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实践·对话·综合·创新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更是催生真理的唯一源泉。实践出新知。实践出新论。文学研究只有面对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回答当今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中所存在的问题，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出新。任何时代的理论创新，都是对所属时代的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是对古希腊的文学现象的理论叙述。18世纪的德国的古典美学，是对当时的精神产品的哲学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是对巴尔扎克等作家作品进行理论提升的产物。列宁的文艺思想是对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进行理论评述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是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产物。一种学理观念的产生、演变和深化，都是与一定时代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如文艺生态学的勃兴，显然是由于自然生态的恶化引发的。人们对向自然界进行“杀鸡取卵”式的索取和“竭泽而渔”式的发掘，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从拯救自然和拯救人类的高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和文学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再如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强化和泛化，显然是与信息视像时代的来临和电子媒介革命密切相关的。可见，学术领域的扩界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上总是与时代的演变同步的。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为了继往开来，必需关注西方文论本土化实践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实践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关注马列文论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整合与创新。

正确地开展学术对话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机制和有效途径。学术对话应当具有世界视野、民族情结和当代意识。要强化和深化古今中外学术的互释与融通。学术对话和学术交流，可以集中学者的集体智慧，取长补短，是实现学理上优化组合的最佳平台。既然真理是全面，真理是深度，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关系，既然真理是开放的、多元的、流动的、相对的，那么，追求真理的人们理应像真理一样的谦虚和淳朴。然而，真正做到平等的友好 的学术对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进行正常的有效的学术对话，需要学者风度，需要使用学术语言，遵从必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需要对话者的诚挚的愿望和人格的境界。事实上，不论是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还是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都具有相对的和有限的合理性。不管是什么样的文论的学理和观念都是在整体的学术框架中自己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具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任何一种真理，如果超出了自己的合理界限和适用范围，推至极端，上升为涵盖一切、主宰一切的文艺观念，都可能会走向荒谬。时代呼唤着出现百科全书式的智者和哲人。事实上，学者们总会有专攻，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把文学的系统本质的某一方面和层次的真理不断推向前进，但每个研究主体由于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的局限，不可能包打天下，成为主宰一切学理的上帝。我们应当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容纳百川，吸取精华，努力探寻各种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树立追求和服从真理的平等的对话精神。

新世纪文论的发展趋势是既一体化，又多极化;既有趋同性，又有异质性;既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全球性、人类性和世界性，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当代的文艺理论建构，既需要微观的分析研究，又需要宏观的综合研究。对文艺理论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古今中外，特别是20世纪以来，提供了可供综合研究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分析思维取胜的20世纪，对文艺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广泛而精深的认识和开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对文艺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如果说20世纪是侧重于分析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则可能是、或必然是一个走向新的综合的时代。综合伴随着创新。人类思想史上，出现过几次学术理论思想的大综合和大创新，如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再如德国的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当时的学术大师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领域和方面，汇总和提升人类思想的精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紧接着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有益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继承实现一次人类划时代的大综合与大创新。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事实表明，只有大综合才能有总体性和全局性的大创新。

对各种文论学理系统进行综合研究时，应当特别强调和倡导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应当立足于社会历史实践、人的实践、审美创造和文学创作的实践中理解和阐释各种文论学理系统及其相互关系。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都属于精神实践，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实践。文艺观念是从文艺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历史、社会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使人获得相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逐步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缺欠，即躲避和逃逸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是一种精神活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仅仅 转移和停留于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从根本上变革现实的目的。这虽然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绝对不能从根本上达到解构、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以真正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都带有假定的、空幻的和浪漫的乌托邦性质。因此，我们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只有实践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正是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涵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具有根本原创性的总观念。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②《自我批评文集》，台湾远流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页。

⑤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⑦同上书，第121页。

⑧参见《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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