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概念在文学界由波德莱尔1863年在《恶之花》中用非定义化方式予以率先阐释，至今已有百余年。但在中国文学研究界成为热点问题却已是20世纪末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几乎是同时登陆中国理论界，给文学研究界带来极大的兴奋与冲击。一贯对先锋性与前沿性话语极为敏感的文学研究，对现代性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时间现代性已成为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上空最耀眼的意义星辉，也是其最深处的梦想甚至是终极关怀，众多的论著都将现代性看作一个可以将文学研究推向崭新和完美的意义空间的所在，现代性似乎是一个具有绝对理念色彩的范畴，也可以说似乎是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现代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知识时尚化”倾向，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似乎正成为可随意调用对接的流行话语，不管有价值与否，不管有无重要或直接关涉，言必称“现代性”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研究者争相运用“现代”、“现代性”等作为转型期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话语，有时难以顾及是否真正能把握现代性内质、在何种层面言说现代性、现代性之于文学之意义的明晰表述等，当然上述情况固然与现代性本身黑箱式特性给理论操作和意义表征造成困难有关，但与研究者一味追新逐异，不明就里便草率发表见解，有时甚至是模仿与挪用不无关系。关于文学的现代性的研究文章可谓铺天盖地，但真正有深度和有创新的成果却为数很少。从现有的论著看，由于对现代性这一问题本身研究不深不透，对它的内在意蕴和特质缺乏准确的把握，故当用它来研究文学现象时存在很多问题，对现代性的盲目推崇和误读误置以及僵化套用等现象并不少见。同时，由于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及其局限性认识不够，因此将它用于建构文学史框架时许多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意义得不到应有的阐释，造成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困境。

一

现代性本身无疑是人类关于理性、自由和进步的宏大叙事，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意义重大而深远。正因为如此，学界也将创新与超越的理想投注于现代性之上，没有了现代性似乎就要失去未来的指向。许多新的对重估与转型的思考与阐释都被置于现代性的框架或视野下，似乎现代性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本身的确将目标指向未来，蕴涵着自我否定的因素，标举更新变迁进取，但它依然有一些大致的界限或者说存在着它的范围和视野之外的东西。虽然说现代性的确难以把握和定义，但对其作泛化理解和运用也势必产生范畴所指的空洞化以及误读和误置，理论与文本的生硬对接及对现代性的僵化套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就笔者读到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一个较为共性的问题或错误理解，就是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和规定性没有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尽管现代性是开放性的和富于变化的，有的学者甚至将之称为“流动的现代性”（鲍曼语），但现代性还存在一个根本特征或深层结构，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称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也是现代性遭到后现代性最猛烈攻讦的地方，是后现代解中心化和“向总体性开战”的目标所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二元对立或逻各斯中心的特征，就没有现代或现代性。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主张下，学人们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与重写文学史的命题的提出激动不已，并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与“对二元对立的模式进行解构”之类的后现代式话语实行对接，还有的研究者将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寄寓在现代性的研究范式的确立上，希望以此来超越现代文学研究中理性与非理性、启蒙与救亡等僵硬对峙的思维模式和话语表达方式。殊不知二元论恰恰是现代性范畴的属性和特质，用现代性范式来克服二元对立思维，这恰恰是对现代性本质特征和理论前提认识不清的表现。虽然说从哲学发展脉络这一学理角度讲，不乏有论者将后现代性也视为现代性的一种，即“一种新的现代性”，但在目前世界尤其是中国的文化语境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还是被分离开的，并且还是各具特质，各有彼此鲜明的理论标识，河水与井水般分明。不可否认上述命题有着为文学转型寻求出路的良好愿望，研究者渴望创新的初衷亦无可厚非，但由于对现代性的有限性缺乏认识，不免找错了创新的路径以致陷入了“现代迷误”（海德格尔语），出现的常识性话语错误让人没法无视。

一些研究性文章亦存在将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理论混同的现象，如将后现代阵营中十分犀利的分支理论之一的后殖民主义也纳入现代理论的大框架和大的范畴内，将用“民族国家”理论来批判和否定鲁迅改造国民性贡献的批评实践，置于“重估现代性”的论题之下并划入现代性范围给予评断。现代性的内核无疑是以西方为楷模的普世主义精神，它将西方文化视为“普世文明”和普遍的价值标准。而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强调国家、种族甚至阶级，旨在揭露和抵抗“西方文化霸权”的理论，从归属上看无疑属于后殖民批判理论，而后殖民理论挑战的恰好是发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这不能不说是研究者头脑中的理论误置。

由于对现代性理论的过分热衷和执著，有些研究者往往简单地将与现代性范畴相关的西方理论与一些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生硬对接，强行做出并不合理的价值判断，从而给作品作单一化结论，有时不惜以损害作品固有的珍贵意义为代价。如对鲁迅后 期杂文，用在当下西方乃至中国甚为流行的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的理论，进行有偏猛之嫌的生硬批判，不顾鲁迅文本所具有的复杂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以及文章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文化批判价值与寓意，生硬指正鲁迅的杂文，无视甚至戕害了言论自由，这种只执一端，不计其余的批评，从理论出发，以理论生硬地设定文本的意义，无疑是文学批评的僭妄，亦是文学研究的败笔。

