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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想象与文化身分的建构──论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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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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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和开枝散叶，当中有外来者，如来自突厥国（即波斯）的花里巴巴，有不知打从什么时候便已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如花顺水夫妇，有从本土跑到外面去、又从外面跑回来的，如花一、花二及花初三，也有在本地土生土长的一代，如花艳颜和花可久，更有从中国内地逃难来的一群，如彩姑一家等等，汇聚而成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景观，3并从而突显香港作为「移民城市」、「转口贸易港」的特性。这些形式式的人，因着各种机绿的巧合，聚在一处叫做肥土镇（即香港）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经历了各种时局的变幻、生老病死的规律，便慢慢衍出一分在血缘上或地缘上共有共享的认同和记忆。从这个角度看，《飞毡》的文化身分思考，建立于对一个特定「地域」的归属，西西对香港的历史想象，一方面从神话出发，在「虚空」、「虚妄」之中，建立「真实」和「实在」的存有，一方面从地域观念延伸，「肥土镇」既是香港的寓言，也是作者历史的缩写，演至后来，甚至成为西西个人乌托邦的寄托。
关于《飞毡》的乌托邦色彩，曾有论者提出严励的批评，例如从大陆来港的黄子平认为，《飞毡》并非沉重、斑烂的「家族史」，却是「另一类平面织物」，采用「百科全书」式的风格，罗列肥土镇上小民百姓百年的生活史，但在童话式的结构与「凡事否极泰来的语调」下，对于一些宏大的主题如国仇家恨、天灾人祸等，却每每淡淡带过，甚至刻意逃避一些敏感的历史时段。另一位香港本土的小说作者关丽珊也有类近的看法，她指出《飞毡》彻底美化了香港的时空，小说呈现的是温婉的童话乐园，她说：「剔除了战争、沦陷、宵禁、股灾、大罢工、骚乱以及百年间的学生和政治运动以后，肥土镇变成一个轻盈的城市，轻至我无法适应（99）。」综合而言，这些论者认为，《飞毡》的历史图像，带有浓重的怀旧意味与美化功能，当中的地域性身分，建基于一种纯粹和谐的关系，而这种追求同化的「乌托邦理想」，却进一步抹平了现实处境中殖民地的权力关系，淡化而成一幅没有挣扎、斗争、矛盾和冲突的美好景像。4然而，重新和重头再细读西西写的百多个章节，便会发现这些论者最大的纰漏是错误地把《飞毡》当作一部「香港历史」来阅读，混淆了「小说艺术」与「历史实录」之间的分别，正如长期从事西西研究的邱心（陈洁仪）指出，《飞毡》对香港许多政治事件如「六七暴动」、「保钓运动」、「九七问题」等刻意的「悬空」，可从三方面解释：首先，这是基于小说以素淡的「风俗画」作为笔法的要求，力图表达朴实的民生为主，而不是尖锐的政治冲突；其次，《飞毡》着力描绘肥土镇的地方色彩，有助带出「身分认同」的主题，强化一种「吾乡吾土」的感情，是超越一切政治争拗与权力斗争的；最后，对照香港的现实情况，九十年代的香港前景，渐趋明朗，「回归」成为不争的事实，是时候作出总结性的回顾，而不是对前途出路的质疑，况且，《飞毡》未尝没有表现政治带来的社会变动，但祇从侧面着笔而已。5邱心的立论很有意思，她一方面反驳了黄子平和关丽珊等人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带出了阅读《飞毡》几个重要的切入点：小说创作与再现现实的关系，以及西西如何在《飞毡》里侧写香港的社会变动，并从而归结到作者对本土文化身分的认同及其「乌托邦」境界的想望。
