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是这种建基于“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知识论基础之上所造成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相背离，使“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主将、被誉为“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35）的丁文江，最终从自由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事隔十一年之后，他率先打出所谓“新式独裁”的旗帜，为蒋廷黻的“开明专制论”呐喊助阵，从而挑起了另一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著名论战——“民主与独裁”之争。遗憾的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这两场论战之间内在的微妙关联竟未察觉。其实，一旦打通哲学思想研究与政治思想研究的门户壁垒，就不难发现，论战双方几乎均曾概莫能外地归属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知识群。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知识论基础着眼，对这两场论战加以豁然贯通的综合考察，或许将有助于开拓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

在标志“民主与独裁”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我的信仰》一文中，丁文江再次强调“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科学是没有界限的”（36），并且以此“科学”的态度对自己的一生信条作了最后的总结（两年后他即殉职离世）。他重申了自己早在1911年就立下的人生信条（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他亦予以大力阐扬），“认为真正的宗教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37）。联系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者“个人社群观”的普遍转型来看，这种“舍己为群”的人生观取向事实上已经包涵了颠覆自由主义的潜在危险。不惟如此，丁文江还进一步发挥了前期“科玄论战”时所鼓吹的“天才论”。他说：“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因为如此，所以我对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兴趣。”作为替代物，丁文江则表达了对“新式独裁”的情有独钟和倍加青睐，“我以为，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38）然而这种极其类似于孙中山“先知先觉”论调的精英政治观点，正如美国学者郭颖颐在其代表作《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中最后批判的那样，“许多现代中国的思想领袖都未能把批判态度和方法论权威、科学客观性与绝对理性、科学规律与不变的教条区别开来。……这有助于开启另一个时代，即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39）

与此秉持“建构论唯理主义”知识论所引出的“一元化”政治主张恰好相反，谨遵“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张君劢此时倒是颇为坚定地死守着自由主义的阵地不放（40）。他早先提出的“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于己，而决不能以他人之现成之人生观，作为我之人生观者也”（41）的主张，在经历了十来年的磨砺后更是大放异彩。而胡适原来对“提倡玄学即是为封建复辟鸣锣开道”的妄加预言至此得到的却是相悖的验证。作为这场论争的一支侧翼，张君劢所率领的“《再生》派”试图折衷调和丁、胡之间（42），虽然最终成效甚微，但其根据“进化论理性主义”而延伸发明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仍具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色彩（43），在很大程度上也再度证实了哈耶克仅就西方语境所作出的论断。

行文至此，需要加以澄清说明的是，笔者并无意贬损科学理性的作用与地位反过来为唯意志论叫好，更不是听从了后现代主义指责理性是“另一种形式的疯颠”的教唆。姑且不论我们目前所处现状尚不容许拒斥甚或解构“理性主义”，即使是在工具理性片面发展以至渐呈朽象丛生之势的西方国家，理性主义也仍然是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指导思想，诚如恩格斯曾经热情讴歌的那样，“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44）正因为这样，哈耶克也并非根本藐视贬斥理性，他所反对的只是“理性主义”的万能论和建基于其上的对理性不及的因素与人之必然的无知的否认取向。他为此还曾专门作过申辩，以下不妨引述这段充满了理性与智慧的文字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如果有必要对理性之用途寻求确当的限度，那么发现这些限度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且极为棘手的运用理性的工作。……如果说我们在这里的侧重点始终在于理性的限度方面，那么我们的意思就一定不是说理性根本不具有任何重要的建设性使命。毋庸置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秉赋。我们的论辩只是旨在表明理性并非万能，而且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却有可能摧毁理性。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45）

注释：

（1）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见《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书局，1923年。

（2）《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410页。

（4）（19）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67页。

（5）（11）参见《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启蒙运动”条目。

（6）（7）（8）（9）（10）（12）（13）（14）（17）（18）（31）（32）（33）（41）张君劢、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重版，139页、142页、141页、38页、226页、54—57页、24页、12页、141页、141页、197页、204页、196页、39页。

（15）（26）（39）［美］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7页、172页、172页。

（16）参见《美国哲学百科全书》1979年版；另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持类似见解，认为“任何形而上学的或心理学的体系只要认为意志比理智起更重要的作用，就可归结为唯意志论”。参见高瑞泉著：《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203页。

（20）在伏格林（Eric Voegelin）那里，这种思想倾向也被称为“灵知主义”（Gnosticism又音译为“诺斯替主义”），它“视理性为知识的独立来源，以悟性代替感官知觉，相信理性本身就具有可以发现世界普遍规律的固有力量”。参见刘军宁著《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页。

（21）必须指出，无论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还是哈耶克的“必然无知”，其涵义均极为复杂，远非只是意指一般意义上的那种缺乏知识的状态，而更多的是指一种对人类心智活动的不可绝对解释性。

（22）虽然由于玄学派带有浓厚的唯意志论色彩，与“进化论理性主义”在本体论问题上可谓迥然有别；但二者在知识论上却不乏诸多相通之处，都侧重强调了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笔者将“进化论理性主义”视为玄学派的知识论基础。

（23）（2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20页、28页。

（24）Stephen Kresge在《哈耶克与他的世纪——〈哈耶克论哈耶克〉导论》中明确点明了这一点，转引自邓正来著：《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之附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82页。

（25）值得一提的是，受哈耶克的影响，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宗师殷海光晚年开始了对“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反省，其弟子林毓生则基本实现了自由主义知识论基础的转换。参见肖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我转换——以殷海光思想的演变为例》，载于《开放时代》1998年第4期。

（27）无独有偶，托克维尔也早已有与此异曲同工之观感。在挖掘法国大革命中出现“多数暴政”的思想根源时，他惊奇地发现，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启蒙理性主义难辞其咎：“有人说，18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这种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参见其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259页—260页。

（29）哈耶克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15页。

（30）Hayek,“The Economy, Science, and Politics”,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Routledge ＆ KeganPaul,1967,p.265.转引自《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123页。

（34）参见段治文《中国近代唯科学主义思潮新论》，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段文对唯科学主义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的成因剖析，尤为精彩。

（35）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转引自胡适著：《丁文江传》之附录，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171页。

（36）（37）（38）《独立评论》，第100号，1934年。

（40）从文化思想上来分野，张君劢毫无疑问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但就政治思想而言，又不能不将他归于自由主义营垒。这种貌似混乱的角色归属问题，同样也发生在哈耶克与丹尼尔?贝尔等人身上，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历代传人亦皆如是。其实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不仅强调业已确立的传统的价值，而且也反对个人理性能充分证明和指导人类事务，二者并不矛盾，真正的保守主义其实质也就是自由主义。关于这两种思潮的渊源关系，刘军宁先生在《保守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一书中论辨甚详。

（42）与科玄论战类似，“民主与独裁”之争亦是好友间的同室操戈和切磋琢磨。胡适在科玄论战中曾助丁文江一臂之力，由此壮大了科学派的声威；但在国难当头、如何方能纾危解困这一新的时代课题上，昔日并肩作战的盟友分开了。然而二人却也并非绝无暗通款曲之处，美国学者格里德就曾锐眼指出：“胡适要求建立一种‘超党政治’的主张，以及他对目标必须要有一致性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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