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曾断言: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这同样适用于中国。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确定和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加强,社会生活多年来的迟滞局面被打破了,国内文坛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文学创作盛况空前,与之相应,文学批评也极为活跃,凸显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再加上林林总总、光怪陆离的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模式被大量介绍、引进,这一切引发了学界对传统文学理念、文学理论研究范式、文学批评意识、思维方式及文学批评的传统学科定位等问题的深入反思,这给文学批评活动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迅速提上了日程,引起了学界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将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学批评学,致力于梳理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脉络,总结当代文学批评的经验和教训,探究文学批评活动的特殊性质和规律,尤其是对一系列曾被奉若圭臬而在新时期受到质疑的传统批评命题进行了重新审视、辨析,力求去伪存真,熔铸新机,建构科学、辩证、严密、深透的批评理论体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审视这些学科建设的努力,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促进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本文拟通过对《文学批评学》(修订本)一书(李国华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此书系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教委重点教材)的个案分析谈谈自己对文学批评学科建设的一得之见。李国华教授长期在高校执教,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1989年春他受当时形势的感召开始在河北大学中文系为高年级学生开设“文学批评学”选修课,敏锐地将研究视线转向了文学批评学,对文学批评活动进行了长期孜孜不倦的深入钻研。其《文学批评学》就是多年深入思考、潜心研究,厚积薄发的成果。众所周知,在80年代以前,文学批评研究在国内一直处于自发、迟滞的状态中。缺乏自觉的学科意识,批评和理论长期被视为文学创作和社会政治文化的附庸,当然也就谈不上大规模的、自觉的学科建设,甚至没有出版过一部关于“文学批评学”’的教材、专著。

直到改革开放后,学界才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于是1988年3月在武汉举行了“首届文学批评学研讨会”,会上许多学者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结果“基本赞同创立文学批评学的构想”。随之,出现了一批尝试建构文学批评学体系的专著和教材,如唐正序所著《文学批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晋所著《文学的批评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王先霈、范明华所著《文学评论教程》(四川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黄展人主编的《文艺批评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潘凯雄等人所著《文学批评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荣翼所著《文学批评学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李国华教授虽在文学批评学教学和研究方面起步甚早,但其《文学批评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的出版却如他所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想,个中原因可能是李先生一贯严谨、认真,对其所研究的命题不愿轻易下结论,非经反复颠扑确信其说经得住推敲不可。这对于当前学界学风浮躁,学理疲软,许多青年后学信口雌黄、急功近利的“时尚’不啻是一种鞭策。即使不论《文学批评学》的成就,单是这种治学精神其意义就极为重大。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重建学术人格,倡导净化学术空气。特别是南京大学十多位中青年学者联名呼吁“以德治学”,旨在抵制学术腐败,倡导优良学风。在这方面李国华教授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作为传统治学精神的一位积极、执着的实践者,他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这种说法的范例。由于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我曾多次拜读李国华教授的《文学批评学》一书,叹服于其厚重扎实,该书所体现出的这种治学精神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认为在当前市场大潮奔涌,文学批评鱼龙混杂,文学批评学学科建设方兴未艾的文化语境中提倡这种治学精神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文学批评学建设的一个非常内在的、不可须臾忽略的方面。否则,文学批评学的学理性、科学性又何尝不是一句空话。正是由于《文学批评学》一书是反复颠扑的结晶,该书在文学批评学体系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我看来,它为当前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许多启示。

第一,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

任何一门科学的成熟、发展固然有多方面的条件,但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无疑是其灵魂,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李国华教授曾多次呼吁重视文学批评学的学科独立性,坚决反对学界流行的将文学批评学与文学理论混同,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学视作文学理论附庸的陈见。《文学批评学》一书自始至终鲜明地表现出了这种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该书主张作为文艺学三大分支学科之一的文学批评,其一端联接着文学理论,另一端联接着文学实践,在整个文艺学系统中“占有特殊位置”,断不可与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混为一谈。该书强调指出:“文学批评学的研究对象并非一般的文学活动,而是作为文学活动组成部分的文学批评活动系统”,从而明确地将从研究对象上将文学批评学与文学理论区别了开来。书中列专章集中分析了文学批评特殊的内在机制,力求把握文学批评的特殊本质,通过对文学批评特殊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特殊的思维方式、特殊的主客体关系、特殊的精神生产本质的深入阐析,得出了“文学批评是把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融为一体的艺术性科学”的结论。在文学批评功能问题上,该书也一反传统的“工具”说、“判断”说、“阐释”说等,主张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系统中的“自我批评”,其功能主要是对文学活动系统中各种关系进行自我调节,以促进整个系统正常协调地运转。书中还以两章篇幅深入探析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揭示文学批评的发展规律。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对文学批评自身特殊性的强调就像一条红线贯穿全书始终。这种思路对追求对于当前文学批评学学科建设乃是一种积极的启示。如果沿着李国华教授的这种思路走下去,在文学批评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中突出这种追求,无疑将会极大地促进我国今后的文学批评研究。