先前说过，《飞毡》强调「地域性」的身分，「肥土镇」作为小说寓言的所在地，实际上是一个凝聚身分认同的地方；费瑟斯通也指出，强调本土的文化身分，必包含强烈的怀旧意识，力图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历史、图腾和集体记忆，寻找失去了的美好日子（the good old days），而这种怀旧思绪，又往往建基于「神话」（myth）的重构上，在家庭或本土意识的追认上，确立「集体的身分」（collective identity）；然而，这种本土的文化身分或集体意识形成的过程，却并非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而无挣扎的，相反的，它必须面对和抗衡外在不断冲击的势力，整个过程充满各样矛盾、断裂的情状，同时也是因应这些外来的张力或内部的抗争，才进一步强化一个「地域」上集体身分的认同（105-110）。同样，《飞毡》的文化身分，建立在一个叫做「肥土镇」的地方，以及对这个地方的集体认同上；所谓「肥土镇」，研究西西的大部分海内外学者都会同意，指的就是「香港」；然而，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性，肥土镇指的是香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中的香港，这当中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小说的艺术特性，文学创作不等同政治实体，两者的关系也不能单单简化为「反映现实」的规条，因此，阅读「肥土镇」，不能把它视作历史的文献或社会政治史的教学材料，以寻求当中有关香港的历史实录。此外，「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性，也建立于西西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她以陌生化的艺术技巧，把她心目中理解的香港，化成小说世界中一个虚构的场景，并让她的小说人物活动其间。
厘定了「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特性，便可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飞毡」的历史想象。小说在开首的时候说：「打开世界地图，真要找肥土镇的话，注定徒劳」（5），这句话在文本表面的意思是因为肥土镇祇是「一粒比芝麻还小的针点子地方」，即使将地图放大，亦祇能看到巨龙国（象征中国大陆），「肥土镇就像堂堂大国大门口的一幅蹭鞋毡（5）。」然而，另一方面，西西这开首的比喻，却还包含一层「潜文本」（sub-text）的意义，那便是小说结朿时「肥土镇」的消失与不存在：
秋天来了，秋雨并不常至，但要来的话，也像夏雨，尽最大的力气，彷佛是对人间的暂别……这些雨，这些水，都浸浴着、溶汇了自障叶的花粉，渐渐地，肥土镇变得透明起来，随着花顺记的隐没，肥水街消失了……最后，整个肥土镇，完完全全不见了。摊开一幅肥土镇的地图，地图变成白纸，播放一卷录像带，却是洗刷后的灰暗和雪花。写故事的人的桌上，只剩下空白的书页（513）。
《飞毡》结局时，肥土镇因受「自障叶」神奇力量的影响，竟逐渐的隐没，以至彻底的消失了，而整部小说的内容，到了这里，却变成了祇是叙述者「我」跟一个叫做花阿眉的人说的「故事」：「你要我告诉你的，关于肥土镇的故事。我想，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花阿眉。」（513）至此，西西利用类近「后设式小说」（metafiction）的口吻，把肥土镇的故事变成「传说」，可能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也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但现实中已无肥土镇的存在了；至于花阿眉是谁？是否花氏家族的后人？与书中的主角花叶重生、花艳颜、花可久等到底有什么关系？便无从知晓了，留待读者自行的想象。
《飞毡》结局的安排，显示了「肥土镇」在小说的叙述里，是一个寓言的构想，而不是实体的存在，它既是传说中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梦想的所在地，亦即是西西的乌托邦世界。
《飞毡》的乌托邦色彩，很能说明「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性──小说第三卷的下半部，西西写「乌托邦之旅」（422-427），谈到「仿真理想的国家」，说及「桃花源」和「无何有之乡」，那是人们美丽的新世界，在那儿「过着和谐的生活，饲养山羊，栽种蔬菜和果树。他们读同样的书，吃同样的食物，互相尊敬，与大自然合而为一（427）。」