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度，有它的未尽之处。对此有西方学者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文明中”，它“不过是一块薄板”，“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存在于它‘之下’” ⑥ 。全球的大文化圈存在着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中国作为全球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有着丰富复杂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如果仅执单一的现代性价值尺度，那么很多在文学史上有文化意义、有独创性、有艺术魅力的作家作品似乎都会背上反现代性的价值判定。仅以周作人与沈从文为例。作为文学史的经典作家，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即在文本表现出面对现代性时的矛盾甚至是抵制心理。以往的研究中，不乏研究者将以周、沈二人所代表的对传统生活方式及乡村田园文化的反顾与留恋、对都市文明与近现代商业文化的拒斥的倾向，指认为审美层面上的现代性或从美学的角度对现代化的批判。我认为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本质的误解。从文本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喧嚣甚至粗糙的现代都市文化与生活方式及虚伪的人性表示了明确反感与格格不入，对近现代商业化因素侵害和冲击古老的民间艺术的苦心与焦虑的无法释怀。从表象来看，他们的确对现代文明的负面性表现有所呈示和批判，但从本质上看，他们的批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现代性。真正意义上的审美现代性，它一方面是批判现代性的（主要针对现代文明与科技理性对人的压抑与操纵），但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元点仍是落在现代二字上，它并不是从根本上抛弃现代立场，即它是在现代性之内反现代性，而不是要回归前现代性与传统。这也正是现代性的建设性精神本质的体现。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 ⑦ 且不管现代性有多少内在的悖论性结构，它与传统的、前现代的对立都是无庸置疑的。回过头来再看周作人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出发点，沈从文秉持的是鲜明的“乡下人的视角”，他文本中的“希腊小庙”的人性理想亦是以古典的前现代人性模式为内核的（且不说这种建基于前现代的人性理想笼罩着多少因长久远离故乡湘西而产生的幻美）。周作人所沉湎的“安适而丰腴”的生活方式的理想，其中有着浓郁的古典情怀与怀旧情调，尽管文本中也传达了面对当时文化转型时周本人的矛盾心态，但透过矛盾的内心还是能看到他对前现代文化与生活方面的青睐与怀想，而难以向现代性生活方式迈出自己的脚步。周、沈二人文本的思想意蕴如果仅用现代性框架来阐释，那无疑只会遭到贬抑的甚至是全盘否定性的评价。因为他们所沉湎和向往的是传统东方社会的前现代式生活方式和田园文明，但用现代的价值目光来对其所向往的文明理想的本质进行评判则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⑧ 。这是从精神层面上以现代性尺度来衡量他们所钟情的田园文明所会得出的结论。另外从美学取向上看，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对立还表现在，现代性反对那种和谐严整的古典美与古典文化，反对稳定而宁静的传统情调。由是推之，许多类似的文学文本都会得不到有效的阐释，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也会受到极大削弱，其在文学史上的应有贡献与地位也会得不到确立。文学文本的丰富性远胜于理论的概括力和包容性，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很显然，中国文学研究不能仅仅框定在现代性视域内。当下中国文化呈现着三元结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冲突与碰撞，在这一重大的文化历史语境和社会时空中，如何实现三元的有机整合和建构，这是文学研究面对的最沉重和最艰巨的问题和困难所在。如果只抓住现代性，而不顾传统复杂性，无视后现代的消解质疑性，那么势必会出现偏颇和遗漏，或衍生出单一性话语霸权。
现代性之于文学的意义是巨大的，它可能是任何思潮所无法比拟的。但我们更要铭记，现代性并不只有一种，现代性亦不应只是模仿的，不应只标举西方版的现代性，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人们不应只谈论一种现代性，一种现代化方式或模式，一个统一的现代性概念——它内在的是普遍主义的，并预设独立于时间与地理坐标的普遍一致标准” ⑨ 。的确，现代性不受时间与地域的局限与框定。如果说它有普遍一致的标准的话，那么，“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只是又一个用来表述更新与革新相结合这种观念的词” ⑩ 。对于现代性，我们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既有，我们完全有创造自己的现代性的自由。在对中国复杂文化结构进行全面思考与整合的基础上，建构一个适合中国文化现实的现代性，显然是中国一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大势所趋的责任与使命。
注释
①③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②④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2页，第59页。
⑤⑥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第44页。
⑦⑨⑩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60页，第16-1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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