第二,冷静、平和、公允的学术研究态度和开放的学术胸怀。

李国华教授颇具传统学者的朴学之风。其《文学批评学》一书视野开阔,广取博收,每一立论都是在对以往关于相关命题的各种传统见解、学说的认真梳理和辨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其论析也精,其观点也信。整部书宛如经过反复浓缩的奶酪一样给人厚重、质实之感。如“标准论”一编即认真梳理了从孔子到毛泽东,从柏拉图到西方现代主义等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关于文学批评标准的种种说法,在反复推断剖析的基础上将文学批评标准的基本特性归结为“审美性和功利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统一”、“普遍性与具体性的统一”。因此通观全书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冷静、平和、客观、公允的学术研究态度。这种学术研究态度对于刚刚迈入新世纪,急于克服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混乱、喧嚣、偏激、自失的积弊,反躬自省,以求全面深入地总结自身的文学批评学科建设来说尤显可贵。正如狄其骢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80年代的文学批评由于沉醉在突破传统和标新立异的亢奋中,混乱就是新秩序,问题就是新进展,一切都被亢奋的激情所遮蔽、所美化。

当亢奋消失的90年代来临,文学批评突然困顿和迷惘起来”,基于这种困厄,李国华教授的《文学批评学》一书力图在“新时期文学批评大发展的无序中寻求批评的秩序,在流派林立的批评实践中探索共同的基本原则,对文学批评发展中所提出的新问题做理论上的调整和处理”(狄其骢语)。建设性的学术研究、寻找秩序的艰难建构当然不能凭借偏激奇谈、耸人怪论达成,不能靠哗众取宠实现,只有靠坚持真理、抱诚守真的纯学术态度、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去完就。该书并没有为树立一家之言而打倒一片,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广泛吸纳了古往今来关于文学批评的一切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既不盲目趋新,狂热追潮,也不一味守旧,固步自封,而是兼容并包,冷静辨析,有所汲取,有所拒斥,有所继承,有所批判,从而使其结论建基在无比博大深沉的学术历史积淀的地层中,表现出了应有的开放的学术气度。这种气度和胸怀对于从门户林立、互相拒斥走向多元互补、对话整合的当代文艺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值得大力倡导的。

第三,强烈的务实精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必须能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站在现实和实践的潮头因势利导指引实践,必须有益于实践,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文学批评学由于其鲜明的当代性气质,尤应注重理论应用的实践性,李国华教授的《文学批评学》一书表现出了自觉、强烈的务实精神。在该书绪论中李国华教授明确宣称:文学批评学“基本上是一门实践性的‘应用理论’”,“如果把文学批评称作应用技术,文学批评学就是它的应用理论了,文学理论则是它的基础理论。”尤其是在国内文学批评学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文学批评实践技能作为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人才素质养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亟待加强的情况下,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更应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突出技能培养。

一方面固然要系统地阐述文学批评学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将批评技能培养落到实处,增强可操作性,切实做到使学生能将所学理论与批评实践、评论写作有机结合,将理论学养转化为能力,内化为素质。而国内90年代出版的文学批评学教材、专著大多过于偏重知识灌输、理论阐析,而对批评技能、写作技法的训练培养明显不足,理论与实践相对脱节。这样一来,文学批评学的教学目标就往往难以实现,培养学生分析文艺现象,撰写文学评论文章的能力也就往往会成为一句空话。针对这种情况,李国华教授在该书的写作和修改中“力求使本书更加科学化,更加符合教学要求”,书中专设一编“写作论”,详细阐述“文学批评的写作程序’、“文学批评的写作原理”、“文学批评家的修养”,努力做到学以致用。这种思路完全符合当前素质教育的大趋势,对于我国今后文学批评学学科建设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