西西的「乌托邦」理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见证了作者的自然观与环保意识，西西的乌托邦国度里，是一个与大自然合一融和的地方，体现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和谐与平等的境界，况且，西西不祇一趟的提及要建立一个没有环境污染的理想国，在那儿国民都有舒适的房子居住，人人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病人得到医疗，老人受到照顾，空气清新，食水清洁，法律一视同仁，能自由进出及发表不同的政见；6可以说，小说的环保意识，最能表达作者理想国的模式。第二，作者在描述乌托邦的追求时，其实已侧写了香港的「九七问题」，《飞毡》的「乌托邦之旅」，无论是「仿真理想国家」、可以浑忘外间的世代和变迁的「桃花源」，还是可以避过伤害、自顾地生活的「无何有之处」，都象征了一处可以让人逃开现实景况、赖以安身立命之所，而这种意识形态，正折射了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香港人对「九七回归」的恐惧与不安，在联合声明签署的前后，民间的报章、杂志，甚至电视媒体，都纷纷提出了许多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有些提出让香港独立，有些建议英国延长租约，而更有一些异想天开的，竟希望把「香港」搬走，在另外的一个地方重新建造「香港」；从这个背景的脉胳去看，西西的无何有之乡与乌托邦世界，并非毫无根据的，祇是她在小说虚构的基础上，隐寓了她对「九七问题」的关注和思虑，而事实上，因「九七问题」而触发的移民潮，从人类流徙的文化意义上看，何尝不也正是一群人向外寻觅乌托邦的旅程？可是，这个寻觅终究是徒劳的，因此，在第三个层面上，西西归结到「乌托邦原来就在肥土镇」，这种意识，彷佛带有经历万水千山以后回头重看自己来处的恍然大悟，任算如何风尘仆仆的寻寻觅觅，仍不及自己脚下的地方亲切；当然，西西这种透彻的体悟，一方面既来自她对现实处境的细微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源于她豁达的胸怀，所谓「乌托邦原来就在肥土镇」，浮现的是扎根于本土的文化取向。祇是，西西豁达的胸懹，仍不免带着悲情的思绪，即使肥土镇是乌托邦，但终究还是会消失的，她一再强调，没有人知道这座小岛，这块传说中飞来的土地，何时「会回到水中淹没，还是会默默地继续优悠地浮游，安定而繁荣（508）？」或许，西西也明白乌托邦是不会存在的，因此，她才安排美丽和谐的肥土镇在一切故事结束以后功成身退的隐没，而她心中香港的理想蓝图，便祇可永远以虚构的姿态和角色，存活于她的小说艺术中。
《飞毡》以童话的笔法、寓言的布局、魔幻的手法，建构一个以「地域」为中心的本土文化身分；尽管西西以地方志的形式、人物风情画的笔法，描绘肥土镇的百年变迁，处处流露纯朴的民生、善良的民情，然而，在这历史沧桑演变的过程里，这个地域的认同、文化身分的成形，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中经历了许多日常生活的挣扎、社会的浮动与政治不可预测的变量。西西在《飞毡》里写殖民地的教育，盎格鲁文（英语）、龙文（书面中文）与肥土语（广东话）之间的语言决裂，镇上民居的狭小挤拥，官僚的贪污状况，经济的危机（银行挤提，社会转型后家庭手工业的没落）等等，无不清晰的显示了这个地方不断挣扎成长的痕迹，以及西西的社会意识；祇是，西西没有采用激烈的字眼、感伤的语调来描绘这些挣扎，相反的，她故意以轻松、活泼、乐观的文字记叙，目的是要反衬小镇上这些营营役役而又乐天知命的民众，如何以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态度渡过艰难的岁月。也许，是由于西西这种以积极乐观替代怨天尤人的笔法，让不少论者轻率地误会了《飞毡》对香港历史阴暗面的漠不关注，殊不知在作者淡然处之的态度里，却处处流露机锋、处处隐现她对现实问题的批评与反讽。再者，无论世道怎样变迁，社会与经济如何转型，政治的内外冲力有什么阻挠，这个城市总有它应付的方法与适应的能力，这亦是香港百多年来经济奇迹的基础与社会民生的精神，这些都是作者刻意彰显的素质，是阅读《飞毡》时不可忽略的。
（三）《地图集》的权力论述
如果说《飞毡》的历史想象，是意在言外的寓言架构，那么，董启章的《地图集》便是以带有散文的论辩方式，企图通过对地图的阅读、考据和虚构，再现香港被殖民的经过和痕迹，从而展示地图的绘制与殖民权力的关系。相对于《飞毡》植根于本土地域的文化意识，《地图集》强调的是一个复合性的文化身分与殖民历史，内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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