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充满挣扎、矛盾与权力斗争的游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讨论「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的时候指出，人口普查（census）、地图（map）和博物馆（museum），是三项最能体现殖民者权力和想象的机制（163-164）。安德森甚至进一步指出，在历史上，尤其是殖民时期，地图的绘制，一方面宣示了殖民者对领土的管治权，同时又彰显了侵略者对殖民他人的空间性想象（164 ），地图与权力（power）是互相联盟的（173）。对安德森来说，「地图」是一个富于象征性的符号，用以「规划」王者的版图，而这版图，所论是实践性的还是想象性的，都是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体现，而权力体现的结果，是土地、人口、资源的拥有。董启章的〈想象之版图──写在《地图集》之后〉说得更明白清晰，他认为「地图是多么虚妄，但又是多么的具体而实在地塑造着我们对空间／版图和时间／历史的想象」，首先，地图是「一种符号的运作，它和领土的观念是不能分割的，它「并不是客观事实的证据，也不单是记录领土划分的工具；地图的绘制本身就是把土地领属化的行为」，因为地图「在一开始就是统治者权力实践的有效方式。」董启章这种对地图与权力关系的理解，体现于他的《地图集》之中。《地图集》是一本难于界定文类的作品，尽管书的副题标明是「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但这绝对不是一个考古学的报告文体，更何况副标题上已呈现一种矛盾不协调的对立关系：「考古学」讲求的是实地的发现、实物的发掘、实证的考察，试问这又如何可以发生在一个「想象的城市」身上？同时，一个「想象的城市」是子虚乌有的，试问又从何考古呢？从这个矛盾并立的标题看来，《地图集》是一本虚实相间、真假互混，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之间，重构香港历史的故事。正如董启章所言，地图是一种想象，体现的是权力的分布与伸展，那么，《地图集》一书的撰写，也是从地图的想象出发，在展开一幅一幅过去或存或殁的地图之余，重新再现香港殖民地历史的风貌。
《地图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篇」利用各种地图学的理论，重构香港的地理位置，并从阅读一些十九世纪的地图，寻求理解「香港」是怎样被塑造存在的；第二部分「城市篇」，通过各类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再现香港的城市结构，例如以西方神话中「半人马」（the centaur）半人半马的体态，阐释香港中区街道名称中西混杂的特性；第三分「街道篇」，从街道名称源流的追寻与考据，勾划香港空间的「殖民性」（coloniality），以及当中的民风民情，例如〈雪厂街〉，写这条街道如何因美国输入天然冰块以供居港洋人消暑和冷藏食物之用而命名，或如〈爱秩序街〉，写这个地方如何因城市的填海工程而消失等；第四部分「符号篇」，纳入文化分析的角度，尝试想象香港目前及未来发展的蓝图，例如〈赤蜡角空港〉把香港新机场设想为千禧年之后人们逃避灾难的管道。在《地图集》全书合共五十一篇文字叙述中，董启章反复强调的是地图的历史想象与文化身分的建构、地图对空间的诠释及其虚构性质、街道的命名如何成为殖民权力与本土文化角力的场所等等议题。
董启章在他的〈想象之版图〉说：
对香港这个经历了割让、租借和回归的地方来说，地图的物质交换性尤其显著。当年道光皇帝以「土名裙带路之处」为荒岛不毛之地，双手奉送变夷，固然以地图的规划为协议的一部分，今天香港「回归」中国，地图的标识亦随之改为「特别行政区」。国界和主权的推移，莫不需要通过「准确」而「科学」的地图绘制加以确立。作为英国殖民地产物的香港地图，亦将成为历史论述随意挪用的符号和物质材料。
