、及「九七回归」莅临前后，政治及文化认同上的困境。对于一个祇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到底该如何重塑它的身分内容、历史发展的渊源与轨迹？这篇论文，目的就是要在这种文化身分的认同危机与历史想象的意义上，讨论两本写于九十年代的香港作品：西西的长篇小说《飞毡》及董启章的《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前者以童话的书写方式与寓言的结构，重塑香港自世纪初开始百多年以来的社会图像，后者则借用对地图的阅读和考察，编写个人的历史想象。借用梁文道的话语，作为「历史」的物质建构，如地图、小说，本文的重点是要探索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如何在历史书写的循环关系里，建构香港的文化身分。

（2）「文化身分」的定义
何谓「文化身分」（cultural identity）？根据曼纽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的论着《身分的权力》（The  Power of Identity）的解释，「身分」（identity）是一种社会角色，指向人的生存意义与生活经验的来源，是个体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逐渐达至的集体认同（6-7）。凯瑟琳．伍德沃德（Kathryn Woodward）认为，「身分」的界定，来源于多种复数的组合，包括国族的、种族的、阶级的、社群的和性别的，而每个人总又会常常在这些复合的身分角色间挣扎、磋商或妥协（7）。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他著名的论文〈文化身分与放逐〉（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之中，更直接界分「文化身分」的两个层面──首先，他认为「身分」是一项通过建构而来的产物，并非天然而生，而是经由历史、文化、社会、哲学的发展和沉淀而来的结果，是人为的思维，非自然的现象；其次，「身分」的建构，永远存在于进行的过程中，而不是静止的，换言之，「身分」的含义，存在于不断的递变与构筑中──基于这两个前提，霍尔指出「文化身分」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单向性和寻找共同性的，一是异质性和寻找变化转移的；前者建基于对共同社群的认同，例如同属于一个种族的、性别的或社会阶层的，或共同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人，都会合而为一，组成一个团体式的文化身分内容，这些人在同一个文化身分的卷标下，共同分享共有的历史、宗教仪式、社会及道德规律，这种文化身分的确订，基于「同一」（oneness）的原则，强调「本质」（the essence）(223)，例如中国人、黑人种族的国族认同，或基督教徒的社群界分等，都属此类，属于「本质性的身分」（essential identity）（225）。

至于第二类型的「文化身分」，霍尔认为是建基于「位置」的安放与定位（positioning），强调「异质」（difference），在寻求身分建构的过程上，着重的不是单一的社群或国族认同，也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身分规律，而是人类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特性；这种「文化身分」是复数的（cultural identities）组合，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重的文化身分（224）；譬如说，一个黑人女性，站在种族的立场上，她是黑人或有色人种（相对于白人），站在性别的位置上，她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站在家庭和工作的岗位上，她可以是女儿、妻子、母亲或职业妇女。由此可见，「文化身分」是相对性的，众多的异质性结合之下，形成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身分内涵（例如职业妇女与家庭角色无法的调协，黑人女性在白人男权社会双重的歧视）。这种身分的建构，比原先的那一种更要充满各样变动的可能，甚至可以说，这种文化身分恒常地处于更改、移位、涂抹、增删或重塑的过程之中，唯其如此，才可通过异质的碰撞，突显身分多项层次的意义。

霍尔的论述，取向于第二类型「文化身分」的定义，当中值得注意的重点有三：第一，「身分」是经由文化塑造和建构出来的（culturally produced and constructed），而不是天然的生成（not given by nature）；第二，文化身分是相对性的，端赖是站在哪个位置来作出界定；第三，文化身分是恒常地处于浮移、变动、再造循环的过程中，因应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而蜕变。从这三个角度去看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是相当有趣的──八十年代中期升现于香港的「九七问题」，为这个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及政治震动，在前途争议、移民潮、中国大陆与英国政府此起彼落的政制骂战中，香港人开始积极思考自身的历史与个人的身分问题，从八十年代后期至「九七回归」之间的过渡时期里，重写香港历史、重构香港人的文化身分，成为香港文化、文学上两个重要的议题。结合先前提及「历史的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的问题，《飞毡》与《地图集》，正是透过「重写历史」（rewriting history）的方案，以小说的艺术形式再造香港「文化身分」的内容，无论是西西的寓言构想，还是董启章的地图考据，这两部作品再现的，是一趟故事的演述、历史的想象，祇是这些演述和想象，及其对文化身分的理解和思考，都是建基于香港「九七问题」特有的历史因缘下，甚至可以说，是「九七问题」的历史议案，激发起香港作家对「文化身分」的探索。

（二）《飞毡》的「地域性」与「乌托邦」色彩
西西的《飞毡》，写于一九九五年，是她从过去的短篇作品〈肥土镇的故事〉（一九八二）发展出来的长篇小说，故事以花氏家族兴衰的过程为轴心，展现香港开埠初期至九十年代止百多年的历史风貌。全书分为三卷，卷一叙述香港开埠至四十年代的社会变迁，其中包括中西贸易与文化的交接、香港电影的萌芽（一九一三年《庄子试妻》上映）、平民生活的保守风气与手工业运作的情况；卷二写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时代景观，当中涉及本地政治及经济的转型、政府公共房屋及教育政策的厘定与施行、国共内战及中共政权成立后的难民潮、李郑屋村古墓的发掘等事件；卷三是有关香港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形态，包括「九七问题」的侧写、文化身分的争议、信息与媒介社会高度的发展等。作为长篇的历史重构，西西的《飞毡》以神话和寓言的格局，配合魔幻写实主义（Magical Realism）的手法，虚实相融，以一个家族的兴衰、变化与更生作线性的串连，书写香港殖民地的世俗生活史，而在这个历史重构的过程里，小说呈示的是一个「本位主义」和「本土意识」的取向。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讨论「本土主义」（Localism）、「全球主义」（Globalism）及「文化身分」的关系时指出，「文化身分」的追认乃建立于对「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归属，而在追认的过程中，「本土性」（locality）与「本土主义」（localism）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影响因子，那是说，个体或社群的认同建基于他／她们对某一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牵引和发展而来的血缘、生活模式、日常经验等归属性（102-103）；换言之，当一群人聚居于某个「空间」，在「时间」的进程上逐断建立或沉淀彼此共有的社会习俗、法律条文、文化历史的记忆、情感与情绪上的认同等，这个「空间」便会转移为一个「地方」，一个住着一群享有社会共识的人，这就是费瑟斯通论述的要点：透过人群日常的接触，便可把一个自然的空间转化而成一个（人为的）地方。2同样地，《飞毡》的历史构想，便是这种以「地域」作为伸展的本土土意识，说得实在一点，西西在《飞毡》里力图建构的，是一个「地方」或一个「城市」的从无到有──从历史的「无」到「有」、从文化身分的「无」到「有」，以达至无何有之乡的「乌托邦」（Utopia）的境界。正如费瑟斯通一再强调的，一个地域性社群的建立，源于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都市化」（urbanization）与「制度化」（bureaucratization）的进程（104）；而西西在《飞毡》中着墨最多的，也是香港在过去百多年殖民历史中，所经历的「西化」（westernization）及「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状况。说到底，《飞毡》讲述的是花氏家族及围绕花氏家族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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