对现代性的过热追逐和理解上的浅尝辄止，使有的研究试图将一切文学现象都塞挤入现代性之列，仿佛现代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比如近代的各种通俗文学作品、旧体诗等，应该说不能完全否认上述文学现象无一丝现代性特征，但总的来说，牵强大于必需，这样做也缺乏价值与意义，将之称作对审美现代性的误读误用也许并不为过。

二

伴随现代文明的势不可挡，现代性穿越着时空在全球广泛传播，其自身所具有的反思与批判特征在人类文明演进中依然显示着存在的意义。然而现代性并非完美无缺，它的过分自负与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必须给予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否则势必造成文学研究的自我困境。套用一位古希腊哲人所言，面对现代性，我们不要在眺望其星辉时却忘记了脚下的陷阱。

统而言之，现代性在深层结构所具有的自负与局限主要表现为，它将西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看作唯一优越的所在，甚至是“阐释历史之终极目的的基准”。正如西方学者鲍曼所指出的:“各种互相竞争着的现代性理论，总是与一种历史理论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上，它们的立场是共同的:都把在西方世界的各个领域中发展起来的生活形式，看作在二元对立中‘直接出现的’、‘无特征的’一方，世界的其他地方和其他的历史时代相对而言则成为有问题的、‘特殊的’一方，后者之所以能够被理解，不过是因为它们不同于被认为是常态的西方模式。这里，差异首先被认为是一系列的缺乏——缺乏作为进入最先进时代的必不可少的那些特征。” ① 对现代性的此种傲慢与自我中心特征（有时是无意识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从另一角度也做了直截了当的批判:“有这样一种西方白人男性，他们以为自己所特有的那种版本的人性应该应用于每一个其他人，……这当然是若干兜售普遍性观念的主要方式中的一种，在这方面后现代对它的拒绝是完全正确的” ② 。不难看出，以二元论为底蕴和深层逻辑依据的现代性无疑有着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特征，其二元化的价值判断中有着鲜明的等级化思维取向。自我优越演化为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灾难和即将到来的恶果使哲人们对现代性产生了无尽的忧思，并对其充满了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鲍曼对其批判道:“精神方面的疾病和神经疾病的更趋频繁是现代性的代价，文明播种了反对自己的种子，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造成永恒的（潜在或公开的）冲突” ③ 。特里·伊格尔顿亦激愤地指责说:“无疑，在人自己的文化偏见应该统治全球这个糟糕的意义上说，普遍人性的观念，是历史已经提供了的践踏他者之他性的最粗暴的方法之一。它已经在一种有害的，有时是纳粹灭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扮演了一种中心角色，因此，对它的惊惶失措的后现代反应是一种可以原谅的错误。” ④ 以二元论作为深层基础导致的等级化价值判断所产生的弊害必须有清楚地认识，所谓“善恶对立寓言”（法侬语）正是现代性的自负与自大性支配下产生的话语模式（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启蒙与救亡”就是出自这种“善恶对立寓言”的结构模式，这种启蒙/救亡二元对立框架给文学史研究带来过极大的启示性，但所造成的局限也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意识到，对超越之路的探索也势在必行）。由于现代性的自负和自我优越感，使其不免产生自我膨胀和异化现象，对此，许多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在检省与批判，力图为现代性的发展纠偏。

如果对现代性在世界文明中为何有如此雄厚和长久的优越感进行追问的话，那么其中的一个重要性的前提和支撑，不能不说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西方强大的物质文明支撑了现代性自信与自负。对此，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有着自己独到的分析。他认为，文化与权力总是相伴而行的，其中权力又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主要指经济和军事力量，“软权力”主要指文化与意识形态。正如他论述的那样:“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然而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 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 ⑤ 亨廷顿的分析显然是从现实性的层面出发，有很强的政治分析色彩，但总的看来还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批判力，因为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并不能出离尘世，现代性无论如何不能排除政治的内蕴。这也许是中国文学研究者所不愿或不屑触及的，但这毕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对现代性认识的越多越全面一些，我们就会越少一些制约与束缚，在研究自己的问题时就会有更多的思考与选择的自由。

为现代性祛魅并不意味着反对现代性，绝对拒斥现代性。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无论是世俗层面还是审美层面，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现代性还远未发育成熟，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亦远不够细致深入，要做的工作无疑堪称庞大的工程，需要一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

对中国文学进行现代性的建构的意义自不待言，但需作强调的是现代性是建构中国文学新框架新视野的一个极重要的价值尺度，但却不能独自担当价值与意义的评判者，即不能成为唯一的文学“立法者”。尽管现代性具有无限的向未来开放的特性，也不乏自我反思与超越的维度，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计划，但它毕竟有它的局限，有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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