董启章这段话，可看作是阅读《地图集》的补充论述，因为它说出了地图与香港殖民地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权的易主、移交及再收回，端赖地图的改制来确立，诚如安德森所言，殖民权力的取舍、伸缩，犹如绘图者在地图上任意或刻意的着色（coloring），或如殖民者在参予拼图（jigsaw）的游戏一般，随意或故意移取任何一片在地图上可以分割的土地。7从这个比喻来看，香港当日之所以成为殖民地，以及今日需要重新「回归母体」，彷佛都是两个权力大国在同一张地图上进行着色及拼图的游戏，而在游戏的过程中，「香港」不过是一块因应政治权力消长而被推移的地图碎片或空间符号，不但无权主动参予决策，而且祇被置放于一个被动的位置上。这种通过地图而来的权力运作，在《地图集》的篇章〈转易地transtopia〉中，有更精确的阐述，作者指出地图是权力易转最轻省的体现，而香港百多年殖民历史的兴替，其实便是地图在一八四二、一八六一、一八九八和一九九七这几个年份，一趟又一趟的被涂抹和改写（50）。8
《地图集》的「街道篇」，是写得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引人入胜的原因不独是由于作者大量铺演林林总总、充满神秘及传说意味的街道故事，还在于在讲述故事之余，揭示了香港被殖民化的经过。例如〈东方半人马〉一篇，溯源香港中环区街道名字的由来，指出中环区的街道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以英文命名的：「例如以第一位总督Sir Henry Pottinger命名的砵甸乍街、以早年驻军总司令Major General D’Aguilar命名的德忌笠街、以一八四零年代英国外相Lord Aberdeen命名的鸭巴甸街等（85）。」在在显示香港被殖民的痕迹，因为以殖民者的名字命名一个空间的所在，既能通过象征的符号实践了统治的权力，同时又能把这种殖民权力长久（甚至永久）地嵌入历史的档案之中，而无法消解。然而，另一方面，董启章在这个篇章之中，又指出「自上环太平山一带以西，街道却多用中国名称，如普庆坊、普仁街、永乐街等。据文献记载，在建筑方面，城市也以砵甸乍街分野，中环一面是英式楼房，上环一面则是中式屋宇。从海港眺览，必然察见双歧并存的形态(85)。」在这里，董启章展示的，是西方殖民权力与本土中国文化角力的景观，所指的「歧异并存」，并不是所谓「混杂」模式的和谐共处，而是被殖民者（the colonized）在殖民者（the colonizer）殖民化（colonization）的过程里衍生而来的文化异质，当中并没有「大同」或「同化」的美好图像，而是存在权力角逐的张力，以及挣扎求存、力图抗争的痕迹。这种文化身分的复合生与异质性，即既有殖民他者外来文化的移植，也有原有文化的承传，同时更有两者之间在互相融合、冲突或消解后得来的异种形态，最能显示香港文化的特性，而在《地图集》的另一个篇章〈诗歌舞街〉，对这个问题有更具体而深刻的探讨。
〈诗歌舞街〉一篇，详述这条街道名称的来源：根据惯常的说法，诗歌舞街的命名，来自「Sycamore」一字的音译，原指「无花果」植物，但因与中国传统「开花结果」的兴隆祝愿相违背，因而以音译取为诗歌舞街，以收歌舞升平之效云云；但董启章却对这个说法提出异议，指出英文的「Sycamore」究竟指陈哪一种树木，根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音译街名之说不可确立；相反的，他从《九龙地区口述历史研究》记述的传闻，找到了另一项较合理的解释，指出诗歌舞街附近一带，在十八世纪时原是各样本土文化的聚居地，宗庙、书斋和戏班，分别负责祭祀、教育及娱乐各项社会职能，后由一个秀才根据《诗经．毛诗序》，取名为「诗歌舞」，及至二十世纪初，这个地方没落和废弃了，曾一度沦为秦楼楚馆的集中地，后英国人开发这个地区，把街道以其音似译为Sycamore，作者认为，此乃「漠视华人传统、淡化本地文化气息的举动（135）。」在这里，「诗歌舞街」的命名，是一趟殖民化的过程，英国人给街道赋予英文的名字「Sycamore」，不但反客为主，使后代的人误以为中文的「诗歌舞街」的街道名称，源于英文翻译，同时亦把中文原名所带有的本地民间文化色彩彻底的淡化，甚至隐灭无踪。董启章从古代文献、口头历史和民间传说考据，目的是要突显他对香港街道历史殖民意识的批评，而事实上，「命名」（naming）也是一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命名者与被命名者的关系，一如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都是处于不平等的从属或附庸的模式，而街道命名的过程，也是一个治权角力和确立的程序。
作为「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地图集》以地图的阅读做基础，透视作者的历史想象，当中的历史重构有虚有实，甚至有时候看似茺诞不经的传说却更具有真实的凭据，而看似证据确凿的史料却存在疑点，但作者论述的重点，不在于「考古」一个城市的「真实」，而在于发掘、塑造一个历史阅读的角度，这个角度，为内化了的殖民意识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一个城市的身分建立，并非天然而生的，或固定不变、约定俗成的，而是经过历史悠久的塑造、文化长期的沉积，而这在塑造与沉积之间，充满了各样政治权力的角逐、文化的对抗和社会意识的周旋。董启章在他的〈多种历史〉也指出：「香港其实并不缺乏历史，相反，香港潜藏着太多种多样的历史。而这多种历史不单指英国人和中国人立场的历史，也不单指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学史这些传统的区分，而是指由不同的权力或非权力重心发展出来的历史（39）。」董启章对「历史」的思考，总是连结「权力」的机制，到底由谁来写历史？站在哪个位置上来写？写给谁看？而《地图集》便是以日常生活的对象──地图，还原它牵连权力机制的种种历史想象。
（四） 结语：本土意识VS国家论述
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同样都是作者的历史想象，同样都是在历史的物质条件上，再现香港的文化身分，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一个地域性的本土意识，后者却力图拆解单一的历史叙述；两部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对「日常生活政治」（everyday life politics）的关注，而这种着眼于日常生活细微事物的书写，正反映了两位作家在香港后过渡时期的历史转折里的政治取向，那是强调本地身分、本土文化、个人历史和日常经验的确立，这种微观的（micro-）视野，正是为了抗衡官方的（official）、宏观的（macro-）、或国族历史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 of national history）而来的。自从「九七问题」升现以后，中国大陆有不少学者前呼后涌的争相撰写香港的历史和文学史，但这些史书，不是资料不足，造成误差，便是刻意隐瞒事实，删去香港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段，9 尤有甚者，更是强行把香港的历史纳入国家的论述中，不是肆意地抨击香港的殖民状况与资本主义制度，把这个城市说成是罪恶的深渊、祗有商业经济而无文化艺术，便是轻率地把香港的成功与成就归入中国文化承传的影响或中共政权的引导。10 这些官方叙述，完全忽略了香港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同时也看不清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生活内容，以及在过去百多年殖民历史中演化而来的文化意识。从这个角度看，便可见出《飞毡》与《地图集》难能可贵的地方，正如董启章所言，香港的历史是断裂的，是在一八四一年突然从中国历史分歧出来的，缺乏直接的可溯性，然而，香港史的书写，「还有待于历史论述中跟中国建构更曲折复杂的关系，而不是让大延续史观中的单向递属关系抹去其主体面貌。我们必须批判地辨识往大叙述寻根的虚幻，转而在历史的断层上书写我们的过去（53-54）。」所谓「香港的历史是断裂的」，因为唯其断裂才可见出这个文化身分高低不平、矛盾混缠、驳杂不纯的面貌，也是因为它的断裂，才更不轻易地被融入大一统的政治意识里，而《飞毡》与《地图集》书写的，便是一个殖民城市如在这些历史的断层里，摸索并建构独立的文化身分。
注释：
（1） 香港艺术中心展览部总监何庆基在《九七博物馆》的场刊中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当殖民统治时代徐徐落幕，新政正式上场的时候，也是香港人抚今追昔的最佳时机──什么是我们想要从以往割弃的？又有什么是我们想要极力保存的？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因着回归而更丰盛？香港的文化又会